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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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下一年合同的下余货款部分，就把这笔预付款的一部分转交茶叶批发商
或丝批发商，所以每个行商都是负债者。如果开始谣传某个经纪人无力偿付
债务，他只要从英商得到更多的钱以表明英商信任他的可靠性，便可保持内
地茶商和丝商对他的信任。但是从英商得钱愈多就意味着预付款额愈高，预
付款额愈高也就意味着在下一年度合同中要给此行商以更大份额。该行商在
得到这个份额后，也必须相应地接受更多的英国毛织品。于是，这位经纪人
必须设法把不愿要的毛织 品委托广州纺织商行抛售。这样也就进一步扩大了
他的赊欠，进而增加了他的不稳定性，致使他年复一年地硬拴在东印度公司
身上。到1783年，东印度公司在贸易上的势力已是如此强大，以致它的监理
①
委员会认为，即使海关监督也不能建立一个价格联盟来与它相抗衡。 当然，
这种情况丝毫不能削弱海关监督勒索行商钱财的权力，因为一种新的英…中垄
断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时东印度公司已把大量资金提供给某个商人，以致
它简直经受不住使他遭到破产的风险，否则它就会失去获得它的“副保”的
一切希望（“副保”，即该商人已抵押给东印度公司以后几年的茶叶贸易）。
从此，该公司的预付款办法把它的命运紧紧地和这些商人联系起来，使得海
关监督不再能——或者说不再需要——出卖专卖权。相反，他把经纪人作为
英商的代理人使用，因为他知道东印度公司会间接地替他们交纳罚款和关
税。
尽管监理委员会非常急切地想恢复濒于绝境的行商以保持茶源畅通，可
是东印度公司从茶叶贸易本身赚来的钱很少，虽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
国政府从茶叶税中得到了岁入的百分之十。东印度公司的收益却没有那么
多。在1780和1790年间，对印、中两国的贸易的全部利润稍许不足二百万
英镑，只折合原来股本额的百分之五。这当然不包括使东印度公司成为其财
源的许多有关人士的额外所得：此种所得即东印度公司商船上的大班和船员
的私人贸易，支付给有权利以高价向公司出让“世袭船底”——或称运输权
——的某些家庭的款项，等等。但无论如何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从未中
断，因为该公司统治了印度，而中国则是实现汇划印度岁入结余的理想的中
介国家 （这些余款必须用于偿还二千八百万英镑的债款，是东印度公司为支
付主要用于征服印度的花费而在伦敦借支的）。
汇划机关当时是代理行。东印度公司为使自己的职员不控制散商对印贸
易，于1787年建立了代理制度。1832年，有人对代理行的起源作了如下描
述：
代理行主要由绅士组成，他们过去都在政界或军界供职。他们觉得按习惯自己更适于经商，
于是得到退职许可后便从事代办业和商业。他们为公司服务积蓄了资金。他们把这笔资金或者
借给别人或者直接用于商业，实际上，与其说他们是资本的拥有者，勿宁说他们是资本的分配
①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2 第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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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们在通常的贸易过程中，以及通过借贷之间的利息差额和通过收取佣金，来获得利润。 ①
到1790年，在加尔各答已有十五家控制印度国内“港脚商”的散商商号；
这时，“港脚商”也已向东扩展到海峡和中国。为了满足贸易需要，商号建
立了银行和保险公司，为外商投资者办理业务，汇寄私人资金，资助靛青种
植，等等。汇运欧洲染料工业使用的靛青是一种主要的汇寄形式，不过这种
汇运经常受到拥有和管理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航运界”收取高昂运费的妨碍。
1801年，靛青售价暴跌，许多代理行开始着重依靠向广州运送棉花和鸦片的
生意。
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国的茶叶收购，因此，港脚商（即在印度得到该公
司许可而由散商经营的商号）从印度运往中国的商品 不得不在中国统统换为
低价货如糖或者中国白铜 （即锌，有时是锌与铅、铜的合金），或者只换成
硬币。因此，需要大量银行业务来结算利润。有三种办法可以使东印度公司
用这些巨额收益获得硬币和增殖利润，因为这时该公司在广州维持这一贸易
体制迫切需要巨额费用和预付款。第一，印度管辖区之一可以向某代理行预
付卢比，该代理行即购印度棉花运往广州出售以换取西班牙银元，然后从中
扣除港脚商人的利润而将余款交东印度公司商馆帐房。第二，驻广州的商馆
可以接受某一港脚商人的硬币而付给他可在伦敦或孟加拉兑现的汇票。最后
