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九章 编者: 黄树森-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拿好台胞证，“出走”第一站是湾仔的中国旅行社，办签证。
第一次办的时候，别人只需要等个十分钟，我却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去问那坐在柜台里的小姐怎么回事，她斜斜地睨着我，似笑非笑地说，“那你当然要等啰，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她的坦白让我吃了一惊。
每次来都要等得比别人长，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见我来，还说“请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坐下来，透过玻璃看着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静；但是在玻璃内与玻璃外之间，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空间，深得听不见一点回音。
3
火车缓缓开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足够温习一下自己对广州的零碎印象：南越王赵佗在广州建宫殿、苏东坡在广州欣赏寺庙、洪秀全在广州拜上帝、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课、梁启超在广州写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广州开会、蒋介石在广州练军、陈寅恪在广州写《柳如是别传》、鲁迅在广州开书店、郁达夫在广州饮茶……
一番胡思乱想，火车快进东站，才开始翻开手边的旅游小册：
光孝寺：唐仪凤元年（676年），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宗之先河。
我吓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风动幡动的哲学辩论，菩提树下的剃度，竟是在广州吗？为何在历次的广州行中，无人提及？再看下一则：
华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534年），西竺高僧达摩乘舟至广州，在此登岸，并建茅舍。
只有短短两行字，却重如千钧，我心跳得厉害。曾经在西安碑林看明朝疯癫和尚画的《达摩东渡图》，也约略记得《祖堂集》（952年）里叙述的梁武帝和达摩对话的机锋：
武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廊然无圣。帝曰：对联者谁？师曰：不识。又问：朕自登九五以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师曰：无功德。……
菩提达摩与政治人物话不投机，北上黄河，面壁九年，然后有慧可的“断臂立雪”的传奇。《楞伽师资记》里慧可的话曾经令我彻夜清醒，难以入睡：
吾本发心时，截一臂，从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觉雪过于膝，以求无上道。
原来达摩一苇渡江，禅宗初始之处，也在广州，为何无人告我？
旅客都走光了，光孝寺，华林寺，我边念着名字，边提起背包跌跌撞撞下车，踏进广州，已是暮色沉沉。
4
早晨的珠江带点雾意，好像那江水还没醒过来。我放弃早餐，背起背包奔出爱群酒店。站在长堤大马路斑马线上，车辆不让人，根本过不了街。转身将背包里的地图取出，决定了路线：江在南，寺在北。先去十三行看老建筑群，再回头沿海珠路往北走。
过了马路，将地图放回背包，发现背包的拉链大大地打开，里面是空的。我停下脚步，看看周边的人，一个乞讨的孩子，三个发广告传单的青年，药店前倚着闲闲的店员，几个过路的男女。这是一个城市的街景，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
我几乎是踩着云雾走回酒店的，心里想的是：台湾护照、台胞证、香港出入境许可、香港身份证、台湾身份证、德国出入境许可、德国和台湾驾照、不同银行的信用卡……都没有了。而且，我身无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过无数国界和边境的人，马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失去了身份证明的人。
要是哪一个朋友在此刻出现，我一定抱头痛哭给他看。
两个基层警员倒是五分钟之内就来到酒店，但是到了派出所，一个警员却花了九十分钟的时间做笔录。笔录，其实只有那三百来个字，抄下我已经写下的失窃项目。我以为他会立即“办案”，譬如说，管区警员可能熟悉那一区的窃盗集团，会试图联系；譬如说，路口和酒店都装了监视电视，马上把出事时段的录像带调出来检视；譬如说，询问酒店的工作人员，追查线索……
九十分钟过去了，我才发觉，警察唯一做的，是写好笔录，发给我一张报案失窃证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处申请临时台胞证。其他的，都别想了。
上午十一点，到了出入境管理处。空空的大楼，这是星期六。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个电话机旁。窗子开着，冷风呼呼吹进来，他看起来冻得发抖。
显然只是个接电话的人，值班的官员不在。他拨通了值班官员的电话，然后将话筒交给我，我开始解释自己的困境：证件全没了，明天必须回到香港，请问怎么处理？
“今天是星期六，没人上班。办你这个，要好几个部门的人，礼拜一再来。”
“对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电话里的人很恼火，打断我，“你告诉我为什么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当愤怒地说，“你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给我说出来。”
