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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媪舜耸椤Ｕ獯卧墩鞯牧於莹D―师父，是一个耶稣基督式的人物，一个救苦救难者，是他的远征团队中每个成员转变的关键。经他点化，一只骄傲自负而多才多艺的猴子转变为忏悔者，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一头低级趣味而又自私自利的猪变得高度渴望奉献自我；一个自负的水怪变得谦卑；一只愚蠢的龙也变成有用之才。每个成员都把他们的生命服务于众生的超度，最后被接纳于佛国，获得佛祖赐予的不朽荣耀。我一点都不怀疑，他们所做的与追求传福音于中国的基督徒所从事的是同一种工作。但要让所有读者都理解其中的教义，还需要时间。 11 伊藤公爵对宗教的态度 谈到这个题目，我想，介绍一下两位著名的日本高官的宗教态度，读者是会感兴趣的。 1908年1月，我与伊藤公爵进行了一次会谈，谈的是我拟定的十个强国建立联盟的计划方案。经过一个小时的亲切讨论，我起身准备告辞。这时他对我说：“也许你愿意到另外一间房子里看看”。随即，他打开了一扇门。里边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但除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外，什么也没有。 “日本的宪法就是在这间房子里起草的”，他说，“天皇成立了一个以我为首席大臣的内阁。我们每半个月在这儿聚会一次，设计宪法框架。天皇自始至终参加了所有会议，不过他不是和我们坐在一起，而是坐在连在一起的另一间房子里——在那儿可以清楚地听到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字”。 “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我说道，“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也许，最困难的，是在我们讨论宗教自由这一条款的时候”，他回答。 于是，他告诉我是如何取得一开始反对这一条款的内阁成员的赞同的。在处理这一难题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无懈可击的完美技巧。当他把这一条款的第一稿草案读给大家听时，其中一个成员的脸色变得“像墨水一样黑”，并声称，他永远不会赞同给予宗教信仰以自由。另一位内阁成员对他表示支持。 看到那两个人下定决心持反对意见，伊藤公爵宣布当天不再进行讨论，但他将把主张加入这一条款的理由告诉他们，以便他们在下一次开会之前有充裕的思考时间。宗教自由问题已经困扰了他多年。在参加维也纳会议时，他同某位博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讨，使他顿感柳暗花明。认识到，一个民族，如果反对宗教自由，势必导致不同宗教之间的持久论争，久而久之，必然发展成政治上的冲突，甚至引起内战；而一旦一个民族的势力因为内战而遭到削弱，强势国家就会乘虚而入，将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如果宗教自由得到保障，各种各样反叛分子的追随者就会忠于政府，就会在从事有益于社会的事务上相互竞争，从各个方面壮大国家的力量。 “今天，摆在内阁面前的真正问题是”，他说，“是采取一种使国家得到稳定、和平与持久繁荣的政策，还是采取一套导致冲突与分裂并可能引起整个国家的毁灭的政策？” “当内阁再一次碰头时，我问阁员们，是否考虑过关于宗教自由的条款。原来带头表示反对的那位说：‘从我们上一次见面到现在，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除了考虑这件事，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得出的结论是，最好还是试试看。其他反对者也同意试试。于是这一条款一致通过’”。 宪法令人满意地起草完毕后，天皇把原来开会用的房子送给了伊藤公爵，作为他的私宅。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大隈重信伯爵
12 大隈重信伯爵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大隈重信伯爵，新日本的卓越的开创者之一。他是一个眼界远大的人，比他所处的时代整整先进了一个时代，并且心胸开阔，富有生气。他不但希望日本富强——那是他的那些爱国同胞的崇高目标，而且希望所有的国家都繁荣昌盛。 在改革初期，同事们意识到了他的才能，推举他为外务大臣。早期，他倡导推动整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政策，而不是仅仅开放几个港口。在保守派看来，他的政策激进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因此非把他除掉不可。于是，一天早上，当他去外务省上班时，一枚炸弹被扔在了他乘坐的马车中。他奇迹般地生还，但一条腿被炸掉了。从此以后，他用一只假腿行走。 后来，由于内阁动作缓慢，让他失望，他辞去了公职，投身于在东京建立一所私人大学 。他用自己的方针路线来教导学生，以期将来他们能把他坚持的政策付诸实施。他的学校的学生数量比公办大学的还多，曾经达到过7，000人。 1908年1月访问日本时，我发现在大隈重信的学校里总共有700名中国留学生。他邀请我给他们做一个讲座。从讲座过程中频繁的热情鼓掌看来，我讲到点子上了。我告诫学生们，在完成学业之前，在将早稻田大学所能教给他们的一切都学到手之前，不要回国参加政治活动，否则对国家有害无益。 讲座结束后，他邀请我和几位教授到相邻不远的他的住处，作进一步交谈。因为了解到他已把比较宗教学引进了大学课堂，谈话间我问他，政府会不会在国立中学中引进类似的学科；在教育领域，不论日本做什么，中国都会跟在后面模仿。