亲历晚清45年-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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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达吉恩医生不了解，转求于艾约瑟（）博士；艾约瑟同样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于是请教于我。幸运的是，我正好有精确的事实及数据满足了这位侯爵的要求。这使他非常高兴。 这位侯爵有好几个儿女，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很高兴有外国人前去拜访他们，所以理查德夫人和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很熟了。后来，因为最小的那个男孩还没有结束学业，就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邀请理查德夫人给他上英语课。两广总督的孙子也跟着听了一段时间的课。 当我把为中国做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作为礼物送给侯爵时，得到了他热情洋溢的赞许。他督促我在高级官员中散发，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教育。因为他自己在总理衙门只是个中下级官员，他觉得他关于采用西方教育制度的倡议会使总理衙门的高官们怀疑他太容易受外国人的影响了，因此他不敢独自张罗此事。 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还没来得及把在西方获得的宝贵信息和人生经验付诸实践。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访大喇嘛
9 拜访大喇嘛 那时，北京有一个东方研究会，经常有关于远东的论文在会上宣读。日本公使塩田（）先生是研究会的主席。我被邀请宣读论文《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为了准备这篇论文，我从中国史籍中翻译了一些佛教占支配地位时的各个时期的纪录材料。这次研讨会在英国公使馆举行，当时的公使是华尔生（）先生。各个公使馆的大部分代表都出席了。 因为急需得到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资料，我拜访了在北京的首席喇嘛。他住在雍和宫。雍和宫曾经是一个亲王的家庙，其中有数百名喇嘛，以西藏和蒙古人居多。1880年，一个朋友曾带我去雍和宫参观过。在中国那么多年，那一次在雍和宫大门口所遭遇的粗暴无礼和羞辱是在其他地方所从未遇到过的。我发誓不再给喇嘛们任何机会再一次侮辱我。 作为前期准备，我先给首席喇嘛送去了一张名片，请求登门拜访，并根据中国礼俗，送上一个电子钟作为礼物。这件小礼物的效果好极了，因为它极大地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手下的侍者没有一个人能够制造。他回送了自己的名片，请我第二天十一点前去。 我带了夏洛克先生同去。他是一位新来的浸礼会传教士。当我们到那儿时，从喇嘛们的举止里一点也看不出粗鲁的迹象，相反，大约有十二名喇嘛在大门口排成队列，迎候我们到来。我们被领着径直到了首席喇嘛的住处。我们发现桌子上已摆满了点心，用以招待我们。那个电子钟，被他视为奇迹之物，成为我们源源不绝的谈资。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我把它固定在首席喇嘛的床边，电池却放在邻院他的仆人的房间里。我告诉仆人等钟响了以后再过去，然后就回了喇嘛的房间，按动了按钮。那个仆人立即跑着穿过院子，非常兴奋的喊：“它响了！它响了！”这使得首席喇嘛高兴非常。 接下来，谈到了宗教问题。我问喇嘛，喇嘛教是在繁荣昌盛呢，还是正在衰落。他的回答是，毫无疑问，喇嘛教正在衰落。 “对您来说，这是不是一个令人丧气的前景？”我问。 “不！”他的回答是我吃惊不小：“就像海潮，涨落有时。宗教也有自己的潮流。现在喇嘛教正处在低潮，它的高潮会再一次来临的”。 谈到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时，他显得在政治领域比在宗教领域更地道。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尽管这所寺庙里每天都在举行宗教仪式，但他在北京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一个政治代理人，而不是一个宗教教师。 10 拜访寺院方丈 在每个省的首府，中国政府都任命一个高级僧侣担任首席方丈，掌管一省的佛教事务。在北京也有一个同样的佛教总管，但中国政府不让他控制各省的首席方丈，以免他权力过大。 1888年，我拜访了北京佛教界的首席方丈。他是一个慈善的老人，六十岁左右，举止祥和，智慧不凡。 他问：“是谁派你来到中国的？你们的统治者吗？” “不是！”我回答：“只有感到是上帝差遣我的时候，我才到中国来”。 他立即抓住了问题所在，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宗教问题：“你怎样知道上帝的愿望是什么？” 他的谈话使我明白，当我们外国人仅仅依据普通和尚的智力来评判佛教徒的时候，就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一种宗教，一种赢得了中国最伟大的心灵的信奉的宗教，是不可以等闲置之的。只是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之后，我才发现，佛教（不是由乔达摩建立的原始佛教，而是指从基督时代开始的佛教）在其高度发展中实际上包涵了基督教的一些主要教条，只是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佛教徒将佛教的老教条和新义理混淆在一起，致使两个教派之间的区别模糊不清，尽管他们自己承认存在着教义上的矛盾。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应邀赴山东工作
