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乡-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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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名字就记载在入江寅治《日本人海外发展史》等值得信赖的史籍上。
这样一来，在任何文献上都查不到村冈伊平治的名字又意味着什么呢？据伊平治自称他是明治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在新加坡设立前科者收容所并成为妇女诱拐业的头目。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在西里伯斯岛，被任命为泗水（印度尼西亚）的名誉领事，明治三十四年至昭和十八年住在菲律宾，被称做“老爷子”和“南洋的阿金”。无论在什么地方，不但日本人知道他，外国人也没有不认识他的。这么活跃的一个人物在东南亚开发的任何记录上都没留下名字，我们不禁怀疑，即使存在过这么个人，他也没有自己所吹嘘的那么神，他那三头六臂的活动也该打折扣。
现今还活着的与村冈伊平治几乎同时代在东南亚各地从事各种工作的老人中，有没有人知道伊平治的呢？没有。后边将提到我在天草下岛的旅行，我在那里访问过十几个“南洋姐”，她们都已八、九十岁高龄，曾去过新加坡、马尼拉、黎牙实比，在她们的记忆之中既没有村冈伊平治这个人，也没有绰号为“南洋的阿金”这么个人。我用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得来的知识，问这些老太太，说伊平治对有前科的人或妓女是很温情的时候，老人们用一种嘲笑我的口气说：“妓院老板的要求都是有条件的，只想吸我们的血，我们还不知道竟然有过这样有温情的老板。这种光吹不干的男人在南洋是要多少有多少。”
我还访问了去过东南亚的侨民，同样使我失望。其中有新加坡的日侨先驱者笠田直次郎的长女笠田朝香，她生长在新加坡，想必她一定从她父亲那里听到过许多包括妓院老板在内的日侨人名，可她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村冈伊平治。唯一的例外是现在住在福岛郡山市曾在《达沃日报》担任副主编的星笃比古。据他讲，他死去的夫人、结婚前姓西冈的繁子认识伊平治。可她对伊平治的评价是“一个会撒谎的人”。
说到这里，既然从文献从人们那里得不到证据，只能对《村冈伊平治自传》做批判，确认其内容的真伪。可是连试一下这方法也成问题。这就牵涉我刚才讲的怀疑《村冈伊平治自传》的可靠性的第二个理由——伊平治的叙述与客观资料显示的事实往往不符。
举几个例子说明，伊平治说他于明治二十年六月至十一月随上原勇作中尉到西伯利亚内地旅行。上原后来当上了陆军元帅。伊平治见到那里有许多日本妓女，以此为契机使他产生以后开妓院的想法。可是根据《元帅上原勇作传》，那段时间上原在对马海峡出差，与伊平治的书对不上号。
伊平治写道，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在新加坡见到板垣退助，第二年十月见到伊藤博文，而且还以对话形式口语体记下了谈话的情况。可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板垣与伊藤当时奔走于国内搞政治活动，根本没去东南亚。另根据东南亚及日本人会昭和十三年出版的《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日本人活动）中收有从明治二十二年至大正十年的《新加坡领事馆日记抄》，凡到新加坡访问的，连商社雇员的人名都没有遗漏，可在哪儿也找不到板垣退助和伊藤博文。
