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乡-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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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去天草下岛是在五年前的夏天。我是女性史研究者，到那儿去是因为我听说在那个岛上还能找到从明治初至大正中期由日本全国各地到亚洲各国向外国人出卖肉体的被叫作南洋姐的人们。就在登上岛子的当天，我便幸运地遇见了一位曾经做过南洋姐的人，并和她一同生活了三个星期，终于使她向我讲出了南洋姐的生活，写成了《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这位曾是南洋姐的老人，作为一个人来说有着多么善良和优秀的品格，我都写在了书中，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当然，除了这位我用阿崎婆这个假名写的这位老人外，我怀着感激之情时常想起的天草人还有许多。
我独自一人去天草岛并在那里住下，既没有通过什么人介绍，也没有靠报刊杂志社帮助。但岛上的人们，却默默地接受了我这个来历不明的人。不仅如此，当我问路时，他们会为给我指路带我走出很远；当我把印章忘在既没留名也没留地址的店铺里时，他们会通过好几个人的手把它送还给我。
还有，当我为寻找南洋姐的踪迹，在天草下岛西海岸徒然地走了好几个来回，日落时分穿着丈夫的旧衣出现在旅馆里时，旅店的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毫无嫌弃之感。由于当时我身心极度疲惫，脚底打满了泡，他们的热情更使我难以忘怀。在另一个旅馆，由于我的肠胃在跟阿崎婆生活时被过于粗糙的饮食搞坏了，普通的饭菜难以下咽，他们便每顿都给我端来一大碗我爱吃的萝卜泥。因我说了句早上喜欢吃面包，他们第二天就照办了，看到面包旁还放着一大碗萝卜泥，我感激得几乎落下泪来。
而且，这个旅馆的老板娘还特意为我找来了带路人。我曾在旅馆的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来到满是石块的天草岛，不由得想到这石块像是南洋姐的泪凝结成的。”老板娘由此察知了我此行的目的，于是便把了解村里旧事的佐野光雄介绍了过来。
佐野先生是位身材矮小的老人。虽说已经进入九月份了，可白天直射的阳光依旧灼人。他边擦着汗，边带着我挨家挨户地寻找。他的热情甚至使我都感到不安。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找的人。可是，当我拿出礼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无论如何不肯收下，只是说：“我做的只是天草人应该做的事。”这位佐野先生已经去世了。去年，我的书出版后，我给他寄去了一本，写来回信的是他的夫人。
自从五年前的那个夏天以来，我又到天草下岛去过好几次。不过，那已不是为了研究，而是由于惦记阿崎婆和为重温以阿崎婆为代表的天草人的温情而去的。但愿今年也有机会到天草下岛去几次。不过，要说明的是，我今天仍然只想跟五年前一样，坐着公共汽车，用自己磨出水泡的双脚，回到天草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和他们一起住上几天。
现在已经是五月了，天草岛上该有哪些花已经开放？西海岸的大海在夕阳的照耀下该呈现出怎样的颜色？那些温暖可亲的天草人们身体是否康健？——我的思绪不断地流向我的第二故乡天草岛，即便是听天气预报，也总要留心收听到熊本的天气情况。
（原载《熊本日日新闻》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
一次相逢
那是六年前初秋的一天。我在天草下岛的一个公共汽车站等车。当时我正在寻找被称作南洋姐的底层妇女踪迹的旅行中。那一天，我也是从早晨起就漫无目的地在下岛的西海岸走来走去，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到公共汽车站。
由于除了这平均一个小时才有一趟的公共汽车以外没有其它交通工具，小小的车站候车室里，挤满了岛上的人们，有晒得黝黑的壮年渔民，也有像是看过医生的老年妇女。虽然我穿着朴素，但一眼就能看出不是本地人，岛上的人们自然不免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不过，我早已精疲力尽，无暇顾及别人的目光了。虽说已进了九月，但南方岛上的太阳依然火辣辣的。我的疲劳既有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石头路的原因，也有由于越接近那些从小被迫从娼的南洋姐，作为同性我的心情越沉重的缘故。
我在长椅的一端坐下，双手抱膝，低下头去。忽然，一副画板和一个油画工具箱进入了我的眼帘。我不由得抬起了头，只见一位身材结实、五十出头的男性站在我的面前，一眼便可知道他和我一样是个城市人，发黄的衬衫上到处溅着油彩。想来也是，天草下岛的西海岸，海岸线蜿蜒起伏，湛蓝的海面到处突现着白色的岩石，原本就是一幅风景画，画家来此作画是很自然的。