如果宗教比较研究进入中国大学的课程表，将会在基督教差会和中国政府之间达成更好的相互理解。他的回答未置可否，然后对日本人的宗教态度作了一些说明。他说，当儒家学者渡海而来，天皇对他们的教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各地的大名们因此信奉了儒教；当佛教被引进日本时，天皇又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为这种新的宗教修建庙宇，大名们也跟着在各自的领地内大兴土木。 “因此可以说”，他总结道，“在宗教事务上，我们这个国家大体上是追随着统治者的态度的”——他让我自己得出结论。 13 在北京的日本银行里举行的晚会 1910年，我出席爱丁堡大会，路经北京。横滨银行的经理邀请“老兵”丁韪良博士和我出席在他家里举行的晚宴。参加者还有日本公使馆的工作人员、两或三名记者、北京的日本人的教堂里的牧师等。用过晚饭后，我们转移到画室里，有几位日本女士参加了进来。那位牧师唱了一首圣诗，其中的一位女士以手风琴伴奏；唱完后又开始祈祷。丁韪良博士谈了他在中国生活了六十年的经验。稍后，我将了基督教和大伔鸾痰墓叵怠髞佛教是佛教后出的派别，在日本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记者们对我们的发言表示了赞赏。在赞美诗和祝福声中，晚会结束。这是一个使人特别快乐又深得教益的夜晚，在北京的任何其它银行都不可能举办这样的晚会。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朝鲜
1 访问朝鲜 1908年冬，我访问了朝鲜。基督教青年会在汉城建了一座漂亮的楼房，很多政府高官和公务人员，既有日本人也有朝鲜人，都答应出席该建筑的剪彩典礼。日朝双方都对我发出了邀请——请我去为他们平息争端。庆祝会共开了三天。第一天的庆祝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专门以基督徒为邀请对象；第二天招待的主要是教会和公立学校的学生；第三天以政府高级官员为主。每天都有我的发言。第三天，在伊藤公爵讲完后，本该由我讲话，椅子却被聪明的朝鲜基督徒郧肃和（音译）抢去了。这对我是一种无礼的怠慢。 在讲话中，我首先对最近二百年来他们所遭受的深重苦难表示同情。然后告诉他们说，我想起在中国北方，有一大片土地，除了盐碱以外什么也不能出产。这块地的拥有者负担不起为它支付的税款，就把它放弃了。可是有一年，黄河决堤了，一大片国土成了汪洋，淹死的人多得难以数计。当洪水退去后，人们发现原来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淤积了一层厚厚的沃土：原来一钱不值的现在变得价值连城。 “在我看来”，我说，“在现在这种情势下，当你们显然认为自己遭受着苦难、失掉了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你们实际上被赋予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只要处在日本的保护之下，任何外国势力都不敢侵犯你们。伊藤公爵，中国的皇帝都希望聘他为顾问，现在是你们的顾问。现在你们得到的是中国所得不到的。如果你们好好利用下一个二十年，你们就会成为一个全新的群体，一个全新的国家，就能够承担伟大的机遇。那时，你们会发现，上帝已经把你们的不幸变成了祝福”。 2 伊藤公爵的晚会致辞 在我离开汉城的前一天晚上，伊藤博文公爵邀请了日朝双方的政府要员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人，参加他举办的招待晚宴。宴会结束时，他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传教士式的发言，我一生中从未听到过其它类似的讲话。其大意是：天皇曾派他周游世界，去访问各个不同的国家，为的是考察什么东西对日本有用。周游海外期间，他学到了三条伟大的教训。第一条是，如果一个民族不力图改进其社会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不能够被看作是繁荣昌盛的；第二条是，没有一种伦理支柱，任何物质上的繁荣都不可能持久；第三条是，对那些拥有伦理支柱的民族而言，背后拥有宗教支持的国家才是最强大的。因而，他希望传教士把他看作是一个同情者，一个同事。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这位亚洲最优秀的政治家讲话。此后不久，他就倒在了刺客的手下。 3 孙逸仙（中山）的早期经历 孙逸仙博士，中国革命的主要煽动者，是一位信教者的儿子——他的父亲经伦敦会传教士的转化皈依了基督。他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医学专业，一开始在澳门行医，后来在广州成为一个积极的革命家。由于密谋泄漏，被迫逃亡日本、美国。1896年，他在英国被捕并被关在中国公使馆里好几天，在肯特礼（）博士帮助下方得以获释。 此后不久，他到伦敦我所住的旅店来拜访，对我在救荒和文字工作方面为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了感谢之意。他夸大其辞地大谈满族人的专横和腐败，声称他们一无是处。在他看来，必须由一个汉族人的政府取而代之，那样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指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通过研究中国的历史，他就会发现，满族官吏有坏的也有非常杰出的。仅仅简单地把最高权力从满族人转移到汉族人手中，而不在政府权力的中心进根本性变革，就像把一枚残破的硬币翻过来一样：那仍然是一枚残破的硬币。在我看来，中国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但孙是不可能被从革命的路上劝阻回来的，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散发宣传革命的文字材料中。 回到中国不久，我访问了南方各港口，就文字工作的必要性问题给各地传教士做讲座。在香港，我碰到了改革派霍凯（音译）。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与康有为很熟，曾看过康有为的手稿，并提出了很多自己观点，那些观点后来被收在了康有为的变法上书中。他曾经劝说过孙中山不要倡导叛乱，而是去“宣讲自由的福音”。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孙中山的革命计划
