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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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巴尔提的统治者没有建立稳定关系。在喜马拉雅山南是印度各邦和英属东
印度公司：当十八世纪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曾几次企图进入西藏，它的积极程
度日甚一日。但是，理藩院在十九世纪之初对西藏的西邻几乎仍无所知，甚
至不知道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和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是来自同一国度。②
新疆以西是操突厥语的穆斯林哈萨克游牧民，他们既向俄国也向清朝纳
贡。还有在山区的柯勒克孜各部，也是穆斯林。以费尔干纳为中心的浩罕是
主要从事农业并定居于城镇的伊斯兰国，其统治者向清朝纳贡。但是清朝也
向浩罕纳贡，因为清政府为了保持新疆西境的安定，定期赐与浩罕统治者以
银两和茶叶。在清帝国看来，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巴
①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1 第18 页）似将博洛尔置于吉尔吉特山谷。参见坎宁汉：《从自然、统计和
历史角度看拉达克，兼及其毗邻诸国》，第45 页；穆罕默德·海德·达格拉特：《中亚莫卧儿人的历史》
（罗斯英译，伊莱亚斯编），第135、384—385 页；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卷1 第91—92 页；
佐口透：《俄国和亚洲的草原》，第181 页 （显然是根据徐松著作写成）。
② 铃木中正： 《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179 页；坎曼：《不列颠打通西藏的最初尝试》，第140 页，
尤其是注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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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克山）和杜兰尼人的分崩离析的阿富汗国，都是向清帝国朝贡的国家。
在清政府的心目中，纳贡的地位就是给外国人在特定条件下以经商权，
使皇帝对外国朝觐者的权威合法化。但是这并非附庸关系，也并不表示要求
清朝保护。仅有的真正的“保护国”是在帝国边境以内的属国，其中某些统
治者被认为是贡谒者，不认为是外国人。
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使莫斯科政府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整个黑龙江流域
为中国领土，并且向北向西撤退到无争议的俄人地带。虽然清朝政府认识到
俄国是西伯利亚的大国，却不了解俄国人在技术上多么先进和军事上多么强
大。结果清廷对满洲以北诸部仍采取“羁縻”政策。清朝派员前往树立中俄
界桩时，他们竟把界标马马虎虎树立在距离商订的边界线以南很远的地方，
①
放弃了根据尼布楚条约规定应属清帝国的领土约两万三千平方英里。俄国则
乘清朝不注意黑龙江以北领土之机，在十八世纪继续在西伯利亚移民和勘
探，进而巩固它在那里的地位。
①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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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
在进入十九世纪时汉人已开始向满洲移民，这使先前与外界隔绝的、操
通古斯语的旗人和部落民的偏僻地带到二十世纪变成了中国发展中的工农业
地区。满人通过八旗戍军和部落联姻进行统治的那种早期方式已被打破，汉
族移民不断流入并带来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从而把满洲在社会和经济方面
都与中国本土连在一起了。在十八世纪之末满洲地方的人口大概已超过一百
万，到十九世纪中期又翻了两番。②
官方是禁止汉人向满洲边地（吉林和黑龙江）移民的。但是在整个十八
世纪，清政府日益举棋不定，时而封锁移民，时而对汉人渗入柳条边佯作不
知。到1800年，想要保持奉天为满族的禁猎地，或使其不受汉化，显然是已
经太迟了。不过在吉林和黑龙江，人口和文化方面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不如
南部显著。清朝政府——至少是它的最高层——还是竭力阻止移民，力求减
少汉文化与满洲边地的接触。例如在1811年，北京政府就曾明令重申，禁
止汉族移民，一如既往。
清朝政府之所以极力要保持吉林和黑龙江的旗人和部落的特点，被认为
有四个主要动机。一是想为清王朝留下退路，如果满人必须放弃中国的话；
二是想保持一支不受汉文化影响的八旗军后备力量，以维持满族对中国广大
人口的统治；三是想要保护清廷对人参 （一种价值很高的发情剂和药用植物
根茎）、貂皮、珠宝和黄金的垄断；四是想要保持满族文化和满族王朝的祖
