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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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和班禅喇嘛是活佛，格鲁派中许多担任最高职务者也是活佛。不丹的主巴
派、锡金的宁玛派和拉达克希米斯寺的首脑也都是活佛；萨迦派和宁玛派主
要寺院的统治阶层和长老则都是世袭，不让有才干的喇嘛接近这个禁脔。最
重要的例外是格鲁派创始人坐床的甘丹寺，它的长老一职倒是对有才干的喇
嘛开放的。
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都从事商业。最有利可图的商品，尤其是茶、羊
毛和稻米等，通常都被政府垄断而被分配给寺院和个人来经营。最大的商人
是寺院和活佛喇嘛，他们也是主要的放债者。平民经商的处境很不利。他们
即使有钱，但是地位低于最小的官员，不准穿用丝绸。手艺人的劳动也处于
不利的地位。政府利用农民的劳动力经营一些纺织和某些专门工业，对其他
手工业还有权以非常低的价格购买产品。在阿里，政府垄断了金矿，以三年
为期租给包商，并授权后者征用自由农民的劳力去开采黄金。如上所说，铁
匠是贱民。在拉萨也同在列城一样，占统治地位的外商是克什米尔人、尼泊
尔人和汉人。西藏商人中有许多人来自康区。
随着1792年乾隆帝对西藏…尼泊尔战争采取军事干涉，清朝对西藏的影
响臻于极盛，此后则逐渐衰退。清朝对噶厦的监督是由在拉萨的驻藏大臣、
帮办大臣和一支小小的驻军执行的。如同在满洲、蒙古和新疆一样，驻藏大
臣及其帮办总由旗人担任。噶厦和戴琫出缺，在理论上均由清帝亲自任命。
实际上那只是形式，但达赖喇嘛或其摄政照例向驻藏大臣推荐这类人选，驻
藏大臣则向北京呈报。不仅如此，清朝还承认这里的世俗官员为噶伦，属于
清帝国官员，并拥有清朝特封贵族的三品顶戴，如同新疆六城的阿奇木伯克
那样；其他高级官员包括戴琫在内，则为四品。有时清帝还加封一位藏官为
二品，以示殊宠。达赖和班禅两位喇嘛位在极峰，不入品级；但是，官品在
西藏人心目中是有威望的，这从西藏的上层官僚一般都是“四品”之称的事
实中可以看出来。
清廷和西藏人是站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皇帝与达赖喇嘛的关系
的。在清廷看来，达赖喇嘛是强有力的宗教领袖和圣僧，但归根结蒂还是受
清帝保护的。在西藏人看来，清帝不过是喇嘛的世俗支持者。这意味着西藏
人把达赖喇嘛的地位看得高于清帝，因为在西藏，俗人有义务向僧侣提供物
质支持，而僧侣才是占统治地位的 （就格鲁派而言），俗人无论如何有钱有
势，都是处于从属地位。西藏政府清楚地知道清朝的观点，但要清廷作出解
释，对西藏人来说则是不策略的。西藏政府经常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敌
视清朝的藏民的利益同寺院、贵族和北京政府的不同利益加以调和。
一个长期不得解决的问题是选择活佛的方法。在 1793年，乾隆帝向拉萨
致送金瓶，命令今后寻觅达赖、班禅和其他活佛的化身，要将候选者的姓名
各写一签，贮于瓶内，由抽签决定。传统的确定方法则是根据一系列测验，
例如让候选的幼童辨认其前世活佛的用具。选定的活佛一般都是主要藏官所
同意的贵族。清廷则下令达赖喇嘛要在平民中选择，并将金瓶送往拉萨，以
阻止藏官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的利益在贵族中选择。在清廷看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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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象达赖这样一位重要的活佛而用排除皇帝权威的办法，那是不可思议的。
西藏人不但认为金瓶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干涉，而且还认为这是清朝在西藏具
有权威的象征，正象清政府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因此，在达赖圆寂之后，拉
萨政府一方面要使西藏公众相信指认活佛是采用传统的方法，另一方面又要
向清政府保证，达赖事实上是从金瓶当众抽签选出的。
金本巴瓶在十九世纪实际使用到何种程度，依然是个神秘的问题，不过
在1841年和1858年这两次一般都公认曾经使用过它，这时清朝在西藏的影
响却正处于最低潮。这表明当清朝的力量微弱到不足以在西藏发挥真正的权
威时，西藏人还是愿意使用金瓶作为受清朝保护的象征。但是，在清朝强大
时，西藏人为了强调西藏的自治，对金瓶的使用是有所犹豫的。
就在八世达赖圆寂以后的1804年，金瓶问题曾引起公众对清朝干预的不
满。骚动者散发传单，张贴告示，西藏政府为了稳定局势吁请北京方面减少
驻军。清廷表示同意之后，拉萨政府的回报是囚禁了反清示威的魁首。然而
抗议运动继续进行，这是因为藏人认为噶厦官员与驻藏大臣同流合污，插手
政府财政。摄政为了平息日益增长的民愤，曾将两位噶伦加以软禁，并派藏
兵保护驻藏大臣，以防可能发生激怒清政府的事件。
公众的猜疑似是有某些根据，因为在1805年，清政府经过调查曾将一位
驻藏大臣枷押而归，将另一位大臣流放乌鲁木齐。摄政则将两位被控贪污的