我想说，您没有权利要求我告诉您我为什么一定得回去，这属于一个公民的个人隐私；我想说，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政府是有义务为它的公民和访客解决急难的；我想说，在一个法治的政府里，所谓值班，就是您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这个位子；我想说，您能不能不用这种恶劣的口气和我说话……
我都没说，只是问他，“您不是值班吗？”
“我没要你跟我说话，”他说，“告诉你，我这是在为你服务，你搞清楚。你说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决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学有事。”
电话突然挂掉了。
那冻得手背发白的人问，“他说什么，马上来吗？”
我摇头，“不知道啊，他挂了电话。”
“喔———”他想了想，“那我帮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听了一会儿，放下听筒，说，“他去找人，要你等着。”
“是等十分钟？还是一小时？还是三小时？还是……”
他似乎也很为难，然后再度勇敢地拿起话筒，“她问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讲定一个时间？”
放下话筒，他说，“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要去找齐其他部门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得到人。”
看着他在冷风里瑟缩的样子，我说，“您实在应该穿着大衣坐在这里，这儿太冷了。”他摇摇头，说没关系。
然后又拿起话筒，“小姐问能不能约个时间？”
听了一会儿，他高兴地说，“他会派一个人下来这里收件，然后你下午四点再来取临时台胞证。”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来收件，”我说，“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钟以后，下来了一个小姑娘，来“收件”。
下午四点，准时回到大楼，还得等。极宽阔空荡的大厅，没有一张椅子。送来稿费救急的朋友问警卫，楼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卫懒得理，摇手表示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我走过去把警卫的椅子搬过来，有点生气地对他说，“那麻烦您去搬几张椅子过来让我们坐着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泄气地坐下。我干吗为难他？他不会知道，政府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大厅里理所当然应该有椅子给市民坐。没有椅子，他应该觉得抱歉。他的工资，都是市民缴的税所发的。可是，如果他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的长官们，都没有这种意识，你要求他什么呢？
四点二十分，有人出现了，拿着一本新的台胞证。“要收费，七十元。”
朋友从口袋里掏出钱，她说，“不行啊，我不能收钱。得负责收钱的人来开收据收钱。”
“那──收钱的人在哪里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抢下她手里的证件就跑。
5
有了台胞证，可以离开内地，但是不代表可以进入香港。
上了从广州开往九龙的直通车。到了关卡，直接找香港海关的官员，解释了状况。他将我带进一个办公室，指着一张椅子，说：“请坐。”
这是星期天晚上八点半。另外几个显然也是入境手续有问题的人，正坐在一张长凳上等候，其中一个是非洲喀麦隆人，穿着拖鞋，露出所有的趾头。
六个制服齐整的边境官员正在忙碌。他们工作的神情专注，和同僚说话时，又显得轻松愉快。一个女性官员甚至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时，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轻俏脚步。
不耐久坐，我不时站起来走动。麻烦的是，埋头公文的公务员一抬头，只要看见我站着，就会指着椅子，说：“你请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签名。在九点半，我以一个准许我逗留七天的临时入境许可进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台北驻香港的代表处，它的名字带着历史的荒谬性：中华旅行社。在台北申请护照，只要二十四小时，在香港，因为邮件的来往，最长需要二十天。台北办事处的官员热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们因为熟悉我而给予我的特别的信任；我不需要证明我是真的我。
下午一点半，到了香港入境处。抽了一个号码，等候四十五分钟，和官员面对面。
“办理香港身份证，你需要香港入境证。”
“但是我的入境证被偷了。”
“那你就要办理入境证。办理入境证，需要台湾护照。”
“但是我的台湾护照被偷了。”
“那你可以去律师那里公证，证明你的身份。律师给你一个公证身份，我们也可以给你入境证。”
我看着这位讲话规规矩矩的女性公务员，说，“没有身份证，没有护照，请问，律师凭什么给我证明身份？”
她呆住了。
我拿出当天的《苹果日报》，大半版是龙应台失窃的消息，照片很大，还有“出事”地点的示意图，看起来特别怵目惊心。
将报纸推进窗口，我说，“律师总不能凭《苹果日报》来证明我是真的吧？”
她喃喃地说，“对啊……”
