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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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如果说在某些地区太平天国曾试图把所有权授予佃户，那么，主要的
考虑似乎也是出于在地主逃走之后向原佃户征税的需要。太平天国的赋税手
续很快发展起来，不再实行通常作为他们侵入一个地区的标志的那一套没收
和勒索的粗暴做法，除了税额稍轻以外，田赋制度经过系统化，与清制区别
不大。
一般说来，在太平天国控制的那些未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地区，农民的状
况是有所改善的。叛军的存在似乎坚定了佃户抵制苛租的决心，有时地主也
只好满足于部分的收入。1860年以后在长江下游的某些地区，向佃农征课各
种直接税与一项官方的减租纲领同时并行。这便是另一种与地主分享农村剩
①
余产品的形式。太平天国占领区的经济，无论是商业或是农业部门，租税负
① 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65、94—98、338—383 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655—669
页。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119—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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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一般都比旧政权时要轻。太平天国的商业税不象无处不施行的厘金税那样
泛滥成灾，而且显然条文比较合理，施行中的弊端也少一些。
太平军中央的分裂及其领导的恢复
1856年发生的震撼太平天国的那场灾难，既不是它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
的某些缺陷造成的，也不是由于它的敌对力量所致，而要归咎于他们自己中
央领导方面的动荡不定。如前所述，这种动荡性在运动最初年代中就已经孕
育于太平军的制度之中。政权要继续存在下去，就需要有一种在共同事业中
形成的兄弟情谊，以煞住诸王之间的不和。但是兄弟情谊不久都被东王杨秀
清的无情野心所毁。1853年在定都天京时，他那已经巨大的权势由于冯云山
和萧朝贵都在战斗中死去而更形膨胀。杨秀清在行政地位上的加强是在损害
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和秦日纲（1854年封王）以至洪秀全本人的利益的
情况下取得的，洪秀全本人也往往跟其他人一道蒙受杨秀清的羞辱和威吓。
洪秀全智虑逐渐衰退的状况最终使他事实上不能再积极参与行政决策。杨秀
清马上以新的精神权威自认，宣称他是圣灵的化身，地位甚至在上帝次子之
上。许多历史家都鄙弃杨秀清为毫无信仰可言的阴谋家，认定他个人的宗教
主张（反之，洪秀全则有至诚的信念）只是一些诡计而已。杨秀清是不是邪
恶的阴谋家暂且不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杨秀清的卓越行政才干
和集权本能，太平军运动决不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杨秀清的垮台看来是他试图取代洪秀全本人以篡夺最高权力的行动促成
的。1856年8月，当杨秀清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这是迄今为止仅为洪
本人保留的一项帝王特权）时，洪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天王于是把韦昌
辉和石达开秘密召回天京，降诏要杀死杨秀清；这个行动也许是书昌辉、石
达开和秦日纲蓄谋已久的。韦昌辉当时正在江西作战，距离最近，他率领几
千精兵迅疾返回南京。韦昌辉出身于富有的地主家庭，对自己长期蒙受象杨
秀清这样一个出身贫穷的劳工的迫害可能倍加恼恨。9月1日夜间他迅猛出
击，把杨秀清杀死，并下令屠杀杨的随从人员，据说约屠杀了二万人。屠杀
在南京蔓延了将近两周，其规模显然远远超出了洪秀全的预料。当石达开在
约十天以后到达南京时也为之震惊，力劝韦昌辉住手。韦昌辉这时已经杀红
了眼，竟怀疑石达开同情东王集团。石达开十分谨慎地逃离天京，重返他的
前线部队，韦昌辉因此也杀害了他的全家。石达开带领了一支庞大 的军队向
南京进发，想来报仇。这时洪秀全也感到韦昌辉的权势咄咄逼人，象杨秀清
以前那样又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洪获悉石达开受到太平军全军的普遍支
持，便于11月中旬调集了他的军队把韦昌辉及其同伙二百多人杀掉。在这个
屠场上，贪欲和偏执狂使太平军运动原来理想的任何残迹都已澌灭无余。
还有一个令人痛心的损失，那就是失去了一度集于中央的权威。幸存下
来的领袖没有人能行使位极人臣的东王有过的权力。石达开被洪秀全召回南
京主管行政，他发现自己处处受到一个由洪氏兄弟和佞臣蒙得恩结成的宫廷
集团的掣肘。六个月后石达开出走，领着自己的队伍开赴西南长期单独作战，
没有再加入太平军运动了。清朝的保皇派马上对太平天国的分崩离析加以利
用。1856年12月，胡林翼的军队把太平军逐出武昌。1857年下半年曾国藩
夺走了太平天国在江西征服的大部分土地。这样便使太平军在长江上的要冲
