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一匹马1-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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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两家的芙蓉都再开谢了好多年，我们仍不说话。“白先勇——”我大喊起他的名字。　
　　这里不是松江路，也不是当年我们生长的地方。在惨白的日光灯下，过去的洪荒，只不过化为一声呼唤。　
　　小时候，白家的孩子，是我悄悄注意的几个邻居，他们家人多，进进出出，热闹非凡。而我，只觉得，我们的距离长到一个小孩子孱弱的脚步，走不到那扇门口。　
　　十年过去了，我们慢慢的长大。当时建国北路，没有拓宽，长春路的漫漫荒草，对一个自闭的少年而言，已是天涯海角，再远便不能了。　
　　就是那个年纪，我念到了《玉卿嫂》。　
　　黄昏，是我今生里最爱的时刻，饭后的夏日，便只是在家的附近散步，那儿住往不见人迹，这使我的心，比较安然。　
　　那时候，在这片衰草斜阳的寂静里，总有另一个人，偶尔从远远的地方悠然的晃过来——那必是白先勇。又写了《谪仙记》的他。　
　　我怕他，怕一个自小便眼熟的人。看到这人迎面来了，一转身，跑几步，便藏进了大水泥筒里去。不然，根本是拔脚便逃，绕了一个大圈子，跑回家去。　
　　散步的人，不只是白先勇，也有我最爱的二堂哥懋良，他学的是作曲，也常在那片荒草地上闲闲的走。堂哥和我，是谁也不约谁的，偶尔遇见了，就笑笑。　
　　过不久，恩师顾福生将我的文章转到白先勇那儿去，平平淡淡的交给了他，说是：“有一个怪怪的学生，在跟我学画，你看看她的文字。”这经过，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对我说的。　
　　我的文章，上了《现代文学》。　
　　对别人，这是一件小事，对当年的我，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执着写作的那颗种子。　
　　刊了文章，并没有去认白先勇，那时候，比邻却天涯，我不敢自动找他说话，告诉他，写那篇《惑》的人，就是黄昏里的我。　
　　恩师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去送，因为情怯，去时顾福生老师已经走了，留下的白先勇，终于面对面的打了一个招呼。正是最艰难的那一刹，他来了。　
　　再来就是跳舞了，《现代文学》的那批作家们说要开舞会，又加了一群画家们。白先勇特别跑到我们家来叫我参加。又因心里实在是太怕了，鼓足勇气进去的时候，已近曲终人散，不知有谁在嚷：“跳舞不好玩，我们来打桥牌！”我默立在一角，心里很慌张，不知所措。　
　　那群好朋友们便围起来各成几组去分牌，叫的全是英文，也听不懂。过了一会儿，我便回家去了。　
　　那一别，各自天涯，没有再见面。这一别，也是二十年了。　
　　跟白先勇讲完电话的第二天，终于又碰到了。要再看到他，使我心里慌张，恨不能从此不要见面，只在书本上彼此知道就好。一个这么内向的人，别人总当我是说说而已。　
　　跳舞那次，白先勇回忆起来，说我穿的是一件秋香绿的衣裙，缎子的腰带上，居然还别了一大朵绒做的兰花。他穿的是什么，他没有说。　
　　那件衣服的颜色，正是一枚青涩的果子。而当年的白先勇，在我记忆中，却是那么的鲜明。　
　　那时候的我，爱的是《红楼梦》里的黛玉，而今的我，爱看的却是现实、明亮、泼辣，一个真真实实现世里的王熙凤。　
　　我也跟着白先勇的文章长大，爱他文字中每一个、每一种梦境下活生生的人物，爱那一场场繁华落尽之后的曲终人散，更迷惑他文字里那份超越了一般时空的极致的艳美。　
　　这半生，承恩的人很多，顾福生是一个转折点，改变了我的少年时代。白先勇，又无意间拉了我很重要的一把。直到现在，对每一位受恩的人，都记在心中，默默祝福。又得走了，走的时候，台北的剧场，正在热闹《游园》，而下面两个字，请先勇留给我，海的那边空了一年多的房子，开锁进去的一刹那，是逃不掉的“惊梦”。　
