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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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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师同文馆、神机营,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赴美留学 
  使团、驻外使馆和1875年以后的新海军计划)的一部分或全部经费。② 
       由于关税的分配是由北京控制,所以清帝对上述每一项事业的批准是保 
  证其经费供给的关键。于是出现了下面的做法,即把百分之六十的关税分拨 
  给有关各省,部分用于中央所辖的活动,例如用作驻扎在各省的新军的军费, 
  或者解往北京用于清帝的兴建事业。余下的百分之四十首先被指定用作对英 
  法战后向英法两国的赔款。赔款在1866年年中付清后,这百分之四十就归在 
  北京的户部掌管,不过动用这项资金须经特别申请,经常要得到清帝的批准。 
  1874年李鸿章提出每年应从这笔款项中拨出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这笔开 
  支得到批准,但清帝不久又认为别的用途有优先使用这百分之四十款项的权 
  利——特别是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军费和清帝在北京周围的兴建。左宗棠在 
  军事上之能够取胜,是靠着从几家英国银行借得的五笔为数一千四百七十万 
  两的贷款:它们由关税作担保,并且最后由关税(部分来源于百分之 六十的 
  款项,部分来源于百分之四十的款项)来偿还。① 
       由于总税务司赫德要负责确保征收的关税不断增长,所以他的工作必然 
  被当成是清朝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柱。在他这一方面,赫德完全控制着海关机 
  构。清帝批准给税务司花销的巨额津贴(1876年增至每年一百万两),使得 
  海关的洋员能够过上豪华的生活,这为许多中国官员所羡慕,并常常引起英 
  国领事们的妒忌。总理衙门对赫德的信任,是多年来他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 
  出色的表现而形成的:首先他是作为海关机构的全权管理者,其次是作为按 
  总理衙门指令行事的雇员,第三是作为英帝国在各通商口岸处于领导地位时 
  期的英国人。事实上,赫德成了总理衙门的主要外国顾问,并且能够不时地 
  对政策产生某些影响——例如,推动以1866年半官方的斌椿使团为开端的各 
  种使团出国,扩充同文馆使其包括算学和科学学科。赫德关于对外政策的意 
  见和他在外交谈判中的帮助,得到了总理衙门的高度赞扬;有几次他的调停 
  对清政府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尽管赫德很想看到 
  中国变得强盛起来,但他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自强政策的直接影响是有 

括对往返于中国各通商口岸之间、悬挂外国旗帜的船只所征收的关税数字。 
① 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卷1 第2 期 (1933 年5 月), 

第190—191 页,其中提到了几种不同的估算方法。 
② 陈文进:《清代之总理衙门及其经费》,同上,卷1 第1 期 (1932 年11 月),第49—59 页。陈文进: 

 《清季出使各国使领经费》,同上,卷1 第2 期 (1933 年5 月),第270—310 页。 
① 见斯坦利:《清季的财政革新者胡光墉》,第48—52 、8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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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的。他试图劝说清政府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造币厂,但这一设想既未得到英 
  国公使威妥玛的支持,也没有被清朝的官员认真考虑过。赫德提议建立全国 
  性的邮政局,但仅仅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得以建起一个属于海关总税务司的 
                                         ② 
  邮政司,限于有限的一般性营业。赫德发现,他不能争取清政府采纳他关于 
  实现中国所需要的教育和文官制度改革的意见,这就象李鸿章和沈葆桢不能 
  使他们的考试制度的建议引起重视一样。 
       从1863年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流产以来,赫德一直希望帮助中国组织一 
  支现代化的海军舰队,由在华的英国侨民担任一定的职务,负责舰艇、船员 
  和提供训练等事项。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赫德帮助李鸿章和其他 
  官员从英国,主要从英国的阿摩士庄厂购买海军舰艇。赫德的代理人金登干 
  是他派的驻伦敦海关办事处的税务司;金登干可以代表赫德购买船只和其他 
  物资,甚至还可与英国当局进行半外交性质的接触。即使中国第一任出使英 
  国大臣郭嵩焘在1877年于伦敦开设使馆之后,赫德和金登干利用邮件和电报 
  进行密切联系,仍能多方面地在专业问题上效力:例如,在中国沿海建立灯 
  塔和气象预报设施;代表中国出席在巴黎、维也纳和其他地方的国际博览会; 
  以及为同文馆聘用教授等。由于身居这样一种中介人的地位,既与恭亲王接 
  触密切,又能单独接近伦敦,赫德看到了许多改革的良机。他甚至一度希望 
  清帝国政府能够委派他担任总海防司的新职。“我要使中国强大起来,我要 
  使英国成为它最友好的朋友。”赫德深信如果有一个与他创建的海关相似的 
  海军组织,中国在五年之内就会有一支难以对付的海军。他并不认为英、中 
  两国之间有什么战略性的利害冲突,但他还是很谨慎的,并始终意识到他只 
  是一个顾问,他之所以受到信赖是因为他的工作取得了成果。他忠实于海关 
  总税务司的职守,并介入了几项冗长的诉讼,在这些诉讼中他针对英国政府 
  就条约规定的海关事务,为中国的权益辩护。他达到了他的一个主要目的, 
  即确定了如下原则:在华的英国雇员为中国办理公务时,必须首先把自己当 
  作是中国官员,而不是在华的英国侨民。然而外国雇员总是有他们的局限之 
  处的。1879年9月,赫德提出一项备忘录,拟请任命一位总海防司,清廷对 
                                                                               ① 
  此本已有所考虑,但一经李鸿章和沈葆桢评头品足,即被搁置起来。然而, 
  在这些忠心耿耿的中国官员和英国国民之两种人之间,不管相处得如何圆通 
  和如何相互合作,但清帝国政府的选择是非常清楚的。很显然,把估算和上 
  报关税的职责委托给外国顾问是一回事,而让他们去经管军事那就完全是另 
  一回事了。 

