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法国文学简史(下)-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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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帝说了这样一段话：“天父，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现在，让我在你的臂抱中歇一歇吧。有一天，我将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这段临终自慰，正是对他自己的历程和精神的高度概括，在时代的洪流中，他很难说是一个出色的弄潮儿；在芸芸众生里，他也很难说是一个用世俗眼光看来攀到了人生顶峰的成功者。但是，他实现了他个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的生命价值。因此，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感到充实和欣慰，并渴望有一天能为新的战斗而再生。
约翰——克利斯朵夫出生于贝多芬的故乡——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音乐师家庭，从小表现出纯洁的天性和极高的音乐才华。在他的童年时代，祖父就经常带他去看歌剧和音乐演奏会，并把他的涂鸦之作精心收集起来题名《童年遣兴》献给王公。11岁时他就举行了专场音乐会，获得“音乐神童”、“莫扎特再世”的美誉，被任命为“宫廷乐团第二小提琴手”。祖父的精心培养使他滋长了一种与纯洁天性不相容的虚荣和既崇拜力量又蔑视强暴的傲气。与此同时，他的舅父又谆谆告诫他为人处世要崇尚自然，要真诚坦荡，否则一定要受到生活的惩罚，这种教育又在巩固和维护着他的真诚、善良、美好的天性。来自父系与母系的两种对立的人生观、艺术观同时影响了童年的克利斯朵夫，他日后那种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才华、气质和思想、情操正是在这种最初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小小年纪就显露了非凡的音乐天才，但与他的天才极不相适应的是，他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压制天才的环境。当时德国等级森严，市侩气炽烈，艺术家的身份实际上是王公贵族的仆役，艺术也只能迎合宫庭趣味而不能表达自己的“自由灵魂”。克利斯朵夫对此十分反感，并决心以真诚的艺术与之抗争。他在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基础上创作了具有真正独创性的音乐，可是却遭到主人的喝斥和责骂，一批欺上压下唯主子之命是从的市侩文人也随声起哄。克利斯朵夫奋起反驳：“我不是奴隶，我要说我想说的话，我要写我想写的事。”从此脱离了庸人们昼思夜想进入的侯王府，以艺术问题为中心写文章抨令人窒息的现实。后来他教小姐弥娜弹钢琴，两小无猜，产生爱情，又被弥娜的母亲察觉，遭到辞退。他日益厌恶周围的社会，胸中蕴积了愤怒的火药。终于有一天，他路见不平，挥拳将一个调戏乡下姑娘的大兵痛打了一顿，随即流浪到了法国巴黎。
克利斯朵夫原指望在巴黎这个有欧洲文化艺术中心美称的世界里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但法国并非他想象的那般美好。文坛艺苑里，雨果、巴尔扎克时代的繁荣兴旺景象已荡然无存，文艺堕落为金钱的奴隶和大资产阶级附庸风雅的摆设。到处是“文艺的集市、智力的卖淫和精神的腐化”。克利斯朵夫十分悲愤，利用一切场合一边向人们揭露法国现实的腐败堕落，一边敬告文艺家保持自己的艺术气节和艺术良心，“即使被判处死刑，也要站着死！”他这种卓洛不群的态度，使他在法国也象故乡德国一样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招致一大批新的敌人，以至在一次他为弘扬真正的艺术而精心准备的音乐会上被喧嚣的喝倒彩声气得大病一场。即使处于这种地步，他仍不退让，病中昏迷还在向庸众宣战：“即使世界上全是魔鬼，即使魔鬼要吞噬我，我也不怕。”他发誓，总有一天，要用自己那表达着自己灵魂的音乐震撼欧洲。他的精神不是在压迫中萎缩，而是愈加强大。
如果说压迫与嘲骂激发了他的抗争意志，那么，友谊、爱情和人民的生活则不断地造就和加强他的“伟大心灵”。他与一个意大利民族的女性葛拉齐亚保持了长期的纯洁爱情，这使他感受到了欢乐与幸福。他在法国结识了一位性格互补的挚友奥里维，真诚的友谊也使他的情操不断升华。他与奥里维参加了工人的五一游行，奥里维被警察打伤，他冒着风险杀死了凶手。由于奥里维的引导，他看到了平民的生活，听到了劳动者的呼号，自己一次重病，也是由于一位纯洁善良的女工精心照料才得以康复。这一切，不断地激发起他作为音乐家的才华，他从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这使他的创作进入了最深沉最博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在自己的自由灵魂之声中熔铸了德意志民族深奥神秘的思想，法兰西民族丰富细腻而层次分明的感情，意大利民族饱满热烈的性格，形成了博大精深而又汪洋姿肆的风格，成为了誉满欧洲的大音乐家。晚年，当女友葛拉齐亚和男友奥里维都先于他而去世以后，他又怀着慈父般的爱心培养葛拉齐亚的女儿和奥里维的儿子的才能和爱情，让自己纯洁而伟大的心灵和充满着自由、创造、博爱精神的艺术代代相传。这时候，他的心胸无比宽广，与对手和解，消失了嫉恶如仇的锋芒，对周围的一切，只剩下圣人般的同情与怜悯。这表明他一生反抗与斗争的目的是世界的博爱与和谐。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形象日益“非英雄化”的潮流中极为罕见的高大形象。他承受了作者的高度赞扬。他的最大意义是鼓舞人们创造生活、热爱生活。关于这一点，罗曼·罗兰曾清楚地说过：“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利斯朵夫成为你坚强而真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能不顾一切地去爱，去生活！”