在下列情况下信用可以在帐房中过户： （一）如果东印度公司欠行商甲一笔
预付款， （二）甲可以从港脚商人乙购买棉花和鸦片，（三）因此，甲能把
他的东印度公司欠款过户给乙，然后， （四）乙可利用由伦敦董事会承付的
汇票将款汇往伦敦。
乍一看，港脚商人很象是中国明、清时代在国家各专卖事业之间钻空子
活动的那种商人。但实际上与中国那种商人不同，因为港脚商人是不可或缺
的。出现港脚商人的最基本和最经常的原因很简单，这就是英国人对茶叶的
需要量很大，在欧洲却找不到中国人会大量消耗的与此相当的制成品。结果，
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制度本身不能为这种贸易提供资金。所以除了公司直接运
输茶叶外，其他一切交易都是通过其印度代办所及其驻广州代表——“英国
散商”——进行的。
① 布拉肯先生在下院特别委员会上的证词，1832 年3 月24 日。引自辛哈：《欧洲人在印度的初期银行业
务》。又可参考克令：《印度代办制度的起源》，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6 第1 期 （1966 年11 月）；特
里帕西：《1793—1833 年孟加拉管辖区的贸易和金融》；巴苏：《亚洲商人和西方贸易：对1800—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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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制的告终
随着中、英两国越来越疏远，它们的贸易代表反而越来越近乎。到1810
年，监理委员会和公行似已结为一体，成了一个统一的英…中行会。它们之间
的竞争是不关重要的。的确，它们双方都希望互相帮助以反对新来的英、美
散商的侵犯；这些散商是在垄断体制之外搞经商，因为他们认为垄断制度已
过时和碍手碍脚。
1785年第一只美国船到达广州。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私掠船失了业，安
的列斯群岛不向它们开放，塞勒姆、波士顿和纽约的船主如饥似渴地注视着
中国贸易。美国的单桅小帆船和纵帆船从努特卡先是运来了人参，1787年后
又从那里运来了毛皮。1806年以后，即当美国太平洋西北沿海的海豹和海獭
被灭绝时，就从夏威夷和斐济收运檀香木，到1830年这也被砍伐殆尽。绕道
合恩角的美国人也开始在西班牙美洲诸港出售欧洲货物以换取墨西哥鹰洋，
然后将鹰洋运往中国以购买茶叶、丝和瓷器。这使广州贸易一年又增加了二、
三百万元的现银，从而使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额有可能激增。美国的运费与东
印度公司的相比是如此便宜，以致美国人在英国可以付了茶叶关税后仍能以
低于 东印度公司的茶价出售。到1820年，广州贸易除一小部分外，全部由
东印度公司、港脚商人和美国人分别经营。
美国人自己并不愿步东印度公司之后尘，不愿付给行商以抬高了的价格
去填充公所基金。相反，他们找的是非公行的商人，特别是寻找其行号麇集
于广州各商馆周围的店主。但在1818年曾发现一店主试图自购生丝时，海关
监督坚决主张：行商作为外国船只的保商，此后应当对非公行的经纪人作出
担保。这对公行和监理委员会有利，因为大多数店主必须因此迁回城内。十
年以后，有个盐商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外贸商行与美国人做生意，还得到了上
述的那些店主的资助。当海关监督从该盐商得到一笔特别丰厚的贿赂后似乎
正要默许时，象十七世纪的一些“特许权商人”那样，东印度公司利用总督
的干预破坏了这个联合活动，监理委员会对中国官方干涉这次贸易的善意行
动表示赞赏，但伦敦并不以为然。
英、中两国的距离使董事会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使它的广州贸易组织中
国化。例如在1810年，董事们发现，已将三百五十万两银子预付给行商。监
理委员会总是辩解说，这些预付款至少把下一年度的茶价降低了3。5％。当
印度总督不得不用12。5％的利息借款时，伦敦询问，为什么为了得到这样微
薄的收入就把那么多资金束缚在广州呢？这个逻辑是不能驳倒的，到 1818
①
年，监理委员会最后承认，茶叶生意很稳定，已经不再需要预付款了。经济
作物的种植已经推广到福建、中原地区和广东各地，愈来愈多的农民种植单
一作物以满足世界对茶叶的需要。结果，当行商签订了下一年度的合同时，
广州商馆几乎是若无其事地向行商停交硬币。虽然仍用现银付给经纪人以支
付公所的各种款项，但在1825年3月监理委员会秘密会议以后，甚至连这一
作 法也停了下来。如果一个行商即将破产，最好的办法是使他退出公行，自
谋生计。旧的广州垄断制度正在日趋瓦解，因为港脚商把愈来愈多的资本引
入广州城而使行商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向私人放债户借款。利率从年利20％降
