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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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而茶叶，特别是丝的出口，却由于太平军破坏了中国国内的需求以及
破坏了输往广州的路线反而有所增长。
这一切使得当地的中国人甘愿默认外国居留地的自治权，而且还出力帮
忙保卫它。这种中外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就是上海能成功地取得独立地位的
秘密所在。到1854年，建立新秩序的要素已纷纷出现，而且逐渐形成了一些
新制度。
这一套混合的新制度中的一个内容就是海关雇用外国税务司的原则；根
据这条原则，清朝海关雇佣外国人做中国的公务员，并监督外国商人遵守税
则和贸易规定。这一大发明当然是长期发展的产物。在1842年以后的时期
英国领事在最初阶段曾试图监督英商交纳条约税则规定的关税。但是这一“领
事为了稽私而进行干预”的做法立即引起商人的一片喧嚣，因为商人发觉他
们可以通过威吓或利诱中国海关收税人员的办法，使双方在关税税额上私下
成交，互相得利。用这种办法“诈骗皇帝”的关税收入，使守法的外国商人
很恼火，认为这是不公平的竞争，但事实证明不可能有什么妙计使中国海关
变得清廉，特别是在不诚实的外国人可以用武力相要挟，而善良的中国关员
却缺乏武力的时候更是如此。到1850年，英国政府完全被合法贸易中的中外
偷漏关税的行径所挫。平等执行条约税则这一条约制度的基石正趋于崩溃。
② 费塔姆：《费塔姆对上海工部局的报告》摘要，第2 章。
①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收有《北华捷报》及其他西方记载的大量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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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十年代初的第二阶段中，上海的英国领事阿礼国企图用拒付关税的
办法威逼中国海关，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伤害条约制度。第三阶段开始于
1853年9月7日小刀会的起义，这时海关处于停顿状态。阿礼国要他的商人
用期票缴纳根据条约规定应付的税款，以使贸易能继续进行。当兼管关税的
吴道台征得清帝的支持要求纳税的时候，阿礼国领事的这种出具期票的“临
时制度”最后不得不予以废弃。但是中国政府还不能在上海对外国贸易重新
征收有利可图的关税，所以吴健彰开始在领事耳目以外的内地对外国货物课
税。如果长此以往，这种作法就会破坏条约口岸制度。
与此同时，即到了1854年4月，围攻城内叛乱分子的清军已开始抢劫和
威胁县城以北外国居留区的外国人。清政府当局无法控制他们。4月4日，
阿礼国领事和他的美、法同事一起拼凑了一支由四百名水兵和商人志愿兵组
成的混合部队，以四门大炮出击，在那次所谓“泥滩战斗”中肃清了居留区
的西界。不象广州的商行区那样，这里的西方人是能够控制上海的局面的。
由于美国新监督官麦莲（在与省当局的谈判中他曾与英国人密切合作
过）的到来，在军事…商业领域内也出现了政治家人物。1854年7月12日，
上海英、美、法三国领事经与吴健彰谈判，终于就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达成协
议。作为关税监督官，吴健彰负责雇用由领事提名的外国税务司，使之规定
外国商人的纳税额，和过去一样，它由中国海关银行接收。作为给他的一种
甜头，吴健彰可以指望从“临时制度”时期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关税期票中收
到大约一百二十万银两或三十九万一千镑税款。 （后来经过许多法律交涉，
美国的关税只付了三分之一，即118，125两，而英国则分文未付。）最后由
于所有这些机缘的凑合，出现了一个又公正可靠、又有效率的海关。从此，
外国领事有了法律之治，中国政府也因此获得贸易税收。虽然1854年的协定
给予领事以关税控制权，但是英国政府不愿承担这一责任。不久双方一致议
①
定，外国税务司虽然是外国国民，但只替中国皇帝效力。这种新规章所以能
在上海实现，部分地是因为在当时万分危急的境况下，中国当局的代表是一
位诡计多端的人物，他成长于广州的商场上，而不是在正统儒教的熏陶下教
养起来的。
第二个改革之所以需要，是由于大量难民流入城镇，给市政管理带来了
危机。随着中国贫富不等的人的住宅大量兴建，所有城市的弊病以及海员港
口所特有的罪恶活动也变本加厉起来。防火防病和维持市民秩序等，没有一
样不变成了迫切的任务，所以各国领事在1854年7月与吴道台就制定一项《英
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取得了一致意见。在早期协定的基础上，新章程规定领
事每年应召集土地出租人开会，讨论的事项有：修筑道路、码头和桥梁；对
这些建筑进行维修和打扫；提供适当的照明设备和排水 系统；另外，还要建
立一支警察队伍。年会还受权对土地和房屋课税，对上岸货物征收码头税。
负责此事的委员会被授予法律职能，即要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提出起诉和对每