到此，我好像论据十分充分了，下边再举一个例子。伊平治好像是立了多大功劳似地吹嘘他在明治二十三年十月率先在新加坡设立了日本人会，并兼任会计和顾问。可是据《南洋五十年》和作为开业医生桥居新加坡四十年的西村竹四郎写的《在南三十五年》记述，在那里设日本人会和因设日本人墓地立下功劳的是妓院老板兼杂货店主仁木多贺次郎，而村冈伊平治这个名字不论在日本人会会员名册还是在墓地募捐者的名册中都找不到。仁木多贺次郎像是明治时期新加坡日本人妓院最大的头目，他除了把自己的四英亩土地捐出做日本人墓地外，还在其它方面为日本侨民办事，在日中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还让妓院妓女捐钱给日本政府，《村冈伊平治自传》也记载伊平治在日俄、日中战争中搜集了妓女募金之事，结合日本人会和墓地的事考虑，恐怕伊平治把仁木多贺次郎的事算在自己帐上了。
人们常有对不知自己底细的人美化、夸张过去的心理倾向。这种被美化、夸张的过去也会被作为事实认知。根据心理置换反应，越是现在的境遇大不如从前的人，谈起从前的事时，越容易强烈地加以渲染。从《村冈伊平治自传》后记中可得知，晚年他的长子先他逝世，工作也不顺心，由于听从偶尔相识的旅行者的劝告，才写下了这本书。如果这样，自传中的美化与夸张就不奇怪了。
也许我过分地拘泥于这本《村冈伊平治自传》了。可是作为海外妓女研究最具权威被人注目的这本书，其内容不可信到如此程度，那么我们上边举的一系列海外妓女研究怎么叫人相信？只要这些研究大都依据《村冈伊平治自传》，我就把它们与《村冈伊平治自传》同样对待。
当然，上述的几种海外妓女研究不仅报告了历史的事实，还通过了“南洋姐”的存在指责日本的国家主义。这样的研究可能不受事实的真假、误差的致命影响。可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这样对海外妓女的研究就充分了。
说研究不充分的理由，还有它们全是出自男性的手，《纪实日本人》中收的一篇森崎和江的《某南洋姐的生涯》纪实文章除外。我并不主张女性史只能由女性来写，对此，我没有任何偏见，我希望男性参加女性史的研究或作为读者积极参加。可是，妓女或海外妓女的研究如不通过女性去发掘，就不会搞清楚。
明治时代初期到大正时代流落到东南亚的日本海外妓女恐怕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连平假名都写不出，是文盲，当然她们不可能拿笔写出其生活实态，诉说苦恼。即使她们会写文章，也可能保持沉默。作为女性来讲关于卖淫的细节，写出来是有抵触的。坦白卖淫生活对家庭家族都是羞耻的，这就足以作为最大障碍。研究者只能通过残存的妓女的生活与思想，找出海外日本妓女的真正的状态。根据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她们紧闭的心扉会向站在购买她们的性的男性立场上的男性研究者敞开，还是会向同一性别的女性研究者敞开？谁更会听到她们真实的声音？其答案是，男性研究者更擅长于调查拐诱妇女的方法与经济组织。但没有人研究她们的性交实态和心理结构，这对妓女研究来讲是极不完全的。
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著作《木绵以前的事》中收有一篇《女性史学》文章。文章讲女性的智慧与力量应在男子想做而力不能及的领域内发挥，这才是真正的女人的学问。因此，女性进行海外妓女的调研恰好符合这一观点。
立志搞海外妓女研究的我，从东京到九州找到老年妓女，只能从听取她们的自白开始我的工作，别无他法。我虽然是她们的同性，但是只是一个旅行者。对于那些想忘记自己的过去来生活下去的人来讲，她们不可能告诉我她们过去的娼妇生活。这样的话，我只能考虑到有“南洋姐”的乡村或家庭，与她们共同生活共同哀乐，等待她们打开关闭已久的心扉。
可是，虽然我这样考虑，但在她们分布最多的九州的岛原和天草，我一点儿关系门路都没有。我的朋友中有住在福冈县中间市写《某南洋姐的生涯》的诗人森崎和江、天草出身的农民小说家岛一春。能不能托他们介绍他们认识的老年妓女呢？