安庆受到威胁。自1856年下半年至1858年年中，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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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以战略要地九江的易手和清军重建其对南京的包围圈而达于顶点。
尽管太平军的中央已陷入混乱，但这运动在普通士兵中仍保有旺盛的活
力。1858年下半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主要靠陈玉成和李秀成（此二人出身于
广西最贫苦的农民阶层，又都从叛军的各军阶上缓缓晋升上来）的努力而取
得了转机。作为最高统帅，这两位才华卓越的军事家于1857年逐渐恢复了攻
势，并成功地使江北的清军处于一片混乱之中。1858年9月他们在淮北三河
镇重创湘军，11月又在南京对岸的浦口击溃了清朝的正规军。由于这两次打
击，太平天国解除了安庆的压力，并重开了天京往北的交通。
太平天国复原的第二个因素在于天王的堂弟洪仁�1822—1864年）的
个人集权得到了有限的和暂时的恢复。洪仁鞘芎樾闳跋斓牡谝慌淖凇�
者之一 （他跟洪秀全一样，也是因科场失意而成为村学塾师），自1852年
以来他一直未曾介入运动。在香港期间跟他相过从的，最初有新教传教士瑞
典人韩山文，后来有包括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在内的伦敦会的一些成员。他
除神学以外，还探讨了西方的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些研究不仅使他成为太
平军人物中受教育最广泛的人，也使他成了中国最早介绍西方文化的人士之
一。1859年4月当他最后安全抵达南京时，受到了天王热情的欢迎，并被擢
升为最高行政长官，受封为“干王”。
洪仁�1859年发表的《资政新篇》中概括地提出了强化中央集权、采
用西方技术以使中国经济和交通现代化以及发展与西方列强友好关系的政
策。洪仁岢龅目柘执小浞⒆ɡā⒔ㄔ焯泛吐执约胺⒄埂�
采矿业等项建议表明，他对西方力量所在的若干因素抱着全心全意的、虽然
认识很不全面的赞赏态度。这些建议是太平天国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转变。
洪仁诹硪徊恐骼锾岢鲆谔教旃际灾贫确矫媸敌幸恍┲卮蟾母铮�
目的在于倡导一种更注重实用的文风并促使文武结合。新型的太平军的杰出
之士应当是，文“可兼武，韬略载在诗书”，武“可兼文，干戈化为礼让”。
①此外，洪仁巫尾痪氲卣≈泄车挠判阒坷葱е遥荽车闹肿濉�
理由重新向他们发出呼吁。
到1860年中期，太平天国在江北的军事胜利虽然解除了清朝对它的一些
战略要地的压力，但它并没有建立起可靠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未能占
领湘军在长江中游的防区。在安徽新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是政治上不甚可靠的
捻军 （他们不久又投靠了清朝），这也使太平天国不能长期依靠此地，把它
当成作战基地。不过江南大营于1860年5月的再次被摧毁，大大振作了太平
军 的士气，于是洪仁悴呋艘淮喂婺：艽蟮恼揭垡哉鞣そ侵薜亍�
区。有了长江三角洲作为经济基地，就可以再度攻占远至武昌和汉口的长江
中游地区。洪仁衔萦谐そ掠纬钦虻牧硗庖恍┖么κ牵骄小�
机会使用西方的轮船，派它们到上游去打仗。
在东面发动的这次新战役很快就初战告捷。守卫句容、丹阳和常州的清
朝正规军一片混乱，仓皇溃退。6月2日，李秀成的军队进入苏州，这里是
江苏东部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又是通向沿海城镇的门户。整个这一地区的太
平军将领们为了长期占领，他们励精图治，竭力稳定地方经济和控制农村。
他们奉行的政策是尽量不打乱地方社会组织，以期确保各种资源能够源源不
绝地流入太平天国的国库。这时的急务只是想把清军赶出沿海城镇。除了想
① 《钦定士阶条例》，载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丛书》，第937—9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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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罗轮船以便溯江而上去作战的计划以外，没有证据表明，洪仁推渌�
平天国首领都已认识到上海作为外贸收入的来源所具有的长期价值。但必须
把上海视为在长江三角洲进行较大规模战役的一部分，于是洪仁攀制唐健�
与外国列强交往的道路。可是，洪仁⊥夤С只蛑辛⑺鞯闹种峙�
力是建筑在天真的乐观主义上面的，以为西方会把太平军看作是进步的基督
教同道而报以同情；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西方列强根本无意同叛乱
者合作，它们更感兴趣的毋宁是看到清帝国的力量在长江下游各省份复兴起
来。
曾国藩出任统帅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保皇派将领系统中发生了一些对清朝的胜利具有
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江南大营”的再次瓦解（1860年5月）不仅使清朝
的最高将领张国梁与和春身死，两江总督何桂清被废黜，而且使南京以东的
清朝正规军遭到覆灭。在此以后帝国的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曾国藩被授予
