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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青春遗梦 作者:朱水源-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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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四年的秋天,我又一次去了天祝。这次去没有见到黑双玉,而只到她的墓前拜谒。墓碑上写着“范玉双之墓”五大字。
  黑玉双的私奔,在院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黑万兴和白寡妇恼羞成怒,以怨报德,说奶奶是癞和念经不怀好心,一口咬定是梁清玉和我家串通,把他们的女儿白白的领走了,使他家丢人显眼,那天后半夜有人敲我家的门就是证据,两家吵了起来,并多次纵容黑玉龙到我家行凶闹事,差点酿成血案。此时,尤妈挺身而出,述说了黑玉双出走的经过,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但黑家仍是耿耿于怀。
  那时,我家的生活十分困难,每日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好心的尤妈做饭时总是多做一些,把黑家吃剩的饭端给我家。在没有发生这场风波时,黑家虽然知道此事,但还是睁一眼闭一眼。自那以后,白寡妇告诉尤妈。宁可把剩饭倒给狗吃,也不能给我家。
  黑家往来人多,吃饭总是没有定数,剩饭几乎每天都有。黑万兴怕浪费,买了一口猪,圈养在范爷住过的泥草房里,把剩饭倒给猪吃。我家好几天没有开锅了,尤妈非常同情和怜悯,在无奈之下告诉婶婶,她把剩饭刚倒进猪食槽里还没有拌料,让我们快去舀。我提着一个砂罐,乘没人注意时,跑进了猪圈,用双手捧了一罐剩饭,那剩饭还有点温乎,提回来全家即时就吃了。尤妈的这个主意,
  解决过我家不少次的断炊之急。
  寡妇人家生活的艰难,不仅仅是缺吃少穿。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地痞无赖的骚扰,同宗门户的暗算,使奶奶和婶婶受尽了屈辱和心酸。我的那个叔祖在奶奶和婶婶身上打过不少主意,在他的企图不能得逞时,不是辱骂,就是找碴子闹事。动不动把屎尿罐子甩在我家门前,一次恼羞成怒地撕住婶婶的头发拳打脚踢,拔掉了几络头发,撕破了衣服。
  徐家姑奶奶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领着我去找那个叔祖,把我推到那个叔祖的面前说:“你不是很凶吗?你不是要逼我嫂子和侄儿媳妇嫁人么?你真想达到这个目的,你就把这个娃子杀掉,你要是没有这个本事,就别胡来,把自己放尊重点。”姑奶奶的这几句话,问得那个叔祖哑口无言,刹了他的威风。
  男人是女人倚重的大山,女人是男人停泊的港湾。大山倒了,再强的女人也有困惑。婶婶在无数的困惑面前忍气吞声,含辛茹苦,期盼着光明,寻找着希望。这一年的四月,武威爆发了学生运动,党的地下组织营造着解放武威的氛围。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和谣言,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产生了恐慌,尤其是那些有黄花闺女的家庭,为自己未出门的女儿发愁,一时凉州闺贱。
  黑玉玲还算运气不错,找的夫婿年龄虽比她大得多,但家境富裕,也算是门当户对,黑万兴还得了一笔丰厚的彩礼,出嫁那天是花轿迎亲,宴请亲朋,十分体面。婚后不久跟着丈夫到武威周边的一个县城做生意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相比之下,我大姑就寒酸多了。
  汪国辞婚后,梁清玉的叔叔做媒,把大姑介绍了城门口一个姓王的人家。未来的大姑夫王兴福也是一个车把式,因局势紧张,未出去跑车。