但是我不能光想靠这些人的关系。访问别人已采访过的老妓不会引起人注目，而且那些有记载的“南洋姐”现在的生活都比较富裕，属于老年妓女中比较发迹的人。
我想找那些研究者记者谁都没造访过、真正隐姓埋名生活下来的海外妓女。为此，我不要人介绍，作为没有任何背景的女人进入岛原或天草的农村去。于是四年前的夏天，我就试探性地到天草下岛旅行。虽然我第一次到天草来，但我意想不到如愿以偿地邂逅了我所想见的老年妓女。这本书，虽称不上是海外妓女研究，也称不上是游记，但它是我与这位老年妓女三周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记录。我们两人的偶然相遇成为决定的契机。这还得从第一次天草之行谈起。
邂逅——第一次天草之旅
我第一次到天草旅行，是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八月上旬，仲夏的阳光热辣辣地照射着大地。因为父亲曾是海军军官，因他工作的关系，我生在长崎，幼女时代也在那里度过，可是儿时记忆已模糊了，对我来讲，九州好像是第一次踏上的陌生的土地。
虽说我不打算靠任何关系寻找老年妓女，但是一个人到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旅行总还是忐忑不安。我首先造访了住在福冈县中间市的森崎和江女士，当她知道我是第一次去天草观光兼探找老年妓女时，她认为缓解我的过度紧张是顺利采访的关键。她将她的朋友丰原玲子介绍给我。丰原玲子在大学图书馆工作，还画油画，恰好以写生旅行为名与我一起去天草。
在森崎家住一夜后，我和丰原从福冈乘上去鹿儿岛的列车向熊本县南端的水俣市出发。昭和四十一年架设天草五桥以后，去天草最方便的路是从熊本市坐车由贯通宇土半岛的汽车道南下。我们没有打算走这条路。因为森崎说过：“如果你们要体会南洋姐们离开天草岛时的苦难心情的话，这次旅行就不要走平坦的陆路，而至少走一次海路，而且，海路的风景颇为壮观。”
我们从水俣乘中型的交通船渡海而去，这个季节里每天夜里海面上都要燃不知名的火，所以人们把这海叫做不知火海。在海面行驶两个钟头可以抵达天草岛的南大门——牛深。乘船的人多是天草本地人，他们是一些到水俣去卖鱼贝归来的中老年男女。其中的几个年轻男女包括我们在内从服装表情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旅游者。不知是由于天草人的淳朴还是由于旅游的青年人旅途的愉快，船离岸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两类人就开始类似“是从东京来的吗？”“在天草参观什么景点好？”的交谈。
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加入了这样不着边际的谈话。其时丰原问那边的老妇人和这边像渔夫的中年男人，“你们认识过去当过南洋姐的老妇人吗？”可能她想起我此行的目的，想尽量帮我找一个头绪。我曾想过，用这种正攻法去询问是不会查明老年妓女们的所在的，即便查明了也很难问出点什么来。可是丰原问这话时天草人的反应远远超出我的所料。当丰原一说出“南洋姐”，天南地北聊兴大发的人们脸上忽然露出警戒的神色，像石头一样地沉默或者生硬地回答：“我们没听说这种事。”天草生、天草长的这些人绝对不会不知“南洋姐”的。尽管如此，只要一提“南洋姐”他们就使你无法问下去，这种拒绝可能是出于天草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是对外乡人不讲自己本乡耻辱的共同体自卫意识。我不仅在交通船尝试过，在从牛深刻龟浦的公共汽车中，在龟浦到崎津的轮渡上也做过同样尝试。从同行人的反应都一样的这一点看，天草人身上的“盔甲”只用一般寻常的武器是休想打破的。
