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名人演讲在北大-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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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经济竞争中的基础与利器。知识产权与专利的保护变成很重要的一件事。知识的分享便止于所谓“竞争前”的技术，而完全不适用于“有竞争力的技术”。当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它的确有它的历史意义。长期以来，科学知识的探求与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彼此之间很大的矛盾。可是最近我们却看到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是科学发展与技术的时差是愈来愈短了。有关汽车的科学研究到市场上的销售也许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电子计算机花了五年，但微处理机却只花了十八个月。在某些科学的领域里，我们已经不知道基础科学的研究与技术的发展应用之间如何划分。
当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变得更密切后，到底“分享”或“不分享”，不但在技术、在社会生产的应用上，甚至科学的研究本身都产生很大的矛盾。如果有些国家投入很多心血为人类累积很多宝贵的知识，而另一些国家却只专注在把科学的知识转化为技术以便取得经济上的优势，那么我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慢慢地科学研究的投资便相对地减少，或更集中在对本国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中。虽然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公开而自由的经济竞争与充分保护智能财产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好好认真地想一想，在这么高度国际化的地球村里，是否能在知识与技术的创造、发展与分享上，找出更合理的方式，使国际间盲目的经济竞争带来的负面因素转化为人类永续发展所需要的共同合作与努力。
其实人类目前面对的很多问题是可以经由科学研究与新技术的发展来解决的。当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要应用一些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的知识，这也正是为什么为了人类的永续发展，我们必须解决“科学”与“技术”之间或是“分享”与“不分享”的矛盾，而让科学与技术更有效地促成人类社会的进步。可是，我们也应该体验到科学与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相反的，科技的急速发展带动的全球性的经济，却也将带给我们一些新的问题。
国际化的世界经济的确会把我们带入所谓没有国界的社会，但这并不表示，不同地区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立刻就会消失殆尽。不同的文化传统、语言与宗教是我们的世界这么多彩多姿的重要原因。它不会，也不该从世界上急速地消失。另外，我们也知道，建立全球的共同的文化与语言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发展与孕育。所以，当我们的地球相对地变小而不同的人民之间的接触变得更为频繁的时候，到底世界各地文化与宗教的差异是否正如Huntingtong教授所说的，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甚或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完全看到底世界上各地的人民能否学会了解、欣赏并尊重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并能更有效地彼此沟通。这的确也是我们透过教育，教导年轻的下一代，使他们能成为地球村的好公民的重要的方向。
为了面对21世纪带给我们的挑战，好好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是最重要的议题。在民主多元化、高度科技化与国际化的世界里，我们的年轻人需要知道更多数学与科学的知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民主的训练，使他们有足够的竞争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好好发挥。我们当然也知道，除了提升年轻人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教育每一个年轻人，使他们成为地球村的好公民，拥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在急速变换的世界里，实现他们人生的理想。
我们应该也了解到，在急速转变的世界里，许多长久以来认为最好的培养年轻人的方法，在社会结构改变后可能已不是可行的路。例如，以家庭教育来说，它在培养年轻人的道德、人品、生活习惯与待人处事方面，的确不是学校教育所能取代的。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教育家们一再提醒的，但是随着农业社会慢慢地走入工业社会，人口大量地涌入城市里，家庭从竹园里居住的大家庭，变成都市里住在小公寓里的小家庭之后，往往不是年轻人能够好好成长的良好的环境。年轻人的成长不但需要常向年长的人学习，也需要与年长的人相处，学会照顾别人、帮助别人的习惯与能力。社会结构的改变带来的家庭问题，不是社会的贤达呼吁家庭价值或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便能解决的。我倒是非常赞同希拉里？克林顿――美国第一夫人的观点，“培养一个小孩是整个社区的工作”，“现在已没有什么叫做‘别人的小孩’”。在农业社会里，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也许可以说是自给自足的“大家庭”或是几个大家庭所构架的小村庄，但是工业社会的小家庭已不是完美的小单元，我们应该把社区当做基本的结构，而好好地来营造它，只有在强壮而健康的社区里，被父母忽略的小孩或是破碎家庭的小孩，才有好好成长的机会。
我希望，以上的一些讨论能让各位了解，21世纪确是人类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各地的人有需要像一家人一样，一同生活，一同工作。在这地球村里，终于体会到我们生活的地球，无论空间、能量亦或天然资源都是有限的。这样的觉醒对人类永续的生存与发展是绝对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21世纪将会是人类新纪元的开始。我也相信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将不再使“武力”成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但是如果取代军事竞争的是各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那么科学的进步与技术的分享之间的矛盾，或民族国家的狂热与合理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得不到解决，科学与技术将继续成为一个国家压迫另一个国家的工具。但是如果我们立足在自己生活的土地，放眼世界，努力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推动科学的研究与高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把信息科技与生物科技的发展与大量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结合在一起，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合理地分享有限的天然资源与发展的技术，真正的地球村的形成才能落实。
这些是我们要面对的新世纪的挑战，我希望居住在亚洲的人们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奋斗，勇敢地接受这种挑战。
我一生中的八个重要抉择
王选
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
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