记不清是谁先开口的，我们互相打了招呼，并都告诉对方自己是从东京来的。他还慢条斯理地对我说道，他是一位星期天画家，属于一个叫邱吉尔会的绘画团体。由于被岛上的风景迷住了，他把东京的工作交给年轻人负责，自己和夫人一起来到岛上，在这儿已画了半年画了。他的夫人在岛上为年轻人义务教茶道和花道。他跟我说了这么多，从礼节上讲我也应该把我此行的目的等直率地告诉他，可是，因为我深知谈论南洋姐的存在是这个岛子最大的禁忌，早就下了决心不把研究目的告诉任何人，所以只简单地说了句：“我来岛上是为了调查点事，住在XX旅馆。”没想到，这位男性对我的回答不仅没有表现出不悦，反而十分理解地安慰我说：“一位女性大老远地跑到这儿来，你不说来调查什么，我也大致能够猜到。你辛苦啦。”
我一边深为这位男性的体贴而感动，一边又为他敏锐的洞察力而吃惊。不久，车到了，我们终止了谈话。大概只坐了两站，他对我说了声“再见”，就下车了。虽说我们的相逢总共只有十几分钟，可它却像一股清泉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此后，每当我去天草岛，都不由得想到：他现在还在这个岛上画画吗？
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和这位男性还有再次相逢的机会。因为我们彼此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六年之后，在今年六月，我和这位男性在东京银座的中心再次相见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某杂志上写了一篇小文章，引起了银座一家帽子店女主人的注意，当我得知她也是邱吉尔会会员时，便向她谈起了在天革遇到的那位男性。不料，那位男性正是她很要好的绘画朋友。
见面那天，我头一次得知这位男性的姓名。令人吃惊的是，这位男性——也就是T先生，他早已知道我的姓名，并一直期望有一天能再次与我见面。因为在我们相逢后的第四年，我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了，T先生凭着直觉知道我就是那本书的作者。而且，为了表示对我工作的祝贺，他把我片刻不忘的天草下岛的风景画成三号大的油画，期待着有一天能亲手把它送给我。
也许由于充分反映了T先生的人品和天草岛的风士，这幅油画的色彩温暖柔和。但海中突出的岩石却画得令人悚然，仿佛是那些南洋姐们发出拗哭的身影。
据说，T先生虽然常年住在东京，但也是出生在天草下岛的人。六年前他在天草的滞留，也是因为惦记着卧病在床已有九十高龄的母亲的缘故。正因为是天草人，所以六年前的那天，他才一下子就猜出了我旅行的真实目的。
T先生送给我的那幅画着天草的海的油画，正挂在我家中的一室里。每当我凝视着它，就会不由得想到——相逢是多么的奇妙。
（原载《日旅》一九七四年八月号）
“大师”的故事
为了调查以往被忽视的大众女性的历史，我有时要到远离陆地的孤岛和偏僻的地方去。在这样的地方和村民们一同生活一段时间后，我常常感到当地的土著信仰在民众中依然存在。他们信仰的或是后山的山神，或是海神，或是守护森林的森林神，还有被俗称为“大师”的神等等。
在近代文明遍及日本列岛每一个角落的现代社会，也许人们会为依然有人在信这些不明不白的神而感到惊讶。不过我倒觉得，文明越发达，这种土著信仰的势力也就会越大。因为在孤岛和僻地，青壮年的人数越来越少。剩下的大多是病人和老人，他们无依无靠，所以只好求助于本地神来保佑自己。也就是说，现代文明发展的失调导致了偏远地区土著信仰的复活和蔓延。
我对这种土著信仰的亲身体验是在九州的天草下岛，神的名字叫“大师”。我跟村里一位信仰大师的老婆婆一起去拜访过几次住在隔着一座山的邻村的大师，总算知道了小部落里的大师信仰是怎么回事。
大师的“房子”在山脚下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村子里。说“房子”是因为它没有一点神社的样子，只是一间普通的农舍。唯一的不同，是在一进门的房间里，有一座不到两米宽的祭坛。祭坛上面挂着一小块紫色的幕，中间用绳子系着。我没想到，老婆婆笃信的对象竟被这么简单地供奉着。然而，更令我吃惊的还是侍奉大师的那个巫女。
跟我同去的老婆婆管这个巫女也习惯地称作大师。她的使命是：信者来了，她替信者向大师祈祷，然后接受大师的意旨，再代替大师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信者。可是，这位“大师”白天几乎根本不在大师的房子里。
这么说，读者可能会想她大概是去传道了吧，其实不是。她白天大抵是在地里锄地施肥。也就是说，“大师”平时跟村里人一样只是个普通的农妇，只有当她披上白披肩，拿起念珠，在信者面前祈祷时才变为“大师”的。因此，去拜大师的人，要先到附近的田里把大师找到。“大——师——”只要你大声一喊，那位大师准会一边乐呵呵地用毛巾擦着晒得黑黑的脸，一边向你走来。“大师”跟来访者边聊着庄稼的长势边向家里走去。进了门，“大师”给来访者端上一杯粗茶，再拿出一大碗那个季节的腌菜，然后，就山南海北地扯开了。来访者讲出自己的牢骚不满和得意事都是在这个时候，那些话“大师”可能听过几遍几十遍了，但还是一个劲儿地附和着耐心地听着。
