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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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枪械弹药。在淮军最初的十三个营中，有八个营实际上是从湘军调来
的。调来的湘军将领中有两人证明是特别值得器重的，一个是程学启，此人
原为太平军，在安庆投降了曾国荃，另一人是木匠出身的湖南人郭松林。已
经证明是当时清朝最优秀将领之一的刘铭传（1836—1896年），原来是个私
盐贩子。他和其他淮军将领曾经带领的一批骁勇的士兵来自合肥附近多山的
①
西乡，那里是一个宗族观念很强的地区。李鸿章麾下更为粗鄙的将领证明比
一些儒将更适应于使用西方武器。早在1862年6月，程学启已经把他的一支
部队改建成拥有一百支滑膛枪和步枪的“洋枪队”。到9月份，淮军至少已
从洋行购进了一千件这类小型武器。但洋行不能迅速供应大炮。在 1862年整
整一年中，刘铭传迫切地搜求西方大炮，但毫无所获。但到了1863年中期当
淮军因从安徽征募士兵和吸收投降的太平军而增加到四万人时，它确已掌握
了许多现代的大炮，还至少有一万支步枪。刘铭传还雇了几名法国炮手，此
外还有约二十名西方人在淮军“洋枪队”中当教官。
虽然淮军终于掌握了一些西方武器，但它在早期进攻敌人城镇时得到的
最大帮助却是由常胜军中外国军队操纵射击的大炮（常胜军中还有比淮军射
击技术高明的中国步枪手）。虽然英国人在1862年5月后一般地说避免直
接参战，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就是身为清廷军官而这时听
命于李鸿章的华尔。华尔虽然年轻鲁莽，却显然具有聚集约一百四十名外国
军官在一起共事的领导能力。海军中将何伯一度对华尔怀有敌意，这时也给
他提供包括攻城大炮在内的枪枝弹药。华尔用他与商人杨芳共有的汽轮运输
他的步枪手，此举也有助于李鸿章在1862年7月和8月迅速取得胜利。李鸿
①
章向曾国藩报告时写道：“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
同时期，李鸿章已经接任了薛焕的职务，在1862年4月份任代理江苏巡
抚，12月任该省巡抚。在7月份，他从吴煦（在12月份前仍为布政使）那
里接管了厘金税。当清帝国的海关税收用于维持保卫上海的英法军队和维持
常胜军时，李鸿章接管后增收的厘金税收却使扩充淮军和支援曾国藩及曾国
荃有了可能。与薛焕不同，他不主张鼓励欧洲人扩大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
他知道上海的洋人中间讨论的一项建议，即邻近该商埠周围的农村应归外国
租界当局管辖。李鸿章忠于清帝，同时对他称之为“中国”或“中土”这一
政体的尊严也非常敏感。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无论军事如何紧急，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 第28 页。
① 小野信尔：《论淮军的基本性格》，载《历史学研究》，第245 期 （1960 年10 月），第27—30 页。刘
广京： 《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 期 （1970 年），第14—22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 第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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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鸿章却未求他出队帮助……既输下气，且张骄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
鸿章最先使用了“自强”一词。
李鸿章虽然希望避免欧洲人进一步插手战争，但仍很珍视常胜军的援
助；这支军队虽然由西方人率领，却有效地置于中国人的指挥之下，这件事
是值得详细说明的。历史上不乏“蛮夷将领”为中华帝国军队效劳的先例；
以华尔为例，使他欣喜的不但是经济的报酬，而且有绿营副将的军衔，此事
说明欧美 的属员是可以归清廷节制的。华尔在1862年9月死后，准备让其
继承者白齐文率领常胜军进攻南京的计划虽经曾国藩和清帝的批准，却未能
实现。因为白齐文与杨芳为了财政事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对南京的远征不
得不取消，最后由戈登来率领这支华洋合璧的队伍。李鸿章理解，这支队伍
的外国军官决不可能被中国人指挥。于是在1863年1月中旬，他与士迪佛立
将军取得一致意见，准备任命就要退出英军现役的戈登为绿营的总兵和常胜
军的副管带，与一名曾与华尔共过事的绿营将领共同指挥。李鸿章保证定期
支付常胜军官兵饷银以及英国人供应弹药的费用。但他坚持常胜军应从四千
五百人减至三千人，戈登应受李鸿章个人指挥。李鸿章答应英国人提出的一