王选，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二十多年来，他所主持研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汉字印刷告别了铅与火的历史，步入光与电的时代，引发了全球范围报业和出版印刷业又一场深刻的变革。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曾经获得国内外二十多项重大奖励，王选教授个人也先后荣获首届“毕升奖”、“特良德里克技术应用进步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奖”、“王丹萍科学奖”，并三次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王选教授是北大方正的开创者，他以敏锐的市场判断力致力于技术与市场结合，远大的学术抱负与追求产业进步结合，与方正集团的干部员工一道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被誉为“当代的毕升”、“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中国现代汉字印刷革命的奠基人”、“中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先驱”。
我在五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61岁了。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比尔？盖茨本人一定会在60岁之前退休。同样，让一个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有一次在北京电视台叫“荧屏连着我和你”这个节目里，我们几个人，被要求用一句话形容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李素丽的一句话我记得，她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非常贴切，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充满了爱心，全心为大家服务。我怎么形容自己呢？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掌声）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各位呢，上午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本科生；硕士生呢，九、十点钟的太阳；博士生呢，十点、十一点钟，如日中天的太阳。（笑声）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我第一个抉择，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养。北京大学应该继承优秀教师讲基础课的这种传统，他们是把心思放在教学上的。这第一步很好的数学基础是我一辈子终生受益的。所以我经常给研究生讲，在大学本科期间你不应该去问这个课有什么用，这是对你一生知识的某种锻炼，将来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分专业――那时候有数学专业，搞纯数学的；力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是刚刚建立的一个专业，同计算机是关联的。好的学生当时都报到数学专业去，觉得计算数学这个专业跟计算机打交道没有意义，很枯燥。当时卡片都是纸带的，非常烦琐，就这个烦琐的东西，不见得有很多高深的学问，所以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报。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我这个抉择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十二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抉择，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
我在毕业以后就投身到硬件里面，在第一线跌打滚爬，滚爬了大约三四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们现在难以想像的。我最近20多年搞激光照排当然很忙，没有休息。但那个时候忙的程度更加难以想像，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一年里头都没有休息的。我们希望为我们国家计算机的发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线跌打滚爬以后我觉得我懂得计算机了。而我就纳闷，为什么看到国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设计，我们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新呢？后来发现我不懂得应用，不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也就不了解程序。
1961年，在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就是编系统――这样一些领域来。而且是确实做了一个项目，做了一个大的项目，当时是5000行，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序，在1962年、1963年，5000行的程序的确是大得惊人，好比现在的50万行差不多――5000行的难度相当于今天的50万行，因为没有那么多工具。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这种研究，它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我体会到美国控制论的提出者说的一句话，他讲：“在已经建立起的科学部门间的无人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当然，我当时设计的一个新的计算机自己觉得非常得意，比IBM的流行的计算机性能要高很多。当时因为我太年轻，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国是能够做的，哪些事情在中国是不能够做的。中国工业基础太差，你做了一个IBM不兼容的机器，但你不可能花几十亿美元的东西来上自己的操作系统，更不可能花几百亿美元的精力去做应用软件，所以你一点点创新就变成一种祸害。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搞不兼容的东西，也不应该这样做，只有在达到美国的水平后才可以做这个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的芯片上来结合做新的机器设置。实际上后来，我差不多同美国人同时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大概中国不能实践它，也不应该去实践它，所以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个重要的抉择呢，是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这个在今天毫不新鲜，大家每天耳朵里面听RadioBeijng或者别的什么，但在当时理科里头没有什么人来锻炼听力。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有的时候，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像看中文这样――当然永远达不到看中文的速度，总是达不到的。但是我的速度、反应能力总是提不上去。我忽然想起了，应该训练听力，因为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话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Peking（那时候叫RadioPeking，不叫RadioBeijing，后来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当然那个时候BOA是听不见的，干扰得很厉害，因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个台，所以中文干扰，英文也干扰。只有英国的BBC全部是英语台，没有干扰，所以听得很清楚，听了好多年，从1962年，听了整整四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但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里头一个重要的抉择，锻炼听力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当然从来没想过要出国，因为我父亲是错划的右派，怎么可能出国呢，只是为了工作。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纷纷出国了，我呢，一直忙着，假如说当时出国一年，或者出国两年，做一两年访问学者，我想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因为关键时候走不脱，一走整个队伍就要散了。这是我第三个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由于我有数学的基础，又有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实践，同时我又比较掌握英语（假如在文革以后，1979年一开始就考英语的话，我在北大也许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我已经有了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