宗传统。
现在看来，这四个理由就在十九世纪之初也没有一个是很令人信服的，
虽然头两个理由在那时还有其原来心理和战略方面的某些意义。即令如此，
满人在 1800年时已不需退身之路。后来在十九世纪中期中国本土爆发起义
时，清政府使用了大量的满洲旗兵，但是在1800年，这些军队也许除索伦兵
外都缺乏训练和装备，毫无斗志，不象是一支清王朝用来准备维护对中国统
治的军队。不仅如此，当时实际上是中华帝国的清王朝鉴于俄国人即将来犯，
应该鼓励汉民前往黑龙江以维持清帝国对当地的控制才是上策。只有汉人才
有能力充分开发满洲的资源，如果政府鼓励移民并谨慎地把垄断项目包给汉
人的话，它本来可以从人参、貂皮、珠宝和黄金等物产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同吉林相比（且不说黑龙江），汉化的奉天更是满族的老家和满族帝国的发
祥地；因此，防止满洲边境不受汉族影响，并不可能保留住满族的信仰、文
化和传统。总之，到十九世纪之初尽人皆知，要阻止汉人移民、偷猎者和逃
犯前往满洲边境，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随着中国人口在十八世纪迅速膨胀，汉民北移的运动加速了。由于满洲
南部的汉族农民已达饱和，越来越多的汉人更往北流。满洲边境当局不可能
阻挡这股洪流，便开始向定居的汉民征兵征税，即使这样，地方当局仍未通
过征收土地税来完全正式确 认这些定居者的地位。地方当局也有可能支持汉
民移往边境，这是因为前来定居者开发了满洲的经济资源，从而提供了额外
的收入。
到十八世纪末，吉林城镇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汉民，黑龙江也大
概如此。尽管公开禁止，清政府还是向满洲委派了汉族官员前去治理移民区。
②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 年》，第158—163、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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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00年，黑龙江以南的满洲几乎人人会说点汉语，许多满人甚至已经丢掉
了自己的母语，此即汉化的结果。蒙古人则散居在满洲一部分边远地区，过
着与定居汉民和满人截然不同的生活，只有他们才基本上没有受到外来文化
①
的影响。黑龙江的汉商虽然可用汉语同满人进行贸易，但是要同蒙古人作买
卖，还得学习蒙古语。黑龙江以北人烟稀少，生活原始，能说汉语的人一定
是很少的。清政府曾在 1765年派遣富僧阿到此地调查。他夸大其辞地报告
说：江北渺无人烟，其地严寒，水草牲畜俱无。②
满洲在地理上是非常有助于安置中国迅速膨胀的人口的。东北部土地肥
沃，尽管它的生长季节比清帝国其他农业地区短，满洲农民还是可以期望得
到适量的雨水。不仅如此，满族征服中国时曾征用大量的满洲人口，使得处
女地未被开垦，即便是已耕地，也由于农业技术比中国本部者简陋，产量仅
及汉族农民所得的一部分。
在十九世纪之初，东北边境森林为中国市场提供的人参和貂皮，比起满
洲的农业潜力更为人们所知。在十八世纪，毛皮和人参的供应量已经下降。
毛皮供应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俄国人已经大量进入东西伯利亚。不过在1800
年时，合法的或走私的人参貂皮买卖也还兴隆。除此之外，满洲的山山水水
和森林还生产黄金、珠宝和木材，还有大量令人讨厌的蚊蚋和咬人的昆虫。
根据二十世纪的情况判断，疟疾一定也很流行，尤其是在满洲东部和黑龙江
流域，不过这种疾病对人口的影响尚不清楚。肺结核、天花和梅毒必定也是
很普遍的。①
“满洲”是欧洲人的称呼，而不是汉人或满人的称呼，这指的是满族王
朝的发祥地辽河地区和北部边境的部落民地区，包括按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
约所规定的黑龙江流域。满洲是中国行省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称它
为东三省。因此根据法律来说，它不是一个附属国。奉天位于东三省最南部，
省会是盛京（今沈阳），同时也是清帝国的陪都，不过纯粹是名义上的都城。
这样一来，盛京也有一套由五部组成的行政机构，即户部、礼部、兵部、刑
部、工部，类似北京的六部，但缺吏部。这五个部分管满旗的许多事务，也
管理不断增加的汉人的民事事务。同时，奉天还设将军一人，他也有权治理
旗人，在许多方面与盛京的五部有重床叠屋之感。这便造成政事的冲突和混
乱，导致大量的治理不当，使得吏治腐化，官僚主义的弊端丛生。
满洲北部两省是吉林 （省会即称吉林）和黑龙江 （省会为齐齐哈尔）。
两省都由将军统理军政和民政。也与清代亚洲腹地其他地方一样，将军必须
由旗人充任：首先是满人，其次是蒙古人。他们管理旗人和汉民（农民和城
镇居民），也管理其他部落民地区。清政府不打算把那些部落编入旗制，因
此它们仍保留其原有的部落组织。
满人入关之后，清政府按照入关前的旧制 （除满洲）将满洲北部和东部
① 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23、113 页；参见赛诺：《杂谈关于亚洲腹地的史学（Ⅰ）》，
载 《亚洲史杂志》，卷7 第2 期 （1973 年），第186 页。不过罗伯特·李是正确的。尽管1927 年豪沃还
