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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作者:傅国涌-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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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变到底是不是袁氏唆使,史无定论。从当时情势看来,他没必要用兵变来达到目的,他岂不知兵犹火也,不能轻动。关于建都北京还是南京,虽然同盟会控制的参议院复议设在南京,但包括章太炎、黎元洪、张謇等在内的反对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而且南方比北方更强烈,浙江、安徽、江西、云南等省掌握实力的都督,上海包括《民立报》、《申报》在内也都主张建都北京,这些袁都是清楚的。 
                  
七八个诸葛亮
  共和大舞台上演《空城计》,一齐出现七、八个诸葛亮。共和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轨道。
  民国的出现,是个全新的事物,那毕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与两千多年前的“周召共和”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在“非袁莫属”的舆论氛围中,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位几乎是必然的。袁氏又如何能懂得何谓共和,他对身边的人提起“共和”总是满口的蔑视。陶菊隐《政海轶闻》有一则题为《办共和》:
  “民国三、四年,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陶感叹:“夫共和政体,信誓旦旦,岂容冠以‘办’字?其蔑视共和可知,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然闻者初无以应,盖反对共和即为叛国行动,虽元首言外有物,亦无人敢宣之于口也。”
  袁氏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礼数都极为周到,表现得极为谦恭,当面夸奖孙中山先生
  “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中山也夸袁“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 孙中山在北京一个月,他们一共交谈13次,其中还有一个别有意味的小插曲,被名记者黄远生称为:“二君不为总统之竞争者,而乃相竞争为实业家”。孙中山表示自己此后只想从事社会事业,并认为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比袁更“适当”,言下之意不愿第二次做总统,好让袁放心。可是,袁当即表示抗议,“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
  确实,袁把共和看成是当初办洋务一般,只是是用老办法“对付”着办而已。难怪他的心思终被夏寿田、杨度等人窥破。不光是袁,当时举国上下真懂共和的,又有几人?早在1912年5月5日,年轻的报人邵飘萍以新闻从业者的敏锐,已洞察“共和”的名不副实,他在杭州《汉民日报》发表文章说:
  “共和大舞台。
  某处开一戏馆,名曰共和大舞台。
  各省之能戏者,闻之趋之若骛。
  各地之能听戏者,趋而望之如岁。
  奈能戏者多。面稍白者,皆争为旦。喉稍响者,皆争为净。即至副末,而每席争者亦以十数。虽添设种种名目,仍不足以位置。于是空城计上台,有诸葛亮一齐出现者七八人。听戏者莫不大骂‘狗屁共和’而返。” 
                  
“渴不饮盗泉之水”
  袁世凯对孙中山表示可以部分解禁“防谷令”,送给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每年若干大米出口。孙中山电告宫崎,宫崎回电:“渴不饮盗泉之水”。
  袁世凯的行事作风无非许人以勋位、军衔、官位、金钱,比如派胡瑛去日本,一次就给了二万。意志薄弱者过了昔日患难关,却过不了荣华关,老同盟会中被袁收买的不乏其人,如刘揆一、孙毓筠等人。袁不愿接受唐绍仪内阁以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提名,绕过内阁直接委任王为南京宣抚使,时黄兴正辞去南京留守。袁给了王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用的公费,示意他可以包办一切,省下的也不必上交,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金钱收买。袁曾将存有50万巨款的银行支票给宋教仁,宋只略取少许表示谢意,就原票奉还,这是袁所料不到的。袁听说陈其美有出国考察之意,即赠以巨款,被陈拒绝了。柏文蔚自述,“当其驻军浦口时,袁派其亲信章聿骏送来交通银行支票一百万元,给其作私人应用及老亲生活费用。”被婉言谢绝。袁以40万巨款收买国民党籍的众议员邹鲁,要他另外组党,也被邹鲁拒绝。
  为了办理随意给特别费的事,袁甚至安排专门机构、专人负责,任意取用,绕开正常的
  财政体制。当年唐在礼负责直属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军需处,名为军需,实际上是专门拨付特别费用,来人拿上袁世凯的手条即来支款,或支票或现钞,不问用途,纸条上只有“发给╳╳若干元”十来个字,有时连日期都不写。这种“特别款”有大有小,领取人不仅有“自己人”,也有“外人”和“对头”,比如袁对黎元洪这样的政治怀柔对象就很花心思,在经济上乃至其他一些方面照顾得都很周到。袁给人的特别费数额有大有小,多则一次数十万元,少则一、二万,或安置一个闲职,每月送数百到一千不等。常领取大数的人中不仅有前清重臣,有冯国璋之类自己人,也有收买过来的蓝天蔚、王芝祥等外人。乃至一些军费都以这种不正常的方式拨付。
  连外国人,袁世凯也想以同样的法门对待,1912年8月孙中山北上进京,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曾长期支持中国革命,当时住在上海,袁世凯表示可以部分解禁“防谷令”,送他每年若干大米出口。孙中山电告宫崎,请其速来北京,想不到宫崎竟如此回电:“渴不饮盗泉之水,足下之北上,弟也不同意。” 
                  