  王家老兄俩祖先是东北来的满族人,丧夫后汉族母亲带着他俩嫁给了回民,母子三人也随了回族。这个回民再没有生育,一直像亲儿子一样照关着他们,母亲和继父相继去世后,兄弟俩各奔前程。老大四处游荡,改回为满,一直没有结婚,到老时回到弟弟身边;老二婚后改回为汉,生了三男四女。一家十口靠摆小摊为生,夏秋卖蔬菜瓜果,冬春卖蒸土豆和干鲜果品。
  那个时代,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儿女的婚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是这样一个家庭,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奶奶还是看上了这个女婿。他身材伟岸,名眉大眼,谈吐不凡,奶奶对大姑说:“会择的择婿哩,不会择的择家哩,小伙子长的棱眉仁眼,个头大身子骨又壮,凭那身力气,也把人养活了。”就这样大姑定了终身。娶亲那天没有花轿,也没有婚宴,来了一头毛驴把大姑驮走了。
  大姑出嫁后不久武威解放了。一天家里来了一男一女,穿着灰制服,戴着红星帽,他们和奶奶、婶婶谈了很长时间,腾出了一间房子,晚上他们就住了进来,这是我最早见到的解放军。
  这是一对夫妻,男的操江西口音,女的是陕北人。他们自己做饭、有时顾不上就吃炒面和干馍。他们有一个搪瓷盆,洗脸、洗衣服、洗脚、甚至和面、淘米、洗菜都用它。婶婶说:“你们什么都不讲究,一个洋瓷盆派了不少用场。”那女的说:“一水洗百净,没关系的。我们都是吃粮人,随住随走,有些东西随用随丢,你要是不嫌,我们走时把这盆子给你。”
  男的见了小孩总是叫“小鬼!小鬼!”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小鬼!小鬼!”的叫我,我到他家,他们做的大米饭刚出锅,给我盛了一碗,这是我第一次吃大米饭。他们没有第三只碗,那个女的用牙缸盛着吃饭。
  住了没有几天,他俩就要走了,走的时候领来了一个操陕北口音的解放军,介绍了我家的情况:“这就是我们的房东,他们是寡妇娃娃,家里很穷,没有依靠……”不知是开玩笑还是真的,那个男的对奶奶说:“我们队伍里也有很多小鬼,让我把你的孙子也领走吧,说不定将来还会有出息。”奶奶说:“我们几辈子就这么一个根。”那男的笑了。后来陕北人转成了区上的干部,人们称他“赵区委”。解放军夫妇临走那天,他们果真把那个洋瓷盆留给了我家。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教了一首歌,歌词的前两句是:“九月十六日子好,武威人民解放了。”我才知道那两口子是解放武威的先头部队。可惜的是那个洋瓷盆在五八年被抄家时弄丢了,要不留到现在也是一件革命历史文物。
  解放后不久,河西走廊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甘新公路上来跑运输的马车也越来越多了。徐家姑爷爷又拿起了鞭子,去了兰州。这次回来,他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兰州人,提着一箱兰州百合来看望奶奶,这个兰州人后来成了我的继父。
  爹死娘嫁人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嫁人的方式不同,婶婶始终记着父亲的遗言,一定要把我养大成人,最终选择了招婿入门的方式。这也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却引起了一场风波。我的那个叔祖却出来阻饶,说要是招进来,必须得改姓,并且还要立个字据,字据上还要写上:“小子无能,愿随女改姓。”否则就不能进门。当时徐家姑奶奶也在场,就问他:“徐玉珍是朱家的媳妇、徐家的女儿,你说让他改姓谁?”问得那个叔祖无言以对。
  奶奶说:“改不改姓又能怎样?新关街上姓朱的人家多了,我们情况好的时候,大家都来攀宗认亲,我们到了这个地步,姓朱的谁家给过我们一把米、还是一把面。不改姓不让进门,你们谁来养活我们一家老小五口,算了吧!你也管不了我们的事,他来了还是姓杨,生下的娃娃也姓杨。”
  吃了哑巴亏后,那个叔祖还不死心,又到处造谣说:“徐玉珍招的人来路不明。”第二天赵区委来我家询问生活情况,奶奶把这件事告诉了赵区委。赵区委说:“好事!好事!”难得徐玉珍有这份心意,真了不起。