② 见弗兰克·金:《1845—1895 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第222 页。郑英还:《中国的邮政通信及其 

现代化,1860—1896 年》,第70—77 页。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 第37—38 页;卷19 第1 页;《译署函稿》,卷9 第37—38 页。 

参阅9 月4  日赫德致金登干的信,见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 年的中国海关》, 
第1 册第301 页;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特别是第4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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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阶段:长远的规划 

       上面已经提到,由于同治朝廷中的权力结构,以及慈禧太后对一批用以 
  抵销恭亲王势力的极端保守的官僚的依赖,诸如修改科举考试制度等基本的 
  改革建议都得不到加以考虑的机会。尽管如此,政治思想上到底还是允许一 
  些规划得以推行:这里主要指的是引进有关军事装备的技术,但也包括传播 
  西洋科学以及使一些经济设施现代化的最初步骤。这些早期的企业实在太少 
  了,然而回顾起来,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为止的这一时期,仍应该看 
  作是一个希望的时期。因为当时国内政治还不是那么复杂,国外对中国的压 
  力也不是那么严重,还不会使这些为数很少的事业的长期性计划无法实现。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都把注意力放在造就人才上,包括向国外派遣留学 
  生。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两者的创建,与其说是为了马上获利,还不如 
  说是为了与中国水域中的西方航运业以及外国进口的煤炭竞争,以维护中国 
  对本国经济的控制权。 
       由于其中有些项目过于庞大,它们陷入了组织不力和经营困难的积弊之 
  中。新的事业通常以特设新的政府机关的形式出现;它们在制度上比起一般 
  政府机构要灵活一些,然而总的说来仍旧没有摆脱清朝官僚主义的习俗。例 
  如京师同文馆,是由总理衙门直接管辖的。虽然终于授权给一个美国传教士 
  学者(丁韪良)负责指导教学,但是这所学校还是继承了一些满洲旗人学堂 
  的作法。多数其他项目,例如机器局、船政局、甚至招商局和矿务局在内, 
  都是由省一级通过新设置的“局”来办理的。这些局是清帝按照那些以往专 
  为某项目的设署经办的先例而授权设立的:这类机关过去通常为清帝所敕 
  准,而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开始之后,就变得格外多了。经办人员一般由通 
  商大臣或者总督选定,并由他签发札委。这些人通常具有“总办”或“会办” 
                                  ① 
  的头衔,也可以称作“委员”。这种新设置的局比老式衙门的效率要高一些, 
  这只是因为办事程序比较简便,并且现代技术和业务方式迫使它们接受了一 
  些新的办事准则。但是这些新机构还是保存了不少老一套的作法,而且由于 
  其他官僚部门的干预,常常使流弊加剧,这些流弊有时还相当严重。 
       由于新的事业往往涉及昂贵的进口机器及新的知识和新的生产程序,所 
  以清朝的官吏们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和专门技术知识问题。除去各省自己 
  支应之外,只有朝廷里的达官显贵才能保证从宝贵的海关关税中得到定期拨 
  款。此外,所需要的其他各种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也有待于开发。一座兵工 
  厂亟需廉价的煤炭和运输煤炭的良好道路,更不用说金属冶炼工业的支持 
  了。当时普遍缺乏工程师、机械师、自然科学教师以及足以胜任的船长,甚 
  至于也缺乏象经过训练的铁匠和矿工那样的熟练工人。但是,在清朝政府内 
  部还有足够的意志想把它的一些珍贵宝藏用于这些新奇的事业;而且,在通 
  商口岸有着足够的西洋人以及足够的受过西洋教育的中国人,能够推动自强 
  事业的进行。这些事业能够成功地兴办起来已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然而 
  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它们是否能够继续发展,而且在成功的鼓舞之下,它们是 
  否会引起制度和经济环境的改变。 