　　三十年前与白先勇结缘，三十年后的今天，多少沧海桑田都成了过去，回想起来，怎么就只那一树盛开的芙蓉花，明亮亮的开在一个七岁小孩子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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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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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我初识一个已婚的女友，总是自然而然的会问她：“娘家哪里？”　
　　要是对方告诉我娘家在某个大城市或就在当时住的地方时，我总有些替她惋惜，忍不住就会笑着叹口气，嗳一声拖得长长的。　
　　别人听了总是反问我：“叹什么气呢？”　
　　“那有什么好玩？夏天回娘家又是在一幢公寓里，那份心情就跟下乡不同！”我说。　
　　当别人反问起我的娘家来时，还不等我答话，就会先说：“你的更是远了，嫁到我们西班牙来——”　
　　有时我心情好，想发发疯，就会那么讲起来——“在台湾，我的爸爸妈妈住在靠海不远的乡下，四周不是花田就是水稻田，我的娘家是中国式的老房子，房子就在田中间，没有围墙，只在一丛丛竹子将我们隐在里面，虽然有自来水，可是后院那口井仍是活的，夏天西瓜都冰镇在井里浮着。“每当我回娘家时，早先下计程车，再走细细长长的泥巴路回去，我妈妈就站在晒谷场上喊我的小名，她的背后是袅袅的炊烟，总是黄昏才能到家，因为路远——”　
　　这种话题有时竟会说了一顿饭那么长，直到我什么也讲尽了，包括夏夜娘家的竹子床搬到大榕树下去睡觉，清早去林中挖竹笋，午间到附近的小河去放水牛，还在手绢里包着萤火虫跟侄女们静听蛙鸣的夜声，白色的花香总在黑暗中淡淡的飘过来——　
　　那些没有来过台湾的朋友被我骗痴了过去，我才笑喊起来：“没有的事，是假的啦！中文书里看了拿来哄人的，你们真相信我会有那样真实的美梦——”　
　　农业社会里的女儿看妈妈，就是我所说的那一幅美景。可惜我的娘家在台北，住在一幢灰色的公寓里，当然没有小河也没有什么大榕树了。　
　　我所憧憬的乡下娘家，除了那份悠闲平和之外，自然也包括了对于生活全然释放的渴望和向往。妈妈在的乡下，女儿好似比较有安全感，家事即使完全不做，吃饭时照样自在得很，这便是娘家和婆家的不同了。　
　　我最要好的女朋友巴洛玛已经结婚十二年了，她无论跟着先生居住在什么地方，夏天一定带了孩子回西班牙北部的乡下去会妈妈。那个地方，满是森林、果树及鲜花，邻居还养了牛和马。夏天也不热的，一家人总是在好大的一棵苹果树下吃午饭。　
　　有一年我也跟了去度假，住在巴洛玛妈妈的大房子里，那幢屋顶用石片当瓦的老屋。那儿再好，也总是做客，没几天自己先跑回了马德里，只因那儿不是我真正的娘家。又去过西班牙南部的舅舅家，舅舅是婚后才认的亲戚，却最是偏爱我。他们一家住在安塔露西亚盛产橄榄的夏恩县。舅舅的田，一望无际，都是橄榄树，农忙收成的时候，工人们在前面收果子，不当心落在地上未收的，就由表妹跟我弯着腰一颗一颗的捡。有时候不想那么腰酸背痛去辛苦，表妹就坐在树荫下绣花，我去数点收来的大麻袋已有多少包给运上了卡车。　
　　田里疯累了一天回去，舅妈总有最好的菜、自酿的酒拿出来喂孩子，我们呢，电影画面似的抱一大把野花回家，粗粗心心的全给啪一下插在大水瓶里就不再管了。凉凉的夜间，坐在院子里听舅舅讲故事，他最会吹牛，同样的往事，每回讲来都是不同。有时讲忘了。我们还在一旁提醒他。等两老睡下了，表妹才给我讲讲女孩子的心事，两人低低细语，不到深夜不肯上楼去睡觉。　
　　第二日清晨，舅舅一叫：“起床呀！田里去！”表妹和我草帽一拿，又假装去田上管事去了。事实上那只是虚张声势，在那些老工人面前，我们是尊敬得紧呢！　
　　回忆起来，要说在异国我也有过回娘家的快乐和自在，也只有那么两次在舅舅家的日子。　