  一天家里来了许多客人,他们是奶奶和婶婶的娘家人,还有我的大姑和大姑父。在明媚的阳光下,徐家姑奶奶、姑爷爷陪着继父来到了我家。奶奶兴奋地说:“从今天起朱杨两姓就是一家人了。”说话间把我拉到身边说:“快叫爸爸!”我叫了声“爸爸!”继父点了点头,把我拉到他身边。
  继父杨国兴,兰州人。生于民国四年(1915)年,故里皋兰县石洞寺。
  石洞寺原名石空寺,位于兰州市北部45公里处,是皋兰县石洞乡魏家庄阳坡村的一座古寺庙,依阳坡村东山而建,分为上下两寺,两寺相距一华里。石空寺最早是杨石空家的佛寺观,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后来几经战乱、兵劫火烧,于清朝同治年间被毁,光绪年间重修。相传有一年人们避雨时看见一只山羊从上寺口窜入又从下寺口跑出,其实两洞并不相通,人们神话般的认为是这只山羊打通了山洞,就将石空寺改称为石洞寺。这里的杨姓人都认为杨石空是他们的祖先。
  爸爸也是一个苦命人,少年丧父,十四五岁时母亲被逼改嫁,远走他乡,自后母子二人再也没有见过一面,只身一人的他给石洞寺一个姓魏人家放羊。到十六岁时魏家置了一套马车,跟着主人随车饲养骡马和打杂,学会了吆喝牲口,后来经魏家介绍受雇于人,成了一位车把式,在陕甘青一带拉运输,解放前曾多次来过武威,对武威的乡土人情有所了解,自招赘入门后,就把武威当做他的第二故乡,再也没有去过皋兰。
  爸爸性格内向,为人耿直,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什,但很懂得人情礼义。对我家的亲戚和街坊总是以父亲的名份称呼,对人从不直呼姓名。那时七星庙的小学搬到了光明寺里,光明寺高台上的建筑是区政府的用地,高台下的平房是学校的教室。他进门的第一件事是送我到光明寺上学。赵区委见了问我“这是谁?”我说:“是兰州爸爸!”赵区委点了点头,把我们领到了袁老师的办公室报了名。过年的时候买了两匹土布,给全家换了新衣服,还说不要忘了给我大姑做上一套。
  正月初二,他还和婶婶去了婶婶的娘家,给岳父岳母拜年。那时徐家爷爷生活也很艰难,儿子二十出头了;发愁没钱娶媳妇,认为这个兰州来的女婿肯定会有钱,就张口向爸爸借五十块银元给儿子娶媳妇,他毫不迟疑的答应了下来,这也是他仅有的积蓄。婶婶对他的冒失很不高兴,回家后嚷嚷了起来:“你把钱全都借给人,我们怎么过?再说,我的娘家我最清楚,那是一个填不满的穷坑。”
  这件事有意思的是三十年后旧话重提。一九八0 年我回家探亲,遇上了徐家大舅。大舅的儿子二十好几了还没有结婚。大舅说:外甥子,借点钱给你的二表弟说个媳妇。”他这一说爸爸翻起了老帐:“你娶媳妇时借了我五十块大洋,现在你孙子都有了,还没有还我一文钱,现在你又向我的儿子借钱娶媳妇,难道说我们两辈子人都欠了你家的媳妇?”问的大舅只是一笑,一言不发。从不善言谈的爸爸,竟然能说出这些话来,我又惊奇又好笑,感到爸爸上了年纪了,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想着点什么。
  说来大舅向我借钱并没有什么奇怪,祖祖辈辈在那个连吃水都很难的穷山坳里,一直是缺吃少穿,给儿娶媳妇是天大的难事。可惜那时我的确没有钱借给他,我给大舅算了一笔帐:“我和老伴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总共是100 。96元,除此而外再没有任何收入。这些钱每月向各自的老人孝敬各10元,大女儿上学,小女儿入托每月共要花去30元,还剩下50。96元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日常生活费。”大舅听了说:“你们工作的人的日子也精打细算,看来生活上也并不宽余。”
  虽然说服了大舅,未能借给他钱,我还有些内疚,过了两年,我回家时特意去看望他,他的二儿子结婚了,儿媳妇是用他的女儿换的。在武威这种叫“换门亲”的婚事并不少见,我大姑的二儿子媳妇也是如此。自后大舅离开了那个“填不满的穷坑”,在政府移民政策的感召下迁移到了武威和民勤交界的九墩乡。