“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报纸公布北洋政府授予胡适“三等嘉禾章”,胡适发表启事说:“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武昌枪响第五天,1911年10月15日,胡石庵独自在汉口创办《大汉报》,自编自写自校,有时候甚至不惜编造新闻,鼓动风潮,造成时势,日发行一万七千份,最高时达2万份。影响之大,出乎人们的想像,被誉为“革命文章第一篇”,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胡石庵也是功臣。
  1913年春天,袁世凯给胡石庵颁发一等嘉禾章,不料竟遭到这位“书生本色”的报人拒绝,胡在复电中断然表示不愿与袁所加赏的——“马贼”、“流寇”、“奸商”、“贪吏”、“反对共和之巨奸”、“痛杀民军之凶徒”、“焚烧汉口之元凶”为伍。胡石庵退回勋章同时附诗一首:
  三户亡秦愿己空,战场荒草漬残红。
  郑蛇內外成虛斗,冀马奔腾起大风。
  一雁橫飞秋色里,万花齐落鼓声中。
  乾坤正气消磨尽,狗尾羊头亦巨公!
  这首诗后来还刊登在《大汉报》上。
  1912年“双十”节,袁世凯授予孙中山、黄兴等七人“大勋位”,黄兴当即复电谢绝。随后袁世凯派人将勋章、授勋令与陆军上将的委任状一起送到上海,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回忆,“先君严肃地对我说:‘这有什么用,你知道吗?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接着又说:‘这些东西都要退回,把马留下来。’我问先君:‘为什么要留马?’他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他随即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及所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也就是这个月25日,黄兴归乡途中,在长江上写下了“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的诗句。1916年“双十节”前夕,黎元洪授予黄兴“勋一位”,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的黄兴再次坚决拒绝了。
  章太炎曾获得袁世凯颁发的“勋二位”。鲁迅晚年评价他的老师章太炎,其中有几句话曾被反复引用:“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申报》当时(1914年1月14日)如此报道:“章手执团扇一柄,团扇之下系以勋章,足穿破官靴一,在院内疯言疯语,大闹不休。”
  1923年4月初,北洋政府又发出一批勋位,北大教授胡适也榜上有名。4月8日,胡适在自己办的《努力周报》头条位置发表《胡适启事》:
  “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发表的一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章’的一项,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第二部分
土布短褂的汤寿潜
  曹聚仁见到他父亲敬若神明的汤寿潜,土布短褂,一顶箬帽,一双蒲鞋,一把纸伞,
  看上去“十足的庄稼人”,却是“启蒙时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
  汤寿潜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民国初年,他成为第一任浙江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交通总长。在见过他的人眼中,他却是个极朴素的人。包天笑说到有一次与汤寿潜不期而遇:“我虽然常坐二等车,有时也到三等车去看看。那天却见一位汤蛰仙先生'寿潜'厕身于许多贩夫走卒之中,缩在壁角看报……辛亥革命,他是浙江都督,何以蜷伏在此?好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后来询诸友人,他们说:‘他生性如此,亦无足怪。’”
  曹聚仁说他父亲最景仰的大人物就是汤寿潜,大概1915年前后在杭州路上不期而遇,汤寿潜——穿了一套土布短褂,戴了一顶箬帽,脚上是一双蒲鞋,手上一把纸伞,“十足的庄稼人”,“他的诗文都不错,却是维新志士,实实在在去做社会建设工作的人。辛亥革命民军在杭州起义,旗营满洲将军指定要汤某人来杭州,他们才肯投降。因此,他就从上海回到杭州,任浙江都督。后来转任交通部长,一直是这么一种打扮。其后,任铁路局督办,也是这么一种打扮。”据说,有一次他从松江乘船去上海龙华巡视工程,官舱里一个商人见他土老儿一个,疑心他偷了自己的银插子,冷语讥讽。那知船到岸,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的就是这个庄稼人摸样的督办。那位富商吓得晕了,长跪不敢起来。汤一笑了之,并不追究。曹聚仁觉得这不仅仅是俭朴可以解释的,“汤氏,乃是启蒙时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他倒并不矫情,事事求其心之所安的”。他父亲之所以敬若神明,就是因此。
  1914年袁世凯政府在将沪杭铁路收归国有时,感于汤寿潜自1905年起督办铁路不取分文工资,奖励他20万元,他推辞不受,予以退还。再送到他家,他仍拒绝,最后全部捐给浙江教育会,后来就是用这笔巨款在杭州建造了浙江省最早的公共图书馆'1931年竣工,1932年正式开放,蔡元培亲笔题字'。其实他当时债务缠身,很需要钱,1915年杭州地方审判厅还在审理他的债务纠葛案。
  当袁世凯称帝消息传来,汤寿潜在病中脱口而出:“袁死期近矣。”他通电反对袁氏称帝,蔡锷举旗,他致电支持。他一生淡薄禄位,1917年谢世前给后人留下的告戒就是不要为官。 
                  