个重要条件是，如果调动常胜军越出上海周围三十英里，要事先取得英国当
局的同意。可是在2月份，当李鸿章要常胜军去围攻上海华北三十英里以外
的太仓时，他压倒了士迪佛立的反对意见。戈登在1863年3月开始指挥常胜
军。虽然李鸿章立即要他进攻苏州和更远的地方，但英国人并没有反对。
常胜军的大部分军官是习性粗暴的美国人，他们对戈登的约束，深为不
满。至少爆发过两次哗变，骚乱则是时有所闻。但戈登个人骁勇善战。他给
其他部下的印象不亚于华尔，并且他还是一名杰出的战术家。他接收了华尔
的那艘浅水明轮铁炮舰海生号（它船尾的转动炮床上装有能发射三十二磅炮
弹的火炮），此外，他还有新式的英国大炮。从1863年1月起，淮军就一直
企图解救在常熟被忠王部队围攻的太平军降军，常熟离苏州北面仅三十英
里，是粮食供应的主要基地。直到4月份戈登带了榴弹炮和科赫恩迫击炮赶
来时才解了围。淮军当时正在围攻通往苏州的战略城市太仓。5月份，戈登
乘海生号赶到，经过四小时的炮击后轰开了太仓城墙，使程学启的士兵占领
了该城。所以李鸿章成为西方技术的坚定信仰者是不足为奇的。他得意洋洋
地写信给曾国藩 说：“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西洋炸炮，战守攻具，天下
①
无敌。”戈登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回顾说，“人们原来期望不会有那么大的破
坏”；但他认为他的战斗会加速使苏州投降，从而及早结束战争。②
“中国的戈登”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体现在他身上的维多利亚时代的
英雄主义。他对镇压太平军战争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的炮兵与李鸿章的淮军
一结合，就把忠王的大批部队牵制在苏州周围，这些部队本来可用来大举进
攻南京外面的曾国荃部队的。
实际上，曾国荃的士兵差一点遭覆没之祸。他率领了两万名士兵已在
1862年5月末来到离南京南面仅几英里的突出地带。但太平天国的京城由于
其坚固的城墙和堡垒而无法攻破，又由于它周围有河流山岗而难以使之孤
立。忠王已于6月份撤离上海返回苏州，准备在南京发起反攻。反攻在10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 第52 页；卷2 第47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 第16 页。
② 引自史密斯：《华尔、戈登和太平军叛乱》，第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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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开始，当时他带大军从苏州赶到，后面又紧跟着来自浙江的军队。曾国
荃的部队由于遭到一场严重的瘟疫和不断受到挫折而元气大伤，到 1863年1
月已濒于崩溃。但忠王因出于对苏州地区的关心和对皖北粮食供应的需要，
③
对这次反攻一直不能全神贯注。他带了饷银和粮食在1863年7月中回到南
京，并在一个多月内，以自己的“洋枪军”不断打败曾国荃。但在9月中旬，
他匆忙赶回苏州，这次他留在那里直到11月末快要陷落之前。如果没有戈登
及他的大炮，淮军不可能那么快威胁苏州，因而忠王后来在著名的“自述”
④
中不断详细谈到“洋鬼子”大炮造成的可怕后果，这些话并非夸大之词。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湘军和淮军有了戈登的援助，竟使清朝不需要有损
于本国主权完整的外国援助就能对抗太平军。1862年和1863年春，随着捻
军在山东和河南威胁的增长，清廷越来越急于要把太平军赶快打败。1862年
6月，在卜鲁斯的敦促下，总理衙门得到清帝的批准，让英国人和法国人在
上海训练中国军队。7月，李鸿章勉强将薛焕的一千多名残兵转交英国人，
另外交给法国人六百名。李鸿章要求总理衙门不要扩大这类计划，因为担心
欧洲人会逐渐侵犯清朝的权力。按照李鸿章的主意，11月份的一道谕旨要求
①
这类计划应着重“练将”，因为“统带（华兵）不可久借外人”。晚至1863
年3月，士迪佛立将军在安庆访问曾国藩时，他建议把英国人在上海训练中
国军队的数字增至一万人。士迪佛立盘算使用这一万人配合李泰国正在装备
并预期在夏末到达的舰队一起攻打南京。李泰国本人早在5月份就已返回，
他与李鸿章商讨财政问题时，透露有六百多名要为清廷效劳的英国官兵，将
随同八艘炮舰前来。李鸿章立刻注意到这与1862年初经曾国藩修正的赫德的
最初建议有出入：原建议提出，这支舰队将主要由湘军水师驾驶，英国人只
是提供训练和援助。李鸿章警告总理衙门说，李泰国为人骄横、险恶和狡诈。
但问题在于北京是否迫不及待地要取得胜利，以致会听任李泰国和士迪佛立
为所欲为。
6月初，李泰国在北京拿出了他与已经脱离英国皇家海军来指挥中国水
师的阿思本海军上校签订的一分契约，这使恭亲王和文祥大吃一惊。根据契
约规定，清帝的命令只有在“直接下达给李泰国”时，阿思本才服从，另外，
李泰国“如对任何合理的命令不满时，可以拒绝下达”。李泰国除了提出这
份既成事实的契约外，还提出要求说，他身为海关总税务司得亲自接受海关