  爸爸进门后,我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一九五0 年武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土改前三年我家也是新关有名的穷困户,再加上爸爸是雇工出身,土改工作组把我们作为依靠对像,婶婶是土改积极分子,参与丈量土地和划分阶级成份的具体工作,后来被选为高坝乡的妇女主任。我家因有一亩多坟地,被划分贫农,在分配土改胜利果实时,还分到了二亩地和地主老财穿过的绸缎衣服。
  划阶级成份的那些日子里,七星庙天天晚上开会,开大会的时候,下新关的男女老少把七星庙围得水泄不通。那个小时候顶着方盘卖馍馍发了起来的张罗锅是下新关唯一的地主,斗他的那天晚上有两个拿着红樱枪的民兵把他押了上来,张罗锅驮着背,眨巴着眼睛,交待着他剥削穷人的经历和事实。突然在人群中站出了一个留风头的青年,举着拳头喊了一声“打倒地主张子春!”与会的人也举着拳头高喊“打倒地主张子春!”口号声震耳欲聋,吓得张罗锅浑身哆嗦。这个青年不是别人,就是张罗锅在兰州大学读书的儿子。这个青年的举动得到了土改工作组和群众的赞赏,张罗锅的交待群众也比较满意,当下张罗锅被划为“开明地主”。
  这个青年是高坝乡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的义举震撼过我幼小的心灵,至今没有忘记。
  土改以后,爸爸在家种了两年地,不久掀起合作化运动。武威城里成立了车马合作社。一天,一个抄兰州口音的人来找他,爸爸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把他迎进了门,我第一次见到爸爸热情而激动的面孔,来人叫魏宝珊,是爸爸青年时的伙伴,同村乡亲,这次来是找爸爸到车马合作社赶车,从此,爸爸重操旧业,一直到退休。
  爸爸出去赶车,我们家的生活更有了保障。后来婶婶被选为初级社的副乡长,又推荐她去学习新法接生,成为高坝乡唯一的新法接生员,我们家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爸爸出去赶车,半年后才回来。此时婶婶生了一个男孩,爸爸高兴得不得了,精神倍增,没有几天又出远门了。那时婶婶也十分劳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开会,若遇上接生,有时两三天不能合眼,累得回家就成了一团泥,对小孩的照顾也就有了疏漏。一天那个弟弟突然发起了高烧,医生诊断是急性肺炎,虽经抢救,但因医疗条件很差,也没有特效药物治疗,下午就死在了医院里。这对奶奶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噩耗。她哭喊着说:“这个怎么得了,他老子回来我们怎么交待!”。
  爸爸回来后,不见了自己的儿子,先是蒙头睡了几天,接着就是接二连三的和婶婶吵架。吵来吵去吵出了个俩人去皋兰的结果。一天晚上把出走的行李都准备好了,奶奶眼泪汪汪地对婶婶说:“自古以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你们已经铁了心,我也不好阻拦你们,只是这几个穷命的娃娃没人养活。”婶婶听了奶奶说的这些话,凄然泪下,泣不成声。
  第二天早晨,爸爸、婶婶背着行李就要出门,和徐家姑奶奶迎了个满怀,徐家姑奶奶一见此状,顿时把他们背的行李夺了下来,一把鼻子一把泪地指着爸爸说:“亏你杨国兴还是个男子汉,你们还没有七十八老,娃娃没了还可以再生,三十多岁的人了连这个都不懂。你把她带到皋兰,你带走了人能把她的心也能带走吗?她自小是在朱家长大的人,她的魂始终在朱家。”这劈头盖脸的一顿,拦住了他俩的去路。婶婶听了搂着大妹妹泪如泉涌。
  爸爸和婶婶去皋兰的矛盾暂时缓和了下来。一天他俩到藏经阁找和尚算卦决定去留。和尚问他们“你们要算啥?”爸爸说:“我们有个肚不疼的儿子,你看看将来怎样?”和尚揣测了一会说:“你这肚不疼的儿子将来能得益,守则吉,离则凶。”自从算了这一卦,爸爸再也未提去皋兰的话了。
  对和尚的这一卦,我至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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