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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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又鼓起勇气来反对俄国的要求。两天以后，伊格纳捷耶夫抵达北京接替丕
亚罗幅斯奇，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虽然他的地位较高。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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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沽事件而满怀信心的清帝在满洲问题上转而采取了强硬路线，他免
去奕山之职，想试一试新的途径来加强王朝的地位。但老一套的思想方法仍
禁止汉人向那里移民，却不知移民正是可能挽救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一个行
动。当黑龙江和吉林当局提议把汉族农民移居到宁古塔、三姓、绥芬河和乌
苏里江等地区以阻止俄国进一步渗透时，政府断然加以拒绝。它只是决定动
员人参挖掘者和当地的部落民来防卫滨海地区，并知照穆拉维约夫，它将坚
持尼布楚条约划定的边界。穆拉维约夫没有为其所动，彼得堡则通知他，如
果必要，可使用军队占领整个乌苏里江和滨海地区。①
当伊格纳捷耶夫停止了在北京的谈判，奉圣彼得堡之命与在上海的英、
法、美三国的使节会合时，他希望学普提雅廷的手法行事。但这时英国人知
道了瑷珲条约，并怀疑僧格林沁在大沽的胜利有俄国人起过的作用。伊格纳
捷耶夫的策略是试图说服英法 联军，声称只有把清政府痛击一顿才能迫使它
屈服。做到了这一步，他就要向清方毛遂自荐地充当调解人，然后以英、法
的炮舰要挟中国来获得俄国所希望的各种特许权。为了这一目的，他与俄国
传教士团通信，从它那里得到消息，然后把这些关于北京形势的第一手知识
告诉额尔金和葛罗，以减轻他们的疑心。通过他的内线情报，伊格纳捷耶夫
首先知道清帝与他的大部分宫廷官员已经逃往热河。他把这些消息告诉了额
尔金和葛罗，因而深得他们的信任，以致连他们从圆明园中缴获的涉及俄国
的外交文件也转给了他，这对伊格纳捷耶夫来说是一笔财富，因为四箱外交
文件道出了丕亚罗幅斯奇在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以外所提的全部额外条件。
英国人在让出文件时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内容。
当英法联军仍在北京城外时，伊格纳捷耶夫却进了城，住在传教士团的
所在地。在这里，心急如焚的清当局立刻请他替中国进行调停。他答应调停，
但条件是恭亲王应送他一份请他调停的书面请求，对他无所隐瞒，以及答应
他前一年提出的一切要求。恭亲王只能照办。10月18日（俄历6日），恭
亲王送给伊格纳捷耶夫一份请他调停的书面请求。
这位俄国外交家事实上很少出力帮助英法联军去获取它们的条约，也不
去帮助清廷降低联军提出的要求。但就在额尔金和葛罗的鼻尖底下，伊格纳
捷耶夫却从恭亲王那里索取到了他所要求的特许权，因为恭亲王相信了他的
话，即额尔金和葛罗是支持俄国的要求的。当联军在11月6日撤走时，伊格
纳捷耶夫甚至还威胁着要把英法军队召回。总之，伊格纳捷耶夫基本上做了
普提雅廷曾经做过的事。在中国国内发生叛乱时，他凭借英法军事进攻的明
显支持而参加到谈判中来，使自己充当调解人，却迫使清政府割让俄军已经
大部分占领的满洲领土，不让其英、法共同谈判者知道这些要求，并且使清
方代表相信联军的战舰和军队支持他的领土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也从伊格纳捷耶夫那里取得了几点让步。伊格纳
捷耶夫同意作出让步的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清朝臣民继续在原地
生活，照常渔猎，但他们不是象瑷珲条约所规定的那样处于清政府的管辖之
下。
中俄北京条约在1860年11月14日（俄历2日）签订，它给了俄国在瑷
珲条约中寻求的东西，批准并扩大了天津条约，而且把从满洲至新疆的整个
清帝国北部边疆向俄国的政治和商务势力开放。经一致同意，清、俄两国的
① 奎斯特德： 《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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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边境大员将在1861年4月份开始划定满洲的新边界，但新疆的划界日期
则有待进一步确定。该条约准许沿整个满洲的中俄边界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
免税的物物交易。在喀什噶尔，初步准许俄国人进行贸易，其条件与在伊犁
和塔尔巴哈台者同。俄国可以在库伦和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它们有充分的
外交平等权和对俄国臣民的治外法权。清帝国在俄国也具有同样的特权。有
关边境事务的通信联系可在恰克图同库伦的当局之间以及在阿穆尔区和滨海