用满文护照，但在二十世纪，讲满语的人是很罕见的。
② 见《大清高宗实录》，卷743 第4 页 （1765 年10 月4 日）。此条我参考了孟思明1949 年未发表的论文
《1858 年爱珲条约的签定》，第10 页。
① 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 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50 页（关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库页岛的天花和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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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部落编为新旗，由满、蒙、汉人构成；又在归牙剌、北虎尔赫、赫哲、索
伦和锡伯等部，以及操蒙古语的达斡尔部，建立所谓新满洲旗，把他们编入
帝国的军队，受吉林和黑龙江将军指挥。这些编为旗兵的部落构成清军的一
部分，得到免税的旗田以维持生计。他们参加吉林和黑龙江一年一度的冬狩，
由将军直接统率。除了在黑龙江行猎的旗人外，他们不纳贡。这些行猎的旗
人是特殊的一类，既充当满人正规戍军的辅助力量，同时又被要求进献贡物：
清政府显然是按照他们的各户人口多少来征收贡品的。
在边远的黑龙江流域和濒海地区，把所有部落都编入旗制是不现实的，
因此清政府只满足于将它们视为国内的纳贡者，实际上让它们自行其是。毛
皮，特别是昂贵的黑貂皮和黑狐皮，要定期向清廷进贡以示忠顺。有时也许
可这些部落民进京纳贡，由理藩院负责管理贡使，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则由
各部落将贡品送到指定交纳地点，主要的地点是三姓、德棱或穆棱。清朝的
收税官就在这里挑拣上等皮毛，不够标准的都听任出卖。这样一来，那些收
纳贡品的地点便发展成为定期集市，汉人和蒙古人都定期前来贸易。清廷回
赏之物对满洲边境来说是奢侈品，它们的市场价格高昂；因此，那些部落酋
长通常都将其出卖。例如濒海地区的头人，一般都把清帝回赏之物卖给日本
①
官吏以换取毛皮，再卖给汉商。为使满洲北部诸部落同清帝国连系在一起，
清廷还授以爵勋。起初，还把满族姑娘嫁给部落酋长，以联姻来联盟，但是
过了十九世纪初就不再采取这种方式了。
1800年之际的满洲社会，主要是由三大集团组成，即旗人、汉人和部落
民，他们又各自分为不同的社会阶级。从人种学来说，他们也互不相同。旗
人包括信仰萨满教的满族，绝大部分信仰西藏黄教 （格鲁派）的蒙族，和信
仰佛教、儒教及其他民间宗教的汉族。部落民有几种宗教，但是一般都归之
于萨满教；他们的族源很杂，大多数讲通古斯语，但住在库页岛和黑龙江下
游的基里雅克人 （吉列迷人）则操一种与通古斯语无关的语言。
在表面上旗人作为创建大清帝国的成员，在社会上高人一头，但实际上
只有他们的高级官吏即上层军人才能如此，只有他们在社会影响和政治权威
方面才在整个满洲名列前茅。大多数在旗军官都是来自满洲的旗人，至少在
吉林和黑龙江是这样。然而最高层官员照例是来自北京的旗人，他们比其满
洲同胞的汉化程度要高得多，也要老练得多。中国本土的满人接受的是汉式
教育，在清帝国的大多数地方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即已取决于此；但
是在满洲，学校只教满语加练武，仅有少数私人教育是例外。尽管十七、十
八世纪产生了一批满文文学 （包括大量翻译和文艺作品），但要创造一种成
熟的满文文学的努力却终归失败。二十世纪以前，政府文件中一直以日益僵
化和没有生气的方式使用着满文，但满文教育的用处则很有限。清政府为那
些受过汉式教育并通过府考的满洲旗人规定了录取的名额，而且随着人口的
增长，这名额也逐渐增加。但是，学得很好的旗人很少，即使是那些够格的
也必须去盛京赶考，因此这府一级的考生也是寥寥无几的。有资格去北京应
省试的考生就更少了。
满洲的汉民主要是农民、商人、手工匠和流放的官员。其中绝大多数是
农民，而且我们可以料到，绝大多数汉民集中在奉天省，其次是在吉林省，
只有极少量的汉人在黑龙江省。在整个十八世纪，随着满洲的汉民不断增加，
① 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47—48 页。本节主要依据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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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也逐渐增多，到了十九世纪之初，满洲的城镇化已初见端倪。当然，最
重要的城市是在南部，特别是在盛京；不过，吉林、宁古塔和齐齐哈尔也在
发展。1799年设立了长春厅，作为管理周围地区定居汉民的行政 中心。这
些城市不仅是军政治所，又是市场中心、各种手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基地以及
娱乐场所：这里赌风盛行，性道德也比在中国本土松弛。
在1800年的满洲，富有的汉商居于社会上层，仅次于高级旗人官员。他
们同旗人官员在社会、文化和商业方面有很多联系，官商之间往往平等相待。
满洲的汉人社会是没有根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