整个战役的领导权， 因为舍此而外已别无其他选择。于是曾国藩于1860年
6月8日被任命为代理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拥有指挥长江下游地区军事的
最高权限。曾国藩在他首次担任的这个封疆大吏职位上，终于能够使他的军
队与更充裕的经费，以及与一员高级总督所拥有的巨大权威结合了起来。
对清政府来说，把个人军权与地方省份的正规权力这样结合起来，乃是
惊人之举。在这方面五十年代已有过一些先例，即曾国藩的几名部属已经担
任了巡抚或代理巡抚，例如安徽的江忠源和后来的李孟群；广西的刘长佑；
湖北的胡林翼。但是曾国藩新任的这个地位显赫的两江总督则明显地集中了
军政大权于一身，权势更大。这是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就许多方面说也是中
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
溶为一体的这个强大的保守联盟，才使王朝得以苟延到二十世纪，并对整个
共和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机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使湘军的财政基础和政治基础得到巩固以外，曾国藩在1860年的擢
升最后还为保皇派提供了健全的战略领导。曾国藩持有与太平天国相同的看
法，也认为天京安危系于从南京至汉口之间的江面，而控制这段长江的关键
则是安庆（自1853年以来一直在太平军控制之下，它是皖北具有战略意义的
沿江口岸）。在曾国藩的坚持下，1859年后期朝廷已经认识到收复安庆的重
要性，于是曾国藩马上按部就班地进行收复该地的行动，他把这一战斗托付
给他的兄弟曾国荃去指挥。1861年9月5日经过激烈战斗后安庆被攻陷，平
民大批遭到杀戮。这样便为打败叛军奠定了战略基础。
曾国藩按湘军型式创建了由他先前的幕僚率领的新军，是这个时期发生
的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事件。构成他本人力量的因素就是这样传到下一代绅
士军事家之手的。曾首先看中了他的门生李鸿章 （1823—1901年）。李鸿
章是一个有能力的进士，抱负很大，颇具才干，其父与曾国藩有同学之谊。
李出身于安徽合肥的一个官宦之家，从1853到1857年之间他带领一支勇军
守卫乡里，从而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安徽上层人士整军经武的行动开始
原是针对豫皖边界的捻军叛乱的，太平军的猛攻则加快了这一行动。李鸿章
的作用似乎可与湖南的王鑫和罗泽南相比拟：他根据团练名册征募人员并将
他们编入正式作战部队。李不久辞去直接的军队指挥职务，转到福济 （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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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巡抚，是江忠源的后继者）手下任幕僚。在安徽过了六年，后来李鸿章决
定与其兄李瀚章一起去投靠老师曾国藩。1859年1月，他到达曾国藩设在江
西的行辕。
曾国藩认为李鸿章担任幕职是大材小用，于是设法委以实职，使之独立
指挥军队。曾国藩和胡林翼久已留意安徽淮阳一带是军旅的来源，曾国藩多
次想安排李鸿章编练一支该地区的军队。1861年时机终于来到，当时有一名
上海流亡绅士代表从上海围城中来到曾国藩设在新近收复的安庆大营请求援
助。李鸿章便马上开始召募军队。他的新军从团练中征召，又得到一些勇军
的补充，后者已经组成并由于有了能征善战的湖南人组成的八个营而使战斗
力得到了加强。1862年4月，富裕的上海绅士把一个向外商租来的船队派到
安庆。李的军队随即被运往下游去占领上海。
曾国藩之所以决心创建新军，部分是由于他认识到湘军业已过了它的极
盛时期。它的实力已经由于大部分有才干的将领 （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
和1861年9月死亡的胡林翼）相继死去而遭到削弱；自三河镇之役受挫以来
士气问题一直令人头痛；在湖南征募新兵又日渐困难：凡此种种都使湘军前
途未卜，难以为继。除此以外，曾国藩还急于通过扩大军政权力结合这种新
形式来利用他新近获得的政治权力。就在李鸿章于1861年后期着手募军之后
不久，曾国藩决定荐举他为江苏巡抚，而在他抵达上海时被授予此职。在此
以前，胡林翼的密友左宗棠受命节制南线，并奉令用湖南勇军收复浙江。左
宗棠是一位干练的湖南学者，在曾国藩和其他官员手下任过行政官员。1862
年1月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
促使曾国藩决定把他的权力扩展到上海地区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他担心
外国军队在江苏内地建立军事基地，因为长时间来在上海逃难的社会名流一
直在寻求它们的干预。曾国藩对外国的介入是否有用深表怀疑，他确信利用
西方的办法并非雇用外国军队，而是创办中国的兵工厂来制造西式武器弹
药。
外国的介入
西方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对太平天国抱有超然的、有时甚至抱有温和希望
的看法，但到此时这些看法都已化为乌有。到1860年时，叛军主要被看做是
对外国贸易的一种威胁。在中国市场上利益最大的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