　　后来我变成一个人生活了，舅舅家中人口少，一再邀我去与他们同住，诚心要将就当做女儿一般看待，只是我怕相处久了难免增加别人的负担。再说，以我的个性，依靠他人生活亦是不能快乐平安的。舅舅家就再也不去了。　
　　既然真正的父母住得那么远，西班牙离我居住的岛上又有两千八百里的距离。每当我独自一个人飞去马德里时，公婆家小住几日自然是可以，万一停留的日子多了，我仍是心虚的想搬出去。　
　　女友玛丽莎虽然没比我大两岁，只是她嫁的先生年纪大些了，环境又是极好的人家。我去了马德里，他们夫妇两个就来公婆家抢人，我呢，倒也真喜欢跟了玛丽莎回家，她的家大得可以捉迷藏，又有游泳池和菜园，在市郊住着。这个生死之交的女友，不但自己存心想对我尽情发挥母爱，便是那位丈夫，对待我也是百般疼爱，两个小孩并不喊我的名字，而是自自然然叫“阿姨”的，这种情形在没有亲属称呼的国外并不多见，我们是一个例外。　
　　在玛丽莎的家里，最是自由，常常睡到中午也不起床，醒了还叫小孩子把衣服拿来给阿姨换，而那边，午饭的香味早已传来了。　
　　这也是一种回娘家的心情，如果当年与玛丽莎没有共过一大场坎坷，这份交情也不可能那么深厚了。　
　　可是那仍不是我的娘家，住上一阵便是吵着要走，原因是什么自己也不明白。　
　　在西班牙，每见我皮箱装上车便要泪湿的人，也只有玛丽莎。她不爱哭，可是每见我去，她必红眼睛，我走又是一趟伤感，这种地方倒是像我妈妈。　
　　过去在西德南部我也有个家，三次下雪的耶诞节，就算人在西班牙，也一定赶去跟这家德国家庭过上十天半月才回来。当然，那是许多年前做学生时的事情了。　
　　那位住在德国南部的老太太也如我后来的婆婆一样叫马利亚，我当时也是喊她马利亚妈妈。有一年我在西柏林念书，讲好雪太大，不去德国南部度节了，电话那边十分失望，仍是盼着我去，这家人一共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是我的朋友。当时家中的小妹要结婚，一定等着我去做伴娘，其实最疼我的还是马利亚妈妈，我坚持机票难买，是不去的了。　
　　结果街上耶诞歌声一唱，我在雪地里走也走不散那份失乡的怅然。二十三号决定开车经过东德境内，冒雪长途去西德南部。到的时候已是二十四日深夜，马利亚妈妈全家人还在等着我共进晚餐。更令我感动的是，一入西德境内，尚在汉诺瓦城的加油站打了长途电话去，喊着：“过来了，人平安，雪太大，要慢慢开！”并没有算计抵达南部小镇的时间，车停下来，深夜里的街道上，马利亚妈妈的丈夫，竟然穿了厚大衣就在那儿淋着雪踱来踱去的等着我。　
　　我车一停，跑着向他怀内扑去，叫了一声：“累死了！车你去停！”便往那幢房子奔去。房间内，一墙的炉火暖和了我冻僵了的手脚，一张张笑脸迎我回家，一件件礼物心急的乱拆。那当然也是回娘家的感觉，可惜我没有顺着马利亚妈妈的心意做他们家庭的媳妇。没有几年，马利亚妈妈死了。当那个印着黑边的信封寄到了我的手中时，我已自组家庭两年了。　
　　跟那一家德国家庭，一直到现在都仍是朋友，只是妈妈走了，温暖也散了，在德国，我自是没有了娘家可回。　
　　飘流在外那么多年了，回台的路途遥远，在国外，总有那么一份缘，有人要我把他们的家当成自己的家，这当然是别人的爱心，而我，却是有选择的。　
　　去年搬了一次房子，仍在我居住的岛上，搬过去了，才发觉紧邻是一对瑞典老夫妇，过去都是做医生的，现在退休到迪纳利群岛来长住了。　
　　搬家的那一阵，邻居看我一个人由清早忙到深夜，日日不停的工作，便对孤零零的我大发同情，他们每天站在窗口张望我，直到那位老医生跑来哀求：“Echo，你要休息，这样日也做，夜也做，身体吃不消了，不能慢慢来吗？”我摇摇头，也不肯理他的好意。后来便是那位太太来了，强拉我去一同吃饭，我因自己实在是又脏又忙又累，谢绝了他们。从那时候起，这一对老夫妇便是反复一句话：“你当我们家是娘家，每天来一次，给你量血压。”　
　　起初我尚忍着他们，后来他们认真来照顾我，更是不答应了。　
　　最靠近的邻居，硬要我当作娘家，那累不累人？再说，我也是成年人，自己母亲都不肯去靠着长住，不太喜欢的邻居当然不能过分接近。也只有这一次，可能是没有缘分吧，我不回什么近在咫尺的假娘家。　