省的军事总督同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之间进行，双方通信都根据平等的原
则；如遇重大事务，东西伯利亚总督可直接递文给清朝军机处或理藩院。最
后，在这些有关中俄陆地共同边境的领土、外交和商务协定中，不适用中国
与其他海上强国签订的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恭亲王和伊格纳捷耶夫在同一
天在条约议定书上签了字，以表示清帝批准了条约和伊格纳捷耶夫对条约的
承认。
清帝国丧失了最东北的广袤而宝贵的土地，因为清政府没有看到这些土
地的价值，并且依然坚持把汉人限制在中国本土这一过时的政策。但这是一
个宝贵的教训。一个愈来愈着眼于全中国的清政府汲取了这个教训，于是大
开方便之门，让汉族移民进入帝国的其他边境。以后的中国亚洲腹地的历史
是一个汉族移居、中国化以及原来的非中国人的社会并入大中国的历史。
即使面对着这样的损失，仍不应否认清政府的成就。尽管有着国内的叛
乱和欧洲人的压力，清王朝仍得以幸存，它的制度也只作了最小限度的改变
而延续了下来。根据清政府所能调动的力量来看，很难想象要它做出更多的
成绩来。
1861年，清、俄两国的边界大臣根据他们的调查，交换了边界的地图和
详细说明。他们在1861年6月28日（俄历16日）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使
这些地图和说明书成了正式文件，约记便成为中俄北京条约的附件 （与俄国
接壤的新疆边界到 1864年塔城议定书——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时才确
定）。有一段时间，俄国政府中的有些部门还有人大讲要进一步在满洲和蒙
古取得领土的好处，但在7月11日（俄历6月29日），政府最后拒绝了这
些建议，理由是英、法似将夺取可能会威胁俄罗斯帝国的朝鲜和其他地区，
作为对俄国任何进一步扩张的反应。俄国政府通知驻中国的公使、驻库伦的
领事和东西伯利亚的总督，万一清王朝垮台，“我们的行动方针将是促使蒙
①
古和满洲的独立”。类似这种有关蒙古、满洲和新疆的政策已经成了伊格纳
捷耶夫训令内容的一部分，但俄国人同英、法、美三国人士一样，宁愿维持
清王朝的现状。
俄国还坚持重订边境贸易的规定。清政府同意作彻底的审查，因而在
1862年3月4日（俄历2月20日），恭亲王和俄国公使巴留捷克上尉签订
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条。1862年的通商章程建立了一项制度，即对从
恰克图至天津的俄国商队和在蒙古边沿地方经商的俄国商人，由俄国当局颁
发证书，而由清当局予以认可，从陆路运进的俄国货的税比经海路进口的欧
洲货的税低三分之一。
1862年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议，以前普提
雅廷向中国提出此议时原是为了对付英、法两国，后来重新提出的目的就转
为镇压中国的反叛者了。1858年，普提雅廷曾命令鲍乃迪提议给清廷两万支
① 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24—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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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枪、二十门大炮和若干名教官。但清方已对俄国的建议——特别是提供教
官的建议——产生怀疑，所以在接受武器和教官时显得如此犹豫不定，以致
俄国政府虽然决定派几名教官和运一万支步枪经蒙古到清帝国，还决定通过
海路秘密运来五十门大炮，可是自己的军队也需要武器的穆拉维约夫却竟然
在1859年把整个载运物资截留在西伯利亚。1860年，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北
京条约批准仪式上，伊格纳捷耶夫再次提出俄国供应武器的建议，甚至还答
应提供俄国海军支援去镇压太平军。后一建议没有结果，但运送武器的建议
虽几经周折（其中还包括曾国藩提出过反对意见），最后仍被批准；1862年
夏，两千支步枪和六门大炮终于运到。但当几名俄国教官在恰克图附近开始
训练清军使用这些武器时，英国公使对清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它在同年
把他们遗送回国。俄国政府推迟运送它所答应提供的武器的剩余部分，直到
它对中俄陆路贸易的新税率感到满意时为止；最后，由英国人训练的神机营
在1865年使用这些武器来保卫北京和镇压满洲的盗匪。
在俄国，还酝酿着一些计划，要俄国参加英法联军支持清王朝的镇压太
平军的干涉行动，来抵销英、法在华势力的增长。但俄国与英国冲突的可能
性依然存在，而且俄国还面临波兰的叛乱；因此从长期利益考虑，决定以不
动用俄国舰队为上策。俄国没有干涉。
到1860年，偷越俄国欧洲边境从海上进入俄国的走私茶叶数量已经增至
其进口茶叶总量的三分之一。由于签订了北京条约，俄国政府就把海上茶叶
贸易合法化，但降低了恰克图的茶叶税，这样就使海上进口的茶叶的税率比
较高一些。此后，俄国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大幅度增长，茶叶则是主要的进口