噶伦降级，并把反清示威的头目逐出拉萨，以回答清政府所作的姿态。在1808
年，清朝还允许藏人选择九世达赖喇嘛使用传统的方法而不用金瓶。但是，
清朝驻军的声威继续下降。在1801年，驻藏大臣曾被迫向达赖和班禅借银两
万两以应驻军需要，因为北京政府未将银两解到。但当驻藏大臣想再次告贷
时，西藏人就拒绝了。不仅如此，清朝驻军不能依例三年轮换。因此士兵与
藏族妇女通婚，用这种微薄的收入赡养家口，弄得很穷困。这种婚姻关系也
使北京对驻军的忠诚发生疑问。到1815年，驻军的财政发生危机，只得削减
弹药，减少操练。驻藏大臣变成了“不过是一位政治观察家而已”。①
西藏政府面临的另一个长期问题，是如何对待尼泊尔和英属东印度公
司。西藏人同尼泊尔订有贸易协定，允许尼泊尔商人入境经商。东印度公司
则是另一回事。西藏人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强大的异己力量在西藏建立它的
势力。英国人会构成两重危险，即他们不仅可能蚕食西藏，而且他们的蚕食
可能引起清朝的反击。1792年尼泊尔人的入侵曾导致满人的干涉，并在拉萨
建立了清朝的权威。英国在西藏的活动，也可能促使清政府加紧它对西藏的
控制。这是西藏人所急于避免的；因此，他们尽量同英国保持一段距离。
1792年清朝的干涉切断了西藏与孟加拉的贸易，也不许英国人到不丹。
但是，商业前途仍然强烈地吸引着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他们希望西藏能够
成为与中国内地直接通商的过道，希望能在西藏和不丹得到金银去广州购买
茶叶。东印度公司还想在它的境内种植茶叶。在十八世纪，他们曾试图通过
西藏得到茶种而未获成功，但是他们后来仍在积极活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
东印度公司把注意力转向1792年之后成为清朝属国的尼泊尔。尽管西藏和不
丹都是对英商关闭的，东印度公司还是认识到，进入尼泊尔的英国货可以假
手尼泊尔商人到西藏出卖。因此，英国人很快利用尼泊尔人对清朝的不满情
① 夏格巴： 《西藏政治史》，第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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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在1801年获得在加德满都派驻代表的权利。然而，当时的形势尚不利于
英国扩大对廓尔喀统治者的影响。英国与尼泊尔的关系迅速恶化，在 1803
年东印度公司只得撤回它的代表。当东印度公司继续对尼泊尔施加压力时，
尼泊尔人则把他们向清朝的纳贡说成是受中国人保护的关系。然而，1812年
的尼泊尔贡使在北京却没有说服清政府答应在它同英国一旦发生战争时给予
援助。清政府实际上拒绝了这一 请求。
后来发生的1814—1816年英尼战争，使得清政府对属国尼泊尔的立场明
朗化了。尼泊尔政府再三向驻藏大臣呼吁说英国想吞并尼泊尔，也想取消尼
泊尔对北京的进贡。锡金王担心尼泊尔的扩张而左袒东印度公司，但对英国
扩张主义更感忧虑的不丹人则同情尼泊尔。在西藏本土，班禅和某些拉萨官
员也敦促清朝帮助尼泊尔。不过，西藏的摄政却劝尼泊尔讲和。最后，清帝
指示驻藏大臣，此事尽管与清政府有关，但只要加德满都能够继续五年一贡，
尼泊尔人甚至可以归顺英国。正如驻藏大臣在致尼泊尔政府的信中所说：“皇
上对你们是否亲英毫不介意。……你们同英国打仗是在我们境外。我皇上不
①
能发兵前往。”显然可见，尼泊尔并不处于清朝保护之下。
英尼战争也看清楚了清朝的“一视同仁”理论的真相，按照这一说法，
清帝对帝国境内外的一切国家是同等看待的。尼泊尔是纳贡国，东印度公司
则不是。然而清政府竟援引一视同仁的原则来为它拒绝保护一个纳贡国进行
②
辩解。英国人几经挫折后战胜了尼泊尔人，强迫他们让出卡利河与苏特里杰
河之间的全部领土。清朝政府对此竟无动于衷。北京在推卸保护纳贡国的责
任时奉行的这种方针，使它在后来面临朝鲜、琉球、哈萨克草原、帕米尔和
清帝国其他边区发生的许多不幸事件中能够自我解嘲。
如同在中国本土一样，清朝在亚洲腹地的权威也象一把重锤，平时对它
的子民是高悬不用，一旦发生反叛则迎头打击。清朝的上层建筑几乎从不干
涉平民的事务，但是它的存在维持了当地统治集团的权势，保留甚至固定化
了当地的结构。
尽管清廷的政策是把亚洲腹地同中国隔离开来，但到十九世纪初汉人向
那里的扩张已经开始。在政府的同意下，奉天、青海、康区东部边缘地区和
准噶尔，都有汉民耕种土地。中国的州县制也随之而来。汉族农民还开始非
法渗入满洲边境和内蒙古草原。汉商人数也增加了。在吉林和黑龙江的大小
城镇都有汉族商人和手工艺人，汉族流犯从事采矿和在林区挖参。汉商左右
了从恰克图到张家口的蒙古贸易，在草原各地做买卖。汉商和东干商在准噶
尔的商业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也在西藏的边沿地区做买卖，甚至日益试图
将他们的活动伸向东突厥斯坦。只有西藏中部地区他们才未涉足。
虽然如此，这种扩张在十九世纪初期也还有限。对亚洲腹地的平民来说，
中国和汉人是遥远的。旗人和清朝官吏只能偶尔见到。
北京从亚洲腹地各属地得到的收入并不多。诚然，清朝除了从它们那里
求得安宁外，别无他求。满人之征服亚洲内陆是出于战略而不是利润的考虑，