11 应邀赴山东工作 1888年春，我去了趟日本，考察那儿的传教方式。却发现，我向浸礼会委员会急切建议的教育工作在日本实施得非常成功。在回来的路上，我得到消息，尽管浸礼会对我在官员和文人学士之间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许，但他们并不同意我建立任何学院，因为他们认为，英国教会不会准许把传教基金派在这个用场。计划遭到否决，我开始考虑离开浸礼会。听到我可能离开浸礼会的消息后，仲斯先生立即给我发电报，说他立即到北京来，在他到达之前我不要对自己的去留做任何决定。我们见面后，他请求我和他一起回山东工作。经不起他再三恳请，九月份我同他一起踏上了回山东的旅途，打算同那儿的朋友们商量一下。 在山东，我同所有教友见了面，直截了当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说如果我回山东工作，我将在济南建立一所教会学院，需要教友们的大力支持，到时候他们应当接受我的管理。像在山西时一样，我向同事们声明，我不想限制他们的自由，也不希望我的自由被他们限制。众所周知，在国内，两个牧师在一起工作是很困难的；而在国外传教时，一个传教区的十多个人在一个牧师职位上工作则绝对是行不通的。必须进行工作分工，每个传教士都应当是自由的，为他自己领域的工作负责。回到北京后，我继续撰写自己的书《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 12 在山东染上热病，胳膊麻痹 1889年5月，我转到天津，6月份，又回到了山东。那一年，山东又发生了一次饥荒。此前教会筹集了一大笔救济金，鉴于我在赈灾方面的长期工作经验，我被邀请在济南附近州县协助赈灾。通常情况下，饥荒总是伴随着热病，患病的人往往成千上万，并且死亡的比例很高。这一次我被传染了，并且病得不轻。科特曼（）医生——他是美国长老会在济南的传教士——担心，如果我继续留在济南，会挺不住，因而他安排人用担架把我抬到了邹平，夜里赶路，白天则睡觉，以避免炎热。在那儿，我恢复得不错，得以前往青州府。在我的健康彻底恢复之前，山东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被要求参加。在会上，我的教育工作方案得到了同事们的赞同。大家给英国浸礼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所有十二名传教士都签了名。会上，大家还建议我10月份搬到济南来。然而，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尚未结束时，我的右胳膊患了风湿性麻痹——这是灾荒导致的疟疾类热病的一种常见继发病，痛苦得很。这使我在青州不得不逗留了一段时间，一时无法返回天津。 同时，我的妻子也一度病得很重，有所恢复后遵从指令去了烟台，以求在海边的空气中恢复健康。这个夏天，我前去同她相会，为了恢复健康，在那儿一起待了三个礼拜。但我的右臂恢复得很慢。 回到天津后，我决定开始为回山东工作做准备。我们都认为，浸礼会委员会肯定会同意我们各位同事全体一致的申请。我把所有的箱子都捆绑好放在走廊里，准备启程。这时医生来了，对我说：“你别想走了，你不适合在陆上作这样一次长途旅行”。同时，他声称，如果我们去了济南，在那儿度夏，我的疟疾病肯定会复发，并且会导致更严重的麻痹。 因为身体还远远没有恢复，我的所有信件都是由妻子代写的。通过口授，《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一书的写作也在继续。同时，我们在天津等待着来自浸礼会委员会的答复。 13 委员会拒绝了我们的方案，1889年 浸礼会委员会没有接受山东教友全体一致的申请，再一次驳回了我们关于建立一所基督教学院的方案。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提出了抗议，说，在他为浸礼会服务的整整二十年里，还没有遇到过相同的例子，来自于一个传教区的全体一致的申请被驳回。随后，贝尼斯先生来信，说，委员会不能接受山东传教士的方案，他们催促我回山东，接受其他传教士所采用的传教方式。驳回申请的信件于10月份抵达。 14 参加上海传教士大会 1890年5月，第二届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举办于1877年）。我应邀为大会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基督传教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由于参加赈灾工作，我没能参加第一届大会，这一次能参加很兴奋，好些日子之前就一直期待着。在论文中，我呼吁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府，在那些可称为中国的蓝皮书的书籍里，印刷和传播对基督教会的最无耻的诽谤，并且那些出版于二十年前的书籍又推出了更便宜的新版本。我指出，在我看来，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我预言，一场针对外国人的迫害即将大规模爆发，因而应当立即推举一个委员会，上书皇帝，说明基督徒的真实目的，请求皇帝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教的中伤。 与会的很多代表认为我对社会现状的看法过于灰暗，但经过讨论，还是决定推举一个委员会向皇帝进言。不幸的是，我的预言被证明是绝对正确的。就在那个夏天，长江流域发生了许多迫害基督徒的事件。我去了武昌，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徒的迫害。但他对这种事不感兴趣。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编辑中文报纸