作为一部倾注了作家二十年心血的力作， 《约翰——克利斯朵夫》有两个鲜明的艺术特色。
第一，“音乐性”。这不仅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个音乐家，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作者有深厚的音乐修养。他采用了交响乐的模式来结构小说。全著四部，有如交响乐中的四个乐章，恰与交响乐的序曲部、展开部、高潮部、尾声部形成对位关系。各部分又有各自的“调性”和“乐章”，在雄浑庄严的基调中展开了各种情绪、各种色彩的乐段。整部小说对人的艺术感染力，正犹如一曲交响乐对心灵的冲击，使读者的情绪随着一种混茫而难以抗拒的力量产生激动和共鸣。
第二，“长河性”。罗曼·罗兰把自己这部小说称为“长河小说”，这不仅指篇幅长、构思大，而且指主人公的生命运动有如长河。小说从他呱呱堕地一直写到他告别人世。这种覆盖人物全部生命过程的构思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而伴随主人公整个生活历程的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河流”意象。全著开篇第一句便是“江声浩荡”，主人公正是在这浩荡江声中降临人世。以后每隔几个章节，也即每当克利斯朵夫的生活或精神出现转折的时候，便要出现“河流”。它时而汨汨汤汤，时而奔腾咆哮，时而开阔平静，时而电闪雷鸣，随时空的变化而显出千姿百态，恰与主人公坎坷曲折而绚烂辉煌的一生相映衬。直到克利斯朵夫弥留之际，他还在梦中听见了莱茵河的涛声。这种构思寓有作者深意：宏传壮丽的“长河”实即主人公，也即人类的生命、自由精神和创造力的象征。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成就与意义，正如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的高度评价：它“是一部散发出艺术圣殿气息的书”，“是一部有深广文化内涵的书”，“是一部昂扬着个人强奋精神与人格力量的书”，“是一部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书”；它“是历史长河中至今最良性的一部分的积淀”，“是人类精神发展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的积累”；“它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是世世代代的读者所需要的。
三“最后一朵传统之花”——莫里亚克
法国十九世纪以来的大作家，大多热衷于写多部头的“江河小说”，动辄洋洋百万言，大多更瞩目于城市生活，似乎忘却了乡村。一个二十世纪崭露头角的作家却不愿追逐这股潮流。他毕生偏爱中篇，最大的部头也不过十来万言；他象英国的哈代、美国的福克纳一样，喜欢写以自己的故乡为背景的乡村生活；而且，他在现代派文学盛行之际，仍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导倾向。因此，他博得了法国文学史上少见的三个美称：“中篇圣手”、“乡土作家”、“最后一朵传统之花”。这个作家名叫莫里亚克。1952年，因为在小说中，“深入刻画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莫里亚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他去世时，戴高乐总统在唁电中称他为“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的明珠”。
1。“波尔多”与莫里亚克的创作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的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波尔多。他尚不记事时父亲即去世。但家境富裕，在乡下有一片庄园。他七岁时即由笃信宗教恪守妇道的母亲送入一所阴森幽寂、管理严格的教会学校，一读六年。因此从小养成孤僻深沉、多愁善感的内向性格。只有扑进大自然的怀抱，在池畔河边所听虫鸣，在葡萄园和树林里看鸟戏，他才感到愉快。这一切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打上了深深的印痕。他的创作总离不开故乡“波尔多”。
莫里亚克的创作生涯长达60年，发表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政论、杂文、日记、回忆录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共100余部。其中代表他最高成就的小说创作占20多部。他的小说基本上集中于一个主题——家庭悲剧；反映一个阶层——外省资产者；借用一个背景——波尔多的乡村。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特点，他自己有过说明，因为“外省是启发灵感的土地”，“外省教导我们了解人”，“外省显示了人的强烈情欲和遏止情欲的障碍”，“外省为我们提供各种景物”，“外省资产阶级的情欲因受到宗教信仰和社会等级的抑制，因而显得较为隐蔽，而在巴黎，各种罪恶更为公开，以至人们对这些罪恶已经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因此，“从源头上，或者说从中游上去研究人类就更有必要。在艺术表现上，他的小说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也受了现代派的某些影响。前者是基本倾向，因此才被称为“最后一朵传统之花”。