这样，我早在去天草的渡船上就得知探寻“南洋姐”的难度。午后到达崎津港时，山和海被夏日的阳光照耀，光芒四射，我们的心情像是吞了铅丸一样沉重。可是，如果沉溺于这种气氛中的话，不是白来了吗？这种困难不是早就设想过了吗？这天早上，只喝了一杯咖啡的我，一把丧失气力的原因归结于空腹，于是叫上丰原去吃中饭。
虽说崎津港是一个小镇，一条小街走百米就走到了头，根本见不到饭馆。只有一家门帘上染着“冰水”两个字的小店，我们赶快跑了进去。狭窄的店内只有一个小个子的老太太先于我们坐在那里。我们对商店的大婶开玩笑似地说：“大婶，有什么吃的没有？肚子饿得快要死了。”那位老太太对我们说：“大姐，要份炒饭吧！吃了炒饭，天黑之前都不会饿。”
问了一下店里的大婶，除了冰水外只有炒饭和长崎杂拌，我们听从了老太太的劝告，要了炒饭。然后，我们用好容易习惯看暗处的眼睛打量起坐在桌前的老太太。她已经吃了炒饭，边用牙签剔牙边喝茶。她把花白头发整整齐齐地挽在脑后，黑色的脸上爬满皱纹，很难判断她的年龄。和我婆婆比较估算一下年龄，她大概已经七十多岁了。个子极矮，约一米三四十公分。身材瘦小，脚、手的腕子瘦骨嶙峋，像鸟爪。套着粗糙的藏青的半旧裙子和洗褪色的衬衣。橡胶草鞋的里村已磨损。她旁边桌上放着一顶旧草帽和手巾。由此看来，她不像是崎津本地人，像是走了很远的路来这儿的。
老太太看到我们叫炒饭就满意地笑了。接着她摆弄手提袋，从中取出烟袋管，从新生牌香烟盒中拣出一根抽了半截的纸烟填进烟袋锅子里开始抽烟。她心情特好地吐着淡紫色的烟圈，同时伸手从店里三个烟灰缸里一个个地拣起要探皱的烟头儿，抖抖上面的烟灰放进她那新生牌烟盒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后期，由于烟草的极度缺乏，不少人都拣烟头儿，现在已很少看见。但眼前这老婆婆却一心一意地忙着拣烟头。
我本能地意识到应该对这位连廉价香烟都买不起的老婆婆道谢，感谢她刚才的好意劝告。我取出强光牌香烟盒凑到她跟前，让她抽一支。一瞬间她露出困惑的表情。丰原在一旁擦了火柴递上催她。她边感谢地说“这么贵的烟，真对不起啦”，边拿了一支点上火抽了起来。从此打开话头。她告诉我们她的唯一快乐是抽烟，一天之中不干活的时候一定在抽烟云云。
不会抽烟的丰原对老婆婆手指上烟袋管磨出的趼子感到吃惊。我对老婆婆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感到极大兴趣。老婆婆的发音和语调与天草方言有些不同。
无论是哪里的方言，如果幼年、少年时代你不是在那个方言圈里生活过，那么你一定不能百分之百地听懂那里的话。天草土话也如此。天草的年轻人说标准语东京话，而老人全说一口地道的天草话。他们即使慢慢地说，我也不能完全明白他们的意思。这位老婆婆虽然是天草口音，但她的话却很接近标准语，我基本听得懂。
我把自己的这种惊异的想法告诉她，老婆婆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说道：“这位大姐，我确实生在天草，可是从小到外国去了，无论和谁说话，没有人听不懂。”听了这一席话更加使我吃惊，手中握的吃炒饭的勺子都几乎要掉到地下。先不说她是一位老人却讲不了地道的天草土话，单说“从小”在外国生活，从她的服装和表情看不像是在欧美生活过，那么这外国又意味着什么？她一定是在比日本文化落后的外国——比如说东南亚生活过，再设想一下也许她就与“南洋姐”有关。
根据船上得来的经验，我们绝口不提“南洋姐”这个词儿，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小心翼翼地与老婆婆交谈。其结果，我越发确信这位矮个子服饰简陋的老婆婆就是老年妓女之一，我决心找个理由到她住的村庄去看一看。
丰原看出我的心思、说她要先去天主堂写生，并说在已经定好房间的宫野河内的旅馆和我碰头，拿了行李就走了。我把她的行动视为当然，送走了她又与老婆婆东拉西扯地聊天。其间问清了她住的村庄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