15 编辑中文报纸 回到天津后，我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面前，请求他结束针对基督教的各种恶毒的宣传报道。但他没有采取行动的心思。此后不久，1890年7月，通过这位总督和我的几个私人朋友，我获得了一项任命，成为一份名为《时报》中文报纸的主笔。我马上接受了任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因缘巧凑的机会。 就中国改革的许多课题，我写了一些文章。每周我还出版一份特刊号，在上面，我以图表的形式比较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在人口、铁路、电信和商业等领域所处的相对位置。事实证明，这种图表是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倡导改革的最强大力量之一。 我还发表了一些社论，讲述日本是如何进行快速改革的。为此，一些来自日本的参观者到报社向我表示感谢。不同地区的中国学者，在读过我的社论后，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张之洞从武昌发来电报，要我把报纸直接寄给他。 那一年，现今的俄国沙皇——当时还是皇太子——来到远东地区出席西伯利亚铁路的破土典礼，表示希望访问北京。中国的官员们对此感到惶恐不安。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几个礼拜的时间里，我在《时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介绍欧洲王室成员之间相互访问的情况，指出这种互访极为有利于和平和善意的达成，呼吁中国的皇室成员也以同样方式出国访问。 16 理查德夫人的天津妇女读经班 1890年，因为天津的美以美会缺少人工，朱维尔（）小姐请我的妻子在冬季里负责一个50人的妇女读经班的培训工作。前一个冬天，她在一个为中国妇女开办的班里帮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妇女们来自于这个国家不同的地区，到天津来接受培训。我妻子和班上的妇女们一起摘录了《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一书的纲要，在一幅巨大的地图上，指出基督教是如何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并最终遍及全世界的。她从经文中选择了一些适合的内容，每天以亲身践行的方式介绍给学员们。尽管学员们的智力水平和天生的性格各不相同，她们的虔敬和真诚却无一例外地深深打动了她。不仅如此，整个冬天，她们之间没有发生哪怕一次最简单的冲突。 春天到来时，她们回到了距天津数十至数百里不等的各自的家乡。临别时，理查德夫人告诉她们，通过在她们村庄其它家庭的面前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她们，上帝把她们选做了他的使者，要她们为她们身边的人们带去巨大的欢乐。秋天到来时，传教士们去山区作了一次福音传播之旅。听说妇女读经班的一个学员自己发展了50名向教者，而另一位学员发展了至少100人。这使我妻子感到非常高兴。这证明了那个已被无数次证明了的事实：在发展教徒方面，当地人能对他们的同胞发挥更好的影响。 17 浸礼会的代表 1890年10月，英国浸礼会派出一个代表团前来中国，代表团由浸礼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布里斯托尔的理查德·格劳沃（）博士和伊普斯威奇的W·莫里斯牧师两人组成。这是前来访问中国传道团的第一个浸礼会代表团。 到达天津后，他们全面展开了工作，访问了山东和上海。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脱离浸礼会传道团的主要原因在我自己这里，接下来做的工作似乎是想在我和我的教会同事间达成和解。但他们发现，我和山东的任何一个同事之间都没有什么分歧。 18 来自上海广学会的邀请 1891年5月，广学会的创建者威廉臣（）去世，上海的教会委员会邀请我做他的继任者。在对报纸的巨大影响力有了切身经验之后，我对在中国开展文化工作的价值深信不疑。我的答复是，如果浸礼会传教协会能像联合长老会支持威廉臣那样支持我，我将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经过两位代表团成员搭桥牵线，浸礼会协会答应支持我三年。这样，在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天津《时报》主笔的工作之后，我于1891年10月转到了上海。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威廉臣创建同文书会
1 威廉臣创建同文书会 1887年，于1884年创办于格拉斯哥的“中文宗教书籍会”（）宣布解散，继而成立了同文书会（），继承了原来的印刷厂和其它一些由“中文宗教书籍会”的发起人慷慨捐助的资产 。 同文书会的创办者是法学博士威廉臣牧师，初到中国在烟台时，我就认识他了。他为学会确立的宗旨是：在中国以及她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广泛传播基于基督教原则的西方学术，在熟悉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以中国人的立场著书立说，使之适宜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通过影响其更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引导和提升民众。1889年，在中国的新年期间，一份名为《万国公报》（又称《时代观察》）的月刊开始发行，同时出版的还有一份中文的《儿童报》 ；前者的主笔是林乐知（）博士，后者则是D·S·莫瑞（）先生。 1890年，由于缺少经费，同文会放弃了她的印刷厂，把它卖给了汉口的“苏格兰全国圣经会”。 1890年8月，威廉臣博士在烟台令人痛心地辞世。“威廉臣先生那魁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