年加尔各答和广州的比较研究》 （伯克利加里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5 年）第209—250 页。
① 参考罗斯基：《华南的农业变化和农民经济》，第215—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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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到了12％，因此东印度公司的人为的贷款方法就不再需要了。这样，英…中
垄断商之间长达百年的旧的贸易联系未作重大的声张就被切断，结果这两个
法人很快就离异了。公行继续寄希望于将来，但监理委员会发觉，公行作为
一个有担保能力的垄断组织的时代已经过去，开始打退堂鼓的时刻已经到来
了。
1813年7月13日，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
只允许它还保持二十年的对华贸易垄断权。在印度开放自由贸易后的繁荣时
期，在加尔各答和孟买建立了数十个新代理行，其中有许多代理行向对华港
脚贸易投资。驻广州的英国散商多年来已经与正规商业沾上了边，他们输入
伦敦的打簧货、中东的没药、马德拉斯的檀香木、马来亚的玳瑁，等等。他
们的大宗商品已经是印度原棉，与南京的棉花竞争，向华南的纺织业推销。
不久印度的繁荣时期结束。1827—1828年发生世界贸易萧条，而且普鲁士蓝
又在欧洲染料工厂中代替了靛青，结果几乎毁灭了加尔各答的所有代理行。
此外，广州港脚行号的业主们（其中许多人是加尔各答商人的苏格兰籍亲属）
发现，中国市场对他们自己货物的需要量很低，也不稳定。从1819年起新加
坡已经在迅疾地发展，致使海峡贸易的商品充斥于广州市面。印度棉花曾经
是港脚行号的主要靠山，但它不再能同南京棉花竞争，因为南京棉花现在不
是经过陆路，而是用帆船南运广东，从而减少了运费。甚至打簧货也售不出
去，因为广州人已学会了仿制。虽然如此，港脚行号在广州人经营的银行业
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即使上述的特殊贸易失败了也不会使它们破产。除前面
谈到的金银财宝的运输和从事金银经纪业外，私人商行还新办了数种新交换
业务。例如，1826年以后银元输入额降低，原因是西班牙美洲的银源枯竭，
①
美国转向国内投资。因此，象维廉·查顿博士等商人开始鼓励美国人在伦敦
出售他们自己的美国棉以换取寄往广州投资的拜令兄弟公司的汇票。接着查
顿给出售棉花的美国人在广州记上一笔应付款，然后把原来的汇票在伦敦兑
现，这样又向对华的私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汇划方式。这种银行业在十九世
纪二十年代末的世界信贷危机中维持着港脚行号，但却未向它们提供足够利
润使其发财致富。只是广州的私人商行开始直接向印度的第三大宗出口货鸦
片投资时，它才向港脚行号提供足以致富的利润。
①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 第257 页。
① 张荣洋：《对1784—1834 年中国贸易和财政的再评价》，载《商业史》，卷7 第1 期 （1965 年1 月），
第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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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贸易
鸦片从唐代以来在中国就作为药物使用。1620年，台湾人开始把鸦片和
烟草混合起来用作麻醉剂传播到东南沿海。虽然在1729年时清政府禁止鸦片
输入，但葡萄牙人仍从印度港口如达曼和果阿 （卧亚）将这种麻醉剂小量输
入中国。1773年，东印度公司决定在东印度建立一个它自己的鸦片垄断组
织，向印度农民提供款项，种植比葡萄牙人从西印度运来的白皮土（麻尔洼）
质量更高的公班土（八达拿）。但到1796年，中国人被这种麻醉剂弄得十分
苦恼，致使东印度公司决定不向中国直接输入鸦片以免危及它的茶叶垄断经
营，而宁愿将鸦片在加尔各答拍卖给英国散商，然后由他们通过港脚贸易兜
售给印度东部。因此，从 1800到1818年，对中国的鸦片贸易都是通过澳门
进行的，每年不超过四千箱 （一箱约重140磅）。
但在 1819年，这种麻醉剂贸易突然兴旺起来。白皮土和公班土互相竞
争，促使价格下降而扩大了消费量，结果又进一步增加了需要。有一个代理
①
商写道：“鸦片象黄金一样，我可随时卖出。”1820年，学识渊博的总督
阮元取缔了这种贸易。十六个中国商人在澳门被捕，其中一人泄漏了全部底
细，详细交代了向高级官员行贿情况。在此后发生的一次丑闻中，欧洲人的
走私制度又恢复了原状，当时鸦片批发中心站被移到一个小岛上，即葡萄牙
人1517年曾首次登陆和位于虎门以外水域中的伶仃岛。从1822到1830年，
这个中心站的鸦片贸易又来了一个大跃进，贸易额每年高达18，760箱。但
其中许多鸦片是非公司所属的白皮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