莫里亚克的20多部小说中，最著名的有三部：《和麻疯病人亲吻》（1922）、《黛蕾丝·德斯盖鲁》（1927）、《蝗蛇结》 （1932）。前者是他的成名作，写一个身体健壮的姑娘为家庭所迫，不得不和一个有钱人家的残疾儿子结婚，婚后身心受到极大折磨，结局十分悲惨。这部小说以细腻的心理分析和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而赢得赞誉，已经出版了多部诗集和小说的莫里亚克由此才引起重视，由此才以现实社会批判者的姿态跻身于优秀作家之列。
后者《蝮蛇结》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以第一人称写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书信，第二部分是日记，这正是十八九世纪很多作家喜欢采用的形式。小说主人公路易是个心理阴暗的守财奴和出身卑微的暴发户，为满足虚荣心娶了一个门第高贵的妻子。婚后猜疑妻子并不爱他，只是贪图钱财才嫁给他，于是无端忌恨妻子，不爱家庭。他精于证券交易，又爬上了大律位置，财源广进，富甲一方。金钱与根于自卑的忌恨心理驱使他走向邪恶和变态，私下过着十分放荡的生活，却视妻子儿女如同路人，甚至唯恐家人谋财害命，把自己的家庭看成是一个蝮蛇盘踞的洞窟。他的儿女也不爱戴他，视他为家庭的障碍。晚年，他出于报复，决定把财产传给私生子，他妻子因此气绝身亡。他从妻子的遗物遗书中发现妻子一直是爱着自己的，悔恨不已，幡然醒悟“蝮蛇结”原来是盘绕在自己阴暗冷酷的内心里。他对家人恢复了正常感情，临终时找到了爱和信仰，投身于上帝的怀抱。这部小说通过怵目惊心的家庭悲剧，揭露了中产阶级的精神危机，剖析了金钱与道德之间的巨大裂隙，并把这种裂隙的源头追寻到了传统门第观的不散阴魂上。由此可以见出莫里亚克那种极独特的、深刻敏锐的才情。但小说最后，也宣扬了莫里亚克一贯持有的宗教救世主张。
2。《黛蕾丝·德斯盖鲁》
在法国现当代十大最受欢迎的袖珍本小说中，莫里亚克一人就占了两本。一本即上述 《蝮蛇结》，另一本是他最负盛名的《黛蕾丝·德斯盖鲁》。这部小说鲜明地体现了莫里亚克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借鉴现代主义的风格。
《黛蕾丝·德斯盖鲁》写的也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悲剧。小说的同名主人公黛蕾丝被称为“包法利夫人的姐妹”。小说的主要情节是描写她与丈夫之间近乎变态的互相折磨。黛蕾丝是个聪明美丽、富于遐想的女子，学生时代便因追求所谓“高级的人性”而受到老师赞扬。婚后物质生活优裕，丈夫贝尔纳也无一般富家公子攀花折柳的恶习。但夫妻之间精神隔膜，黛蕾丝充满浪漫幻想，贝尔纳却平庸自私。她对丈夫由不满而至憎恶，由憎恶而至企图置之于死地：一次她偶然看到丈夫服用一种有毒的药时，弄错剂量，服了两倍，她没有吭声，她丈夫险些丧命。她由此受到启发，偷偷涂改了丈夫药方上的剂量，企图使丈夫慢性中毒而死。不料被医生发现破绽，黛蕾丝被带上法庭。她丈夫想掩盖家丑，为她作了假证，使她被开释。她很感谢丈夫并准备向他作深沉忏悔。但一回到家，丈夫就执行“家庭判决”，将她软禁。从此她形同囚犯，日益憔悴，最后以自杀相抗争他丈夫害怕了，答应让她自由，条件是：她必须远离家乡，独自到巴黎去生活。
小说的题材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常见的爱情、婚姻、家庭问题，但揭示的意义却向纵深化推进了一步。莫里亚克曾说过，当代文学的“革新之意在于挖掘得更深些，不必改变视野，但要向深度前进。”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比较，《黛蕾丝·德斯盖鲁》的纵深推进，在于把爱情、婚姻与家庭这个传统题材中的冲突性质从物质生活的层面开掘到了精神生活的层面。黛蕾丝的娘家与夫家都是波尔多世代相传的高门大户，她与丈夫贝尔纳在年龄、外貌和文化教养方面都是相当的。按传统眼光看，他们有这样丰富的物质基础作保证，婚姻应当是美满的。但是他们精神无法勾通，个性格格不入，就是这一点，使她们的结合成为悲剧。生活在一个庸俗的丈夫身边，黛蕾丝感到烦闷窒息。但她也与丈夫一样，没有足够的勇气冲破旧式的家庭荣誉观念，理直气壮地摆脱丈夫。因而丧失理智，发展到试图慢性毒杀丈夫的地步，为结束痛苦的婚姻寻求一个让外人看来是很自然的形式。她毒杀丈夫不是为了财产，不是因为自己有外遇，也不是因为丈夫虐待她或是另有新欢——这些都是传统作家笔下婚姻悲剧的原因；而仅仅只是想解除精神上的压抑与重负。这样，莫里亚克就借助传统的题材，也即他自己说的“不改变视野”，却表现了现代西方世界人的精神变态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这正是现代派作家的注意之所在。由此可见莫里亚克对“传统”与“现代”的兼容。
《黛蕾丝·德斯盖鲁》在艺术表现上的最大特色，是大量使用“背反手法”。有人物关系的背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亲情关系，或夫妻，或父女，或朋友，或情侣，他们应该是和谐亲善的，但出现在小说中的都是相互的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