到这里，访问者——信者的脸上已开始露出笑容。于是，“大师”便站起身来，往干活儿的衣服上披块白披肩，坐到祭坛前。随着她囔囔的祷告声，信者大多进入一种忘我的境地。她的祷告词很特别，往往把几分钟前喝茶时听到的话都编了进去。如祈祷时说：“去大阪挣钱的儿子不来信，使我放心不下。”而将神的旨意传给信者时则又说：“大师会全力保佑他，请你放心。”这时，信者紧锁的眉间开始舒展，来时的愁云不见了。于是，信者心情愉快地回家去了。
可以依靠的年轻人都进了城，而社会福利的保障又不完备。对于这些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农妇打扮的“大师”给他们心灵带来的安慰是无法衡量的。然而，面对那些孤岛和偏远地区正在复活和蔓延的庶民信仰，已无所谓信仰的我既感到羡慕又不得不为之悲哀，因为它无疑是现代日本文化畸形发展的结果。
（原载《Junon》一九七四年一月号）
我的“母亲”
人生许多事都取决于偶然。在我看来，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亲子关系了。人，无论如何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尽管如此，正如“血浓于水”这句话所说的那样，亲子的纽带固然是十分牢固的。
不过，我从三十五、六岁时起就开始觉得，人除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外，也应该可以有通过自己意志选择的“母亲”和“父亲”。而我现在就很幸运地拥有这样一位“母亲”。
不久前，我就为看望这样一位“母亲”，坐飞机从东京到熊本，又乘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到天草岛上的一个小村落去了一趟。东京虽是春光明媚，可天黑后到达目的地时，那里却是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我看了下手表，已是晚上九点了。我想，这会儿她也许上床了，但还不会睡着。于是，就冲进雨中，手扶着大门高声喊道：“晚上好。”可是，不仅大门纹丝不动，从窗缝儿往里看，家里也不像有人。当司机不放心地从车里跑出来看我时，我早已全身湿透，“晚上好”的问候也变成“妈妈，朋子来了，快开门啊”的喊叫声了。
我亲切地称之为“母亲”的这位女性，十岁时就以“南洋姐”的名义被卖到海外，曾长期遭受外国男性的蹂躏。我把她的一生写进了《山打根八号娼馆》中。写这本书我花了很多时间，完稿后由于怕给她带来麻烦，在箱底还压了四年多。所以，我们的交往已有七年了。她不识字，我们每月通过代笔人通几次信，有时我还去看她，我们都为彼此的健在而感到欣慰。
这次离开东京前两天，我又收到她一封来信。看到代笔的女孩子在信上加的那句“奶奶身体有些虚弱了”，便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我心里明白，她虽然虚弱了但还健在。可是，站在紧闭不开的窗前，突然一种“莫非她——”的不安掠过脑海，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司机的帮助下终于挪开了沉重的大门。当阿崎婆被这声音吵醒，一边说着“谁呀，这么晚了”，一边从里面走出来时，我内心的喜悦已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紧紧地盯着阿崎婆的脸，仿佛要把它望穿。雨水从我身上流下在草席上形成了一个水洼，我坐在那里心中只是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幸亏还活着，幸亏还活着。”
第二天天空晴朗，阳光灿烂，我和阿崎婆一起到附近的镇子去。路只有一条，周围是舒缓的山地，我们按着她的速度慢慢地走着，忽然她停下脚步，指着前面的小山说：“你下次来了，我带你到那儿去看看。我父亲也埋在那里。”
小山上的确有些墓碑样子的东西，但山上长满了樱树，有种比奥津城更像赏花地的风韵。记得秋天从这条路上走过时，山坡上的枫叶仿佛是燃烧的火焰向上延伸着。
假如真的能安息在这么一个无论春秋都景色优美的地方，该是何等的幸福啊——想到这儿，我终于把在我心里搁置已久的问题向她提了出来——“我想，您最终也是要到山上您父亲那里去吧？”
于是，她一边继续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山冈，一边回答说：“不，我觉得人只属于活着的时候。我死了，用不着往墓地里埋。只要有谁随便找张席子把我一卷扔进崎津的海里就行啦。朋子，你是个大忙人，不用为葬礼什么的往这儿跑。”
我从年轻时起就常开玩笑说：“如果我死了，就请你们把我的尸体扔到大海里去。”由于我父亲是在我年幼时乘船出海后失踪的，所以，对我来说大海既是父亲的故乡也是他的坟墓。而且，我丈夫平日也常说：“我死后不要墓碑，只希望你们为我种上一棵树。”我们就是这样一对夫妇。不过，话虽这么说，真到那时会怎么样，谁也无法断言。因为即使是信仰唯物史观的人和虚无主义者，当人生的黄昏接近时也会突然开始筹措墓地、准备起墓碑来，这样的例子我见的实在太多了。这或许是由于人有既软弱又贪心的一面，因而死后也想通过石头把自己的存在继续留在人世，希望人们永远不要忘掉自己。
无论是学者，还是宗教家、实业家、艺术家，大多数人都很难克服这一弱点。然而，如今已年届八十的我的“母亲”却十分坦然地说：“死了就把我扔到海里，也没必要举行葬礼。”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