年帐目提出报告。这样就创建了一个贸易商的共和国，它有权在外国领事根
据条约进行管辖的规定下进行征税和警察治安活动，同时还取得了中国政府
的默认。当清朝官吏软弱无能而地方势力尚未巩固的时候，在上海的放肆的
外国人便得以建立了这一套新制度。
在1854年以后继续骚动的十年中，中国资本被吸引到了中西商业合作的
① 赖特： 《赫德与中国海关》，第91—110 页；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431—4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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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心上海。从广州来的买办商人立即遇到附近的宁波 （它是个较古老的商
业中心，曾经是同日本贸易的中古式的入口港，并且那时还控制着由杭州湾
到满洲的大部分沿海贸易）银行商号的竞争。山西票号是在地区间 （特别是
在华北）的资金汇兑方面同官场进行密切的合作；宁波钱庄则不同，它们是
在长江下游与沿海及外国贸易发生关系而起家的。它们由早期兑换银钱的店
铺发展起来，发行可以兑换铜币或银两的汇票，并创办了信贷，以此来促进
贸易。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宁波钱庄通过发展过户制度而满足了信贷需要；
凭过户制度，商人在他们的钱庄存折中登记下彼此之间的每日交易，然后由
钱庄每晚进行核算，使交易能得到结算和转帐，这便替信用证券创立了一个
粗具雏型的票据交换所。
宁波银行家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已在上海贸易中崭露头角，后来开始在上
海银行界起显著作用。当条约口岸的开辟促进了沿海和国际贸易的时候，上
海茶、丝贸易的地方金融家大多是宁波人，他们能够依靠宁波地区旧式商业
家族积累起来的资金。鸦片贸易发展了期票和银行汇票的使用，而太平军叛
乱对长江下游贸易的破坏又给予宁波…上海银行家们以更多的机会。在条约口
岸有自己银行的外国商人感到必须与本地钱庄合作，以便利用它们的票据交
换所组织。而与外国的这种联系，反过来又有助于使中 国钱庄能对政府的控
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①
① 琼斯：《宁波的金融：1750—1880 年的钱庄》，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47—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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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对比西方在广州和上海的经验，有助于说明十九世纪中叶外国在中国的
作用。在这个时候，清朝主要关心的是叛军势力蔓延，而叛乱正显示了中国
政治经济中根深蒂固的弊病。库恩先生将在第六章中指出，旧秩序由于结构
和环境的多种缺陷而受到损害，受过儒家洗礼的文人学者统治阶级终于以不
可忽视的活力和独创性来对待这些弊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许多主要省
份都处于内战和混乱状态时，沿海的西方商人、传教士和军队相对地说似乎
只属于边疆偏僻地方的问题。外国人在火力方面无敌而人数甚少，他们虽然
可以打到广州，甚至最后打到天津和北京，但是他们不能取代中国人口，也
不能没有中国人的帮助来统治中国人。一句话，象从前蒙古和满族入侵者一
样，英国人也能打入中国的民族混杂的统治阶级权力结构之中，甚至到时候
还可以在帝国政府中起作用。但是他们只有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只有与统治
制度互相适应，而且只有在中国民众没有被现代民族主义感情动员起来反抗
他们的时候，才能这样做。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可能迫使清朝给予外
国人以条约特权和在中国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从而延长并改造了帝国的政
体。但是在1860年之前，北京仍在严阵以待，顽固地进行排外。就在清朝全
力对叛乱进行镇压的同时，西方入侵者仍被视为需要清除净尽的累赘。
咸丰帝即位于1850年3月，时年十九岁，他不久便被灾难所压倒，因此
看来他不是一位明智而坚强的领导者。他对外部世 界极端无知，徐广缙（当
时是负责对外关系的广州钦差大臣和总督）煽起民众的排外情绪使英国人不
能入城的成就，深深地打动了他。1850年3月，英国人因徐广缙违反条约而
在天津给穆彰阿和耆英（负责签订1842—1844年条约的两位主要官员）递交
了抗议书。这位年轻皇帝的反应是，以屈服于英国人的罪名斥责和贬抑他父
亲所信任的这些官员。此后，他支持徐广缙及其亲密同僚广东巡抚叶名琛的
不同西方使节交往的政策。同时他命令上海、南京和天津当局把一切外事活
动移交给广州钦差大臣。北京的这条强硬路线，使巴麦尊于1851年曾考虑过