① 有关1850 年以前这种“不太正规而依旧是官差”的先例的讨论,见梅茨格为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 

府”制度》一书所作的书评,载 《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9 (1969 年),第315—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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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工厂和造船厂 

        清朝模仿西洋技术开始于1862年。当时,曾国藩在安庆这一刚刚从太平 
  军手里打下的战略要地上建立了著名的安庆军械所。军械所的工作由徐寿和 
  华蘅芳主持,这两人是学到一些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中国数学家。他们制 
  造土炮和火绳枪一类的旧式火器 (这种枪中国在鸦片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生 
                                                      ① 
  产),除此之外,还试图制造榴霰弹和雷管。徐寿制造了一个汽轮使用的小 
  蒸汽机,可惜运转不佳。1863年,广东人容闳(他曾在教会的赞助下赴美求 
  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当时在上海经商)由曾国藩的工程师引荐,拜 
  会了这位总督。容闳虽然不是一位工业方面的专家,但却相当精明地坚持这 
  一主张:中国所需要的是一种通用机器,能够用它转而生产制造军械、轮船 
  所需要的设备,换言之,就是需要一种“制器之器”。随后,曾国藩决定委 
  派他去美国选购。最初的款项中有一部分是由李鸿章在1864年1月间提供 
  的。 
       在此之前,李鸿章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两座小型兵工厂,其中一座由丁日 
  昌负责,他曾经在广东省督造军火,具有一定的经验。李鸿章还授权前英国 
  军医马格里在松江建立一座兵工厂(这兵工厂于1864年迁到才收复不久的苏 
                                                                               ② 
  州,并从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带到中国的一个机器厂得到了设备)。1865年, 
  李鸿章批准了当时已是上海道台的丁日昌的建议:政府应当购买上海虹口洋 
  人居住区的一家美国商号——旗记铁厂——的铁厂和船厂。经过清帝的批 
  准,设立一个局 (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来管理这两个厂子。后来在 1865 
  年,容闳购买的机器也运到上海,随即归并到虹口的工厂里。与此同时,马 
  格里的工厂从苏州迁到南京,命名为金陵制造局。 
       这种引进西洋机器的努力并不只限于沪宁地区。1866年,清帝批准了左 
  宗棠的奏折:和法国人签订合同,在福州建立一座大型造船厂。1867年,崇 
  厚在恭亲王的赞助下,求得李鸿章的帮助在天津建立了一座兵工厂。所有上 
  述工厂的目的都是立即生产枪炮船舰,但是,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这两 
  大中心从一开始还强调培训中国的技术工作人员。 
        兵工厂和造船厂的早期业务经营,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外国雇员。金陵制 
  造局名义上是由中国总办领导,实际上是由马格里管理的。这所兵工厂每年 
  从李鸿章的军费中得到拨款,大概略多于五万两,为淮军生产信管、炮弹、 
  放炮用的摩擦管和小炮。在1867—1868年,增加了一些新机器,也招聘了一 
  些曾经在乌理治工作过的英国技师。马格里把他初期成功的原因归之于他可 
  以直接会见李鸿章,并得到曾国藩的信任。到了1869年,南京已经在生产火 
                                                                                     ① 
  箭 (一种内藏炸药的长形炮弹。——译者),并且试铸更大的大炮了。 

①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24—28 页;陈其田:《曾国藩:中国汽船业的创始者》,第20— 

25、40—42 页。 
② 李恩涵:《清末金陵机器局的创建与扩张》,载《大陆杂志》卷3 第12 期 (1966 年12 月),第368— 

370 页。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23—132 页。 
① 包耳格: 《马格里传》,第161—167 页。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107 页。肯尼迪把1865 

年苏州洋炮局迁移南京,以及1868 年1 月清帝从海关税款中拨款给天津机器局,都归因于对捻军作战的军 
事需要。参看他的《1860—1868 年中国现代军火工业的创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卷4 第 
2 册 (1974 年12 月),第807—8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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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起来,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规模大得多,在它创建的第一年里用于生 
  产设备的经费就有二十五万两左右;这笔经费主要来源于上海的关税。被李 
  鸿章挑选担任会办的人员大概是最能胜任其职的。上海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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