　　写着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正在台北，突然回来的，久不回来的娘家。　
　　妈妈在桃园机场等着我时，看见我推着行李车出来，她走出人群，便在大厅里喊起我的小名来，我向她奔去，她不说一句话，只是趴在我的手臂上眼泪狂流。我本是早已不哭的人了，一声：“姆妈！”喊出来，全家人都在一旁跟着擦泪。这时候比我还高的妈妈，在我的手臂中显得很小很弱。妈妈老了，我也变了，怎么突然母女都已生白发。　
　　十四年的岁月恍如一梦，十四年来，只回过三次娘家的我，对于国外的种种假想的娘家，都能说出一些经过来。而我的心，仍是柔软，回到真正的娘家来，是什么滋味，还是不要细细分析和品味吧！这仍是我心深处不能碰触的一环，碰了我会痛，即使在幸福中，我仍有哀愁。在妈妈的荫庇下，我没有了年龄，也丧失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毕竟这份情，这份母爱，这份家的安全，解除了我一切对外及对己的防卫。　
　　有时候，人生不要那么多情反倒没有牵绊，没有苦痛，可是对着我的亲人，我却是情不自禁啊！　
　　本是畸零人，偶回娘家，滋味是那么复杂。掷笔叹息，不再说什么心里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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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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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坟的。　
　　朋友坐轮椅，到了墓园的大门口，汽车便不能开进去，我得先将朋友的轮椅从车厢内拖出来，打开，再用力将他移上椅子，然后慢慢的推着他。他的膝上放着一大束血红的玫瑰花，一边讲着闲话，一边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时荷西在奈及利亚工作，我一个人住在岛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两星期便要我开车带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欢去墓园，好似郊游一般。　
　　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园，名字叫做——圣拉撒路。　
　　拉撒路是圣经上耶稣使他死而复活的那个信徒，墓园用这样的名字也是很合适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个公墓里特别围出了一个小院落，是给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死者安眠的。其他广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个小小的隔离的院落里，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层一层的，有的是睡一块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着另外一个先去了的朋友加里，两个人又在做邻居。　
　　每一次将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面前时，他静坐在椅上，我便踮着脚，将大理石墓穴两边放着的花瓶拿下来，枯残的花梗要拿去很远的垃圾桶里丢掉，再将花瓶注满清水。这才跑回来，坐在别人的墓地边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给我买花的钱很多，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