关税收入，这项税款在此之前都是送交海关华人监督指定的“海关银行”的；
此外，他不但应负责从关税收入分配经费给这支新舰队，而且还应分配给一
切外国人训练的中国军队，包括戈登的队伍在内。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
李泰国威胁着要撤走海关的一切外国工作人员。他在给总理衙门的要求中写
道：“为什么总税务司要为地方官员征收关税？”总理衙门行文通知李鸿章，
①
认为李泰国的用意是“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
李泰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清廷与太平军作战的运气大大好转了。此外，
他习惯于与何桂清和薛焕那些没有骨气的官员打交道，却不了解已涌现出来
的一批新型的地方行政官。曾国藩和李鸿章不但拥有精兵和具备进取的思
③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 册第2136 页。
④ 李秀成：《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41—42 、45、46—47 页。
①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 第188 页；《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 第13—14 页。
①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 第156—158 页。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80—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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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并且还得到朝廷的信任。李泰国谋求取得卜鲁斯的支持，因为后者认为
如果能从地方拿走关税收入和外国训练的军队，清朝的中央政府定会从中得
利。因此，卜鲁斯在1863年6月16日向总理衙门建议：1、“帝国政府应〔通
过李泰国〕自己来掌握关税收入”；2、由戈登等英国军官带领的中国军队在
②
与省抚共同作战时，“不应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卜鲁斯的建议遭到恭亲
王的断然拒绝，因此，这位公使就到蒙古去“游山玩水”，把谈判之事交给
李泰国和赫德自己去进行。在赫德的建议下，拟订了一套章程，内容是任命
阿思本为“帮同总统”，隶属于曾国藩任命的中国水师总统麾下；两名水师
总统都归曾、李二人管辖。这些规定得到清帝批准，但李鸿章抱怨说，如果
舰队由六百名英国水手操纵，中国的管带就不可能真正进行指挥。曾国藩也
写信给恭亲王说，除非中国人能实际操纵舰只，否则就难以学会使用它们。
但总理衙门对清廷的这种名义 上的控制似乎已经满足，虽然还不是心甘情愿
的。它在8月份知照李鸿章道，除非在阿思本到达前能收复南京，否则“迟
久不克，兵船必往，殊难谕禁”。既然谕旨已经规定舰队归曾、李二人指挥，
因此总理衙门希望他们二人能设法进行控制，并从李泰国和阿思本手中收回
原属自己的权利。①
曾国藩和李鸿章也许将不得不设法满足一下北京的心意，因为湘军在以
后许多个月中还不能收复南京。但阿思本在9月随同舰只到达时，对自己只
成为一名中国人的“帮同总统”大为不满，而对究竟谁掌握实权则毫不考虑。
在北京，他因受李泰国的煽动，采取了僵硬的立场。10月18日，阿思本限
总理衙门在四十八小时内承认他与李泰国的契约，否则他将 “立即解散舰
队”。到了20日，当总理衙门未予答复时，卜鲁斯写信给恭亲王，说他得先
请示伦敦，才能让清政府接管舰队——这样就出现了使炮舰落入别人手中的
可能。但文祥相信，真正不愿冒险看到舰队落到太平军之手的人却是卜鲁斯。
于是他请美国公使蒲安臣设法调解，他宣称清廷宁愿“退到长城以外”，也
②
不愿接受阿思本的条件。最后找到了解决办法：舰只退回英国，在那里出售。
总理衙门给李泰国和阿思本以丰厚的补偿，但解除了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之
职而让赫德接替。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被推迟了，但也避免了外国人在中国军
事和财政方面施加更大的影响。
戈登不止一次要求其中国同僚程学启不要处决投降的太平军首领 （他认
为这是违反文明战争常规的行动），虽然这个要求屡次遭到拒绝，他仍继续
援助淮军。有八名守卫苏州但决定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被李鸿章处决，戈登认
为这有损他的荣誉，因为他曾在一次私人会见中似已保证过他们的安全。他
一怒之下几乎要率兵去攻打李鸿章，但被赫德等人劝阻，他们说李鸿章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