目的是想防止敌对强国的兴起。在陆路上，中国本土终于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边境问题也是存在的。英属印度的扩张使清朝在西藏的权威受到潜在的威
① 根据尼泊尔文史料“Itihas Prakas”，见罗斯：《尼泊尔：求生存的战略》，第73—87 页 （引文见第86
页）。
② 铃木中正： 《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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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浩罕的商业野心和玛赫杜姆家族的宗教政治威胁着清朝对新疆六城的控
制。强邻俄国对新疆、蒙古和满洲边境也虎视眈眈。但是从中国本土看来，
这些都是遥远的麻烦。在1815年，北京对它们还几乎毫无察觉。
（志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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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要广泛地阐释清代晚期的历史，必然要回头谈一谈清王朝衰落的面貌。
但是，只要考察一下晚清时期某些政治和社会的细节就会感到，对清王朝的
衰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说还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不足之处；而且这种考察还
可能借此发现把晚清同中国近代史的广泛趋势联结起来的某些长远的社会和
政治变化。清王朝的衰落在传统上还包含有官僚制度丧失了道义和行政活力
的意思。可是，这种现象从官僚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比从
常见的衰落中的道义范畴这一角度来看更容易理解。当然，官僚制度中存在
着大量贪污腐化；但是早在十九世纪初年，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和行政官员中
间就已经出现了关心制度改革和国家防务的浪潮。①
清王朝的衰落向来被理解为中央集权的式微和地方总督权力的扩大，是
国家和社会之间均势的瓦解。这种权力分散过程的某些方面在十九世纪确实
有所表现。但清代的制度在本世纪的毁灭性内战之后仍能令人惊异地把中国
维系在一起，这个事实保证了二十世纪的革命变革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而且能够达到保住 国家的首要目的。因此，我们在考察乾隆末年以来清代权
力衰落的问题时，中国已经取得的全国政治统一的程度——即使在学者名流
的公共生活中泛滥着腐化的庇护制度的情况下——是必须考虑在内的。
这时期清王朝衰落的形象反映于地方政府的敲诈盘剥、追求私利和颟顸
无能：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群众性的叛乱活动。要理解这种现象必须从嘉庆初
年政治危机的后果及其在推行基本变革方面所取得的非常有限的成就开始。
嘉庆帝在他父亲于1799年去世时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使他们的政
府清除和挠跋臁；实鄄扇×搜杆俚男卸Ｔ谒母盖姿廊ゲ坏揭桓鲈潞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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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渗透到了军事部门之中。皇帝决定，由于这些人人数众多，官职牵涉
面广，不宜搞一场清洗运动。他宁可认为许多人都是诚实的官员，只是误入
歧途而已，因此他们在正确的领导下是可以恢复工作的。他还进一步担心，
无穷无尽的清洗会恫吓住官僚政治，使他想重建官吏和皇帝之间互通声气的
努力不能实现。他论证说，许多人当时是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走侵吞公款的
道路，如果他们想保住他们的职位的话。①
因此，皇帝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就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和唷�
②
年影响的流毒。为了这种沉默态度，他在当时就受到了批评。但是，嘉庆政
府中的另一困难是潜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组织能力所
完全不能解决的。其中的中 心问题是资源与人口比例失调。
① 我们两位作者应该特别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波拉切克教授，他对这一章书的写成给予了很多帮助，特别
是他允许我们使用了他研究晚清政治史的重要新成果。
① 《大清仁宗实录》，卷38 第7 — 8，16—17 页；卷40 第10—12 页。
② 见洪亮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