围缸喝酒与四呼万岁
  袁世凯召集报界代表进新华宫赐酒,用一大缸盛满黄酒,叫他们围缸喝酒,美其名曰“皇泽普被”。喝酒完毕,他们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只有汪健斋一人四呼万岁。
  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中有一首诗:
  筹安会里互争先,记者称臣古未传。
  佐命即无功不世,大名千古有佳联。
  诗中说的人叫薛大可,民国初年主办过“袁记”的《亚细亚报》,他上书袁世凯,自称“记者臣某”,为世人所笑。除了他,当时新闻界更有臭名昭著的“三小人”:康士铎、乌泽声和汪健斋。时人评论,“三小人之性质长调,颇有差异。汪雄而康卑,乌则顽懦,若无甚感觉者也。”他们以“三小人”名于一时,风头几乎盖过了“记者臣某”薛大可,当然各有他们的特别之处。康士铎主持《民视报》,汪健斋主持《京津时报》,乌泽声主持《国华报》(袁死后改名《每日新报》,后来再改名《新民》),都是典型的无态度、无主张,看谁得势就捧谁,谁失败就骂谁。他们三人都是袁世凯御用的参政会议员,坐马车,带姨太太,威风八面。三个人挨骂的气魄各不相下,虐待编辑、记者的法子也没什么不同。所以被新闻界合称为“三小人”。
  “三小人”当中,康士铎素有笑里藏刀之名。每当酒酣耳热,你就是骂他九族,他也是面带笑容,没有怒色,然而,等到席终人散,他的陷阱算计也就安排妥当了。乌泽声本事最弱,但他在民初坐马车达六、七年之久,政治气候怎么变,他就怎么变,只要能保住荣华富贵即可。“筹安会”出笼,帝制论甚嚣尘上。袁世凯的许多旨意都是通过“筹安会”转达给报界,《国华报》、《民视报》无不以鲜艳醒目的色彩大肆渲染,“今上”、“圣躬”、“我大皇帝”、“万岁无疆”等名词布满了两报的版面,大有独领风气之势。两报发表的论文《帝国治安策》、《君宪精华》以及《国贼蔡锷小史》、《圣武南征记》等新闻,尤其是他们的“创格”,博得了短命的洪宪王朝“准元勋报”的美称。
  袁称帝之日,召集各界代表进新华宫赐酒,以“新闻界代表”自命的八人中就包括了“三小人”之内。袁氏用一大缸盛满黄酒,叫他们围缸喝酒,美其名曰“皇泽普被”。喝酒完毕,他们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只有汪健斋一人四呼万岁。出宫之后,康士铎、乌泽声等都骂他有失礼仪。 
                  
蔡锷的签名书
  在一份赞同帝制的签名书上,赫然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蒋作宾、蒋方震等12个将军签名,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还是蔡锷的亲笔。
  1915年冬天,当蔡锷逃离北京之后,袁世凯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他感叹“纵虎出柙”,言词之间大有悔意。
  此前,当“筹安会”出笼,为袁世凯称帝制造的舆论甚嚣尘上,什么“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连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都出现了。蔡锷一方面悄悄地和老师梁启超密商大计,和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并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告诉黄兴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另一方面,他却风花雪月,终日沉湎于风月场,以示颓唐,而且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摆出一副要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因为梁启超已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一份赞同帝制的签名书上,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列名其后,一共有12个将军在上面签了名,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还是蔡锷的亲笔,原件至今还保存着。
  以袁世凯这样的奸雄自然不会轻信,他内心对蔡锷仍是不太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派人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电报密码本。因蔡锷事先已有防备,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租界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因为有了那份墨迹犹新的赞同帝制签名书,所以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致电责问蔡锷为什么反复无常?他的答复是:“国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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