这时，她的长官发现了我们的僵局，走过来，微笑着点点头，说，“我知道你的特殊状况，我们会特别处理，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6
我决定不被小偷打败。
广州的老城区竟然还处处看得见历史的年轮，洋溢着老城的情趣。大德路几个街廓全是五金业。钢管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挂在墙板上，乍看之下像现代艺术。小钢圈成千上百的放在一堆时，仿佛贵族的珠宝箱子被不经意地打翻了。诗书路上看不见任何诗书，但是再走一段就发现整条街都是印刷业，也明白了“纸行街”的意思。接近十三行的成衣批发集中区，杨巷路一家连着一家的纽扣店、拉链店、皮带店、花边店。当一整个店里都是拉链的时候，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拉链，铺排开来，简直就像一个现代美术馆的主题特展。
夹着老街的是一株一株菩提树，菩提树掩映着一栋一栋的老楼。老楼或没落褪色或残败颓废，但是雕花的廊柱、起伏的山墙、彩色的玻璃，彼此暗暗辉映，老旧中反而更有一种成熟的沧桑的妩媚。
广州老城，有着法国印象派油画的浓稠美感。
然后就走到了光孝寺。天色渐渐暗下来，大殿里亮起盈盈灯火，晚课的诵经声，在钟声、鼓声的节奏下，绵绵流进静谧的庭院。慧能受戒的菩提树，不知是不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株，菩提树的心形阔叶在风里摇晃，一两片随风飘下，落在苍青色的石阶上。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
（本文选自：csuchen。de/bbs
龙应台在《文化是什么》中写道：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
广州的治安需要改进。但更需要改进的，也许是各级部门“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第二章 奇崛的生态圈
“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连天。”东西绵延千里，为郁郁葱葱的五岭山脉隔出，像上弦新月，排列在山之南腰部，面临浩瀚大海的那一片土地，就是广东。上天赋予了广东一个奇崛的生态圈。不过，要认识这一上天的恩赐，却需要新的视野和新的地图。
在中国历来的“夏/夷”这样的政治地理视野中，广东乃是蛮荒之地。白居易对当时的广东有这样的描述：“蓊郁三光晦，温暾四七匀。阴晴变寒暑，昏晓错星辰。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不冻贪泉暖，无霜毒草春。云烟蟒蛇气，刀剑鳄鱼鳞。路足羁栖客，官多谪逐臣。”广东在当时人们的想像中，完全是气候恶劣、流放犯人的瘴疠之地。后来经过一代代广东人胼手胝足的开发，岭南的自然环境、与中原的交通等都有了很大的改观。苏东坡贬谪到广东时发现：“岭南户户皆春色。”但广东的地理位置在全国仍然显得无足轻重。清末，广东人梁启超在考察“广东之位置”时感慨道：“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崎岖岭表，朝廷以羁縻视之；而广东亦若自外于国中。”
要认识广东的位置，需要换一种视野，换一幅地图。“夏/夷”这样的政治地图，显然是陈旧的地图。广东人郑观应提出了新的世界地理观：“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梁启超发现，在全球视野内、在世界地图上看广东，广东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为广东是中西海路通商的关键点，“为世界交通之第一等孔道”。而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在考察世界各大城市特征后指出：“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上比广州更优越。”
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序幕的拉开，广东在中西通商上的经济地理位置凸现出来。随之而来的是，广东在中国的位置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梁启超所预言的那样，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考察中国现代史时，建立了认识中国的“沿海/内地”的理论框架。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是沿海先行，逐步过渡到内地，在西风的吹拂下，沿海成为“新”中国，内地则是“老”中国。林语堂、亨丁顿则重建了“南方/北方”的理论框架。南北之分在中国由来已久，但以前南方与北方总是平分秋色，而且南方是不包括广东的。而在新的“南方/北方”的视野中，对北方的批评多了，对南方尤其是广东的褒奖多了。亨丁顿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大抵纬度数目低一些的部分的人文的进步要比高一些部分的稍逊一筹。而在中国，人文状况，却是进步在南，而比较不进步在北。亨丁顿尤其褒奖了广东，认为广东人奋发有为，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林语堂对河北与江南各有褒贬，但对广东则全是赞美之词，认为“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挂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
带着新的眼光在地图上再看广东，我们发现，广东寄托了人们新的想像与希望，能给中国带来新气象的想像与希望。
南方与北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