货。俄国船只从广州和上海载运茶叶和其他中国器物至敖德萨，这种做法有
损于恰克图的贸易。即使以中国国内的运输费用而言，采用这条路线也是比
较合算的，因为从茶园运茶叶至沿海口岸只要约二十天时间，每普特的运输
费用只要一卢布三十二戈比，而运经恰克图则需三个多月，运费则高达每普
特十卢布。①
但是就贸易总额而言，恰克图的中苏边境贸易在整个十九世纪中仍高踞
首位。从长远观点看，新疆的那条路线证明是比较漫长和花钱的，黑龙江和
乌苏里江上日益发展但尚无章法可循的中俄贸易——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在文献中才有统计材料——的重要性似乎依然比较有限。总的来说，在中俄
贸易方面中国是顺差。俄国人购买茶叶和数量越来越多的生丝。他们以自己
所有的货物 （主要是纺织品）进行交换，差额以黄金白银支付。在中国，英
国的毛织品压倒了俄国的布匹。
（杨品泉译）
① 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32 页；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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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
历史学家倾向于把十九世纪清帝国的历史看成一个衰落时期。欧洲人取
得了租界和疆土。叛乱损害了内部的安宁。但是在十九世纪清帝国和中国还
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说清帝国这时在衰落中，中国和汉人以及他们的文化
和力量，则正开始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展时期。中国已经同化了它的满洲
统治者。为了战胜叛乱以求存，王朝被迫打破满洲旗人的军事垄断权，并把
军队交由汉人指挥。
在亚洲腹地，十九世纪上半期可以看到的是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在这
里帝国巩固了它早些时候的军事成果，只有在六城地区才靠再三使用武力来
取得这些成果。中国本部的人口压力和汉人的贸易主动性冲击着清王朝的使
中国和亚洲腹地隔离的政策。这种冲击是汉人力量增长的表现。政府在十八
世纪首先就青海和准噶尔的移民问题作了官方的特殊规定。它又逐渐地放松
了对蒙古和满洲边境的封闭。隔离政策越来越受到攻击。经世致用论的学者
龚自珍和魏源两人要求充分利用新疆来为中国的无地汉人提供土地。越来越
多的汉人涌向清朝的亚洲腹地，甚至进入象黑龙江和六城地区这样严密封闭
的地区。唯独西藏中部对于中国移民来说是遥远的和没有诱惑力的，所以在
逐渐增长的中国化和汉人移民的浪潮面前仍然未受影响。
衰落也是有的，但不是表现在中国人的活力方面，而是在亚洲腹地各族
人民的政治命运方面。在蒙古，汉人的渗入使许多蒙古人贫困化。对六城地
区的穆斯林来说，清朝在十九世纪的统治意味着异教徒的统治，意味着战争
以及成千上万的喀什噶尔人离开家乡迁徙到费尔干纳盆地和塔什干。在另一
方面，对西藏人来说，清朝的影响看来较为温和。真正的威胁来自印度。拉
萨选择了求庇于清帝龙袍后面的策略。
由于第七章叙述了到1860年为止的满洲的历史，现在这一章将只叙述蒙
古、新疆和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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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
蒙古僧侣制度的发展和汉人影响的渗入在内蒙要比外蒙更快些。清朝在
内蒙的统治比在戈壁以北更为严密，但是在这两个地区清朝的官员们都越来
越多地掌握了一度是蒙古人行使的行政权力。在内蒙，寺院更加集中，游牧
民和中国的经济有较密切的联系。但是同样的趋势在外蒙也可看到。正如十
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蒙古历史中许多重大发展一样，内蒙开辟了道路，外蒙
跟着走。
内、外蒙古继续为清朝军队提供骑兵。然而，清朝未使外蒙参与十九世
纪清帝国的战争，但内蒙则参加了中国本土反对欧洲人的斗争。例如土默特
的王公旺钦巴拉（1795—1847年），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两个著名文学家古
拉兰萨（1820—1851年）和尹湛纳希（1837—1892年）的父亲，他曾在1841
年的鸦片战争中战斗过。科尔沁王公僧格林沁参加过1853到1855年对太平
天国的战斗，1858到1860年对英法联军的战斗，1860年对北京周围盗匪的
战斗，以及对捻军叛乱的战斗，直至1865年被杀死为止。
在十九世纪，王朝已经完全控制了蒙古人，清朝政府不再害怕他们。甚
至人口实际上也在衰减，主要原因之一是僧侣制度和性病。藏医用汞来治疗
①
蒙古人中间的性病，但是这种疾病仍然蔓延并继续造成损失。肺结核也很猖
獗。
清朝在蒙古的利益日益变成了汉人的利益。占统治地位的满人的观点变
得更像汉人，清王朝放弃了原先阻止汉人商业进入草原和在草原移民定居的
企图。中国商人在蒙古进行贸易仍需得到许可，但这并不是想要限制汉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