4 孙中山的革命计划 1900年，在去美国途经日本时，得知孙中山住在横滨，就去拜访了他。发现他正埋头制定推翻清政府的计划。他宣称，满洲人是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做法的，只能靠恐怖的暴力驱除。他已经下定决心倡导革命，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回答说，看来我们只能分道扬镳了，因为我相信通过文字对政府的启蒙。我看得出，对曾经被囚禁在伦敦中国公使馆的经历，他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因此永远不会宽恕满族统治者。 从那时起，孙博士在美国、新加坡和爪哇拜访当地的中国人，为革命筹集资金。他也访问了巴黎，请求法国政府帮助他在华南建立一个汉人的独立王国。但是法国人没有接受他的方案。 于是，他在日本设立了自己的总部，那儿有一万名左右的中国学生在研究日本成功地超过他们的秘密。当他们对此有个一知半解之时，就回到各自的省份鼓动同乡反对满洲人的统治，把对满族人的仇恨煽动到白热化的程度。1908年11月，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皇帝的哥哥醇亲王的小儿子成为新皇帝，他被任命为摄政王。除了在日本积极筹备外，孙博士还与在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保持联系。欧美的一些留学生，尽管在政府管理艺术方面，他们的知识同孙博士对汉族和满族统治者的价值的相对性的认识一样不如人意，却相信共和政府能够使中国富强，像美国伟大的共和政体一样。于是，这样的呼声高了起来：“我们要建立共和国！”所有海外的中国学生和他们在国内的朋友都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准备。在芝加哥，他们制作了共和国的旗帜。对那些渴望着攻击任何政府官员、或者打算劝诱他们接受共和的学生，孙博士都许以高官厚禄。 5 革命的爆发 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先在武昌爆发，随后蔓延到其它政治中心。满族官员端方，刚被任命为四川总督 ，被残酷地杀死。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15，000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被屠杀。在太原府，满族人居住的满城的大门洞开，以为那些想逃跑的人提供方便。在福州、杭州、南京还有其他一些城市，都有很多满族人被屠杀。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中国的上空都飘上了共和的旗帜。 12月上旬，代表自己的小儿子――皇上，摄政王向隆裕太后提交了退位诏令，她接受了，并把所有政治事务委托给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革命首次爆发之时，孙博士正在英国，但是他很快就回国了。12月，共和议会在南京召开，有14个省的代表参加，选举孙博士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总理。但是，三个月后，孙博士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这是他一生中走得最聪明的一步棋。他认为自己没有从政的经验，而袁世凯在中国大概是最有经验的政治家。孙博士被任命为交通总长，着手实施一个宏大的铁路建设规划方案。 但是共和政府的官员们，从孙博士那里得到了有利可图的职位，就绝大部分而言表现得不仅不称职，甚至比满洲人更腐败。这就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各个省份无不盗匪成群，他们杀人越货，任意横行。有几个混乱的省份试图建立独立的政府。对此，袁世凯采取了强硬措施。他任命荫昌，一个在德国受过军事训练的满洲人，为平乱大臣，并给他配备了训练有素的将士。因为他所推行的军事改革需要巨额资金，袁世凯决定大借外债。孙中山宣布总统采取的行动违宪，因为没有获得议会的批准。 我被邀请去拜会孙中山，劝他不要把抗议宣言发往海外。因为袁世凯是共和国的首脑，国民应当对他表示信任，不要扰乱他认为使国家富强所必须采取的计划。当我见到孙博士时，他正在阅读他的宣言的校样。他把稿子递给我，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请求他不要把宣言发表，但他无论如何听不进理性的劝告。这使他受人尊敬的早期生涯画上了句号。 为数不多的革命党——他们在昙花一现的职位上劣迹昭彰，捞的好处往往达数百万两之多，可谓盆溢钵满——在1913年进行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叛乱尝试，结果不得不逃亡国外。据说他们现在藏在日本或其它什么地方，正在策划另一场革命。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袁世凯采取的措施
6 袁世凯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