采取武力报复，但是他于12月被免去外相职务，而他在伦敦的继任者却并不
那么感到需要卷入中英斗争中去。
1858—1860年英、法联军远征中国之役，是由于1854年双方共同努力
谋求修改条约的谈判遇挫而引起的。促使采取这一外交上的努力有以下几个
因素：英国想寻求机会与南京太平军叛军进行贸易的希望遭到破灭；1854和
1855年英法在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实行外交合作和军事上无暇他顾；美
国公使（麦莲）来到中国，他较他的前任更少怀疑英国人的出尔反尔而愿意
与英法两国共事合作。总的说来，到1854年，外国舆论已经认为不能从太平
军的胜利中捞到什么油水，而英国政府也已决定采取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在
法、美两国同意下，三强企图通过修改条约来增进它们在中国的利益。结果
三国公使于1854年5月到11月之间纷纷在福州、上海，最后在天津，从多
方面提出申诉或建议，企图劝服当时的广州总督叶名琛。这些努力有助于达
成上述上海的地方协定，然而它们在与北京朝廷打交道时却无效果。1855年
2月巴麦尊出任首相以后，在中国的英国活动分子越来越不安分了。①
① 科斯丁：《1833—1860 年的英国与中国》，第114 页及以下各页，第180 页及以下各页；格雷戈里：《英
国与太平军》，第1 — 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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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名琛当对因为要对付广州周围的叛乱而陷于困境。他顽固地拒绝英国
人进城的要求，所以他在西方的记述中成了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词，但
最近的研究表明，当邻近的江西、湖南甚至珠江三角洲都被起义所震撼的时
候，他在广州十年的真正功绩却是维护住了清帝国对那里的军事控制。太平
军于1852年由广西向长江北进，部分原因也是叶名琛保住了广东。然而太平
军的榜样在广东也引起了一系列叛乱。叶名琛通过向绅士课税来筹措民团经
费以对付这些叛乱，这正反映了广州地区当时的困难局势。华南的叛乱促使
福建的茶和安徽、江苏的丝改经较短的路线运至上海，因此，在翻越梅岭和
别的关隘而至广州的旧运输线上谋生的船民和码头搬运工都被迫失业。和三
合会有联系的秘密会社，象 1853年占领过厦门和上海城的小刀会，现在有了
用武之地。1854年期间，广州地区被卷入“红巾”之乱的漩涡中。广州城只
是由于农村民团局（这是添加在地方宗族结构之上的组织，所以在提供救济、
控制物价和鼓励生产的同时，还能庇护和组织人民）的效忠才免遭掠夺。所
有这一切都是在绅士领导之下完成的，原则上要由朝廷批准，实际上总督批
准即可。叶名琛在坚持科举考试，奖励有功的绅士，处分那些为非作歹的人
方面似乎都是公正而有力的。但是一旦“红巾”被镇压，几万人便在1855
年被处决，广州的绅士仍旧在地方重新保持权力地位，他们能够用贸易税捐
支持他们的乡勇和民团，而农民则比过去更加贫困，经官方批准并由绅士领
导的民团已与由绅士资助的乡勇 （他们的所作所为经常无异于老百姓的敌
人）合流。①
成为1856年10月开战理由的“亚罗号”事件，便显示了正在成为中英
关系典型的亦中亦英的特征。这种船有外国的船身和中国的装配。船主是中
国人，但他住在香港。船长（甘纳迪）是英国人，十二个水手全是中国人。
“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但已超过这一年的有效期十一天，而根据殖民地
条例，它有权在回返香港以前悬挂英国旗。但事实上“亚罗号”不管是否打
了英国旗，它当时已参与了海盗活动。叶名琛声称他的捕快在扣押船上水手
时捕获了一个恶名昭彰的海盗，这种海盗他曾处决过数以百计。当时巴夏礼
领事刚从英国回来，英国的巴麦尊已经同意必须对清政府“提高嗓门”，并
且要求中国对即使是最小的侮辱也要立即赔礼道歉。巴夏礼领事有香港总
督、当时的自由派领袖包令爵士 （他初到中国时曾做过广州领事）做靠山。
包令把自己对自由贸易的热情同巴夏礼坚决无情的炮舰外交的信念结合了起
来。
1856年10月，英国海军再度攻占虎门炮台，一直打到十三行。他们用
一门大炮每隔十分钟向叶名琛衙门轰击一次，他们轰垮了城墙后派遣一支突
击队冲入衙门，到处耀武扬威地展示其火力威力。然而叶名琛蔑视他们，拒
绝同他们谈判。后来人们用一副联语来嘲弄他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的死顽固态
①
度：“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可是，鉴于他有他的政绩，
① 小韦克曼：《1839—1861 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13—15 章；J。Y。W。黄： 《1807—1819 年叶名琛
的政治经历》（1971 年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博士论文）引用了1858 年缴获的广州督署档案，现存伦敦
档案局，外交部档案第682 号；又可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