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3期-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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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忆这一夜，总有一种荒诞之感，连我自己都觉得它不真实，然而又确确实实都是亲眼所见。一群小流浪汉合起伙来，不费吹灰之力，就骗走了我脚上的新塑料凉鞋。他们是我新结识的伙伴，我们一起在广场上玩，从东窜到西，又从南玩到北，很快变成无话不说的小战友。夜深人静，广场上的人群渐渐散去，喧嚣的热闹劲过去了，我仿佛找到了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伙小流浪汉郑重其事接纳了我，开始对我天花乱坠，哄得我这个九岁的孩子心荡神怡，对未来产生了太多美好想象。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在空中飞舞，我很轻易地就相信了他们的许诺，相信他们真能带我去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家伙是个瘸子，是个能说会道的语言天才，他自称是老红军的后代，曾经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还跟他老人家握过手。我对这家伙的故事深信不疑，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打动我，说什么我都敬若神明。最后他对我下达命令，让我像其他的小流浪汉样，在银行门前的大平台上躺下来睡觉，他让把凉鞋脱下来，当作枕头垫在脑袋底下，理由这样不容易被偷走。
我困意朦胧地当真把塑料凉鞋脱了下来，搁在脑袋下面，美美地进入了梦乡。在蜜一样的梦中，我梦到自己和成年的红卫兵一样，爬山涉水，终于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见到了人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人山人海，一片欢呼声，我的鞋子被挤掉了，大家都赤着脚向前拥去，一直冲到了最前面，街面上到处躺着被挤掉下来的各式各样的鞋子。
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一时间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躺在大街上。我已从平台的这一头，滚到了另一头。我的鞋没有了，我的那些新结识的流浪汉小战友也无影无踪。
最后，我是光着脚走回家的。我被那些新结识的小流浪汉给耍了，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情谊，转眼间被糟蹋得干干净净。他们偷了我的凉鞋，兴高采烈逃之天天，像沙滩上的水一样蒸发了。我的失踪惊动了当地派出所，也让造反派感到不安，他们对我的失踪负有责任。我的父母还关在牛棚里，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有了，造反派显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正分头在找。他们担心我被人贩子带走，落人坏人之手。我的出现让大家喜出望外，尤其是那些女弟子，虽然已经与我母亲决裂了，毕竟还有些残存的师徒情谊。她们像对待英雄回归—样地欢迎我，让我先饱餐了顿一顿，然后围着我七嘴八舌，一个劲地追问我把鞋子丢到哪去了。我结结巴巴说着自己的遭遇，多多少少有些添油加醋，她们听得一惊一乍。对于她们来说，这只是有惊无险，只是弄丢了一双鞋子，鞋子丢了，孩子还在，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吃饱喝足，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演员英姿飒爽地走过来，把我从母亲的女弟子手中接走了。她是造反派的小头目，是兵团的什么司令，穿一套草绿色军月艮，系一条地道的军用皮带。那时候，造反派全是这身打扮，真能穿上货真价实军服的人并不多。她身上是一套真正的军人制服，仅仅凭这套行头，足以让人盾，刮目相看。在当时，有各式各样的军服，大多是仿制的，有的甚至是用土布自己染的，绿得莫名其妙，水洗以后，因为褪色，像迷彩服一样肮脏不堪。一套真正的军人制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代表着一种地位。
造反派小头目正和一位现役军人在谈恋爱，她身上的军服就是那个男人的，穿在身上大了一些，可是仍然很好看。我觉得最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最能引起人们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场景，莫过于绿军装与红袖标的配合。民间有“红配绿，丑得哭”的说法，南京方言里“绿”和“哭”搁在一起，不但押韵，而且朗朗上口。红和绿在颜色对比上，既尖锐冲突，又十分和谐。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红袖标像鲜花一样灿烂。身穿军装，戴着红袖标的小头目神情严肃，径直走到我们面前，神气十足地宣布：
“好吧，你们现在可以把这小家伙交给我了，我有话要对他说。”
女弟子们立刻都不说话，似乎已经明白她要对我说什么，看看我，又看看她。
我不知道她会说什么，只是预感到会有些不幸的事情将要发生，依依不舍地看了女弟子们一眼，乖乖地跟她走了。接下来的谈话，对于一个九岁孩子产生的强烈冲击，丝毫也不亚于抄家。她把我带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看了看四周，既兴奋又神秘地向我宣布，说你并不是现在的父母生的。她说，你只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你和现在的父母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我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话，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了。看着我吃惊的神情，她有些幸灾乐祸，和颜悦色地安慰我，说这其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你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并不是坏人的孩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她接着说出了一个更让人吃惊的秘密，她说你知道，事实上，你是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你的父亲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为了人民英勇牺牲，已经长眠于地下。
我不相信造反派说的话，又没办法不相信。突然，她的眼睛饱含着泪水，仿佛被什么事情感动了一样。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二十多年以后，在美丽的西湖附近，在革命烈士陵园，我看到了亲生父亲的墓碑，这个困惑了自己几十年的秘密，终于解开了答案。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痛苦，还是麻木。对于一个九岁孩子来说，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过于极端，极端得不可思议。你根本无法理解这些，突然之间，你美好幸福的家庭遭遇了抄家，父母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成了反动分子，成了反革命。然后又是突然之间，原本你生命中最亲近的人，他们竟然又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我记不清楚这次谈话是怎么结束的，只记得造反派小头目从头到尾，都没有拿我当作外人。她挑唆着我与养父母之间的仇恨，不停地安慰我，鼓励我，要我挺起腰杆做人，要像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要对得起那位为革命捐躯的亲生父亲。她说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你撑腰，党和人民站在你的一边，做你的坚强后盾，你还有什么可以担心。她说你要做一颗革命的种子，要撒在任何地方，都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后还会开出鲜艳的花朵来。
几天以后，下课的时候，一名同学当着众人的面，模仿我父母游街示众的情形。他曾是我最好的伙伴，爬到了课桌上，拿腔拿调地发挥着，一会扮演我父亲，一会扮演我母亲。他说我们原来都觉得你们家了不得，谁都是人物，想不到你们一家都是坏蛋，你爸是个坏蛋，你妈是个更坏的坏蛋。你父亲是个大右派，你母亲不是江姐，她是甫志高。我听见了女孩子吃吃的笑声，那个在我心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的小女孩，那个代表着美好理想的小女孩，也幸灾乐祸地混在人群中。我的母亲曾是她心目中的偶像，现在，这个虚拟的偶像倒坍了，英雄人物已经不复存在，革命先烈江姐已经被叛徒甫志高取代了。孩子们的游戏很快进入了高潮，小女孩举起了拳头，大家突然高呼起打倒我父母的口号，异口同声慷慨激昂。
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就好像被心爱的人背叛一样，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笼罩在心头。真想把那个女孩子拉到一边，把自己的身世秘密告诉她。我要告诉她，我依然还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亲生父亲仍然是英雄人物。可是我没有勇气这么做，就算我说了，她能相信我吗？我不相信她会相信，因为我自己都不太相信。那是一个激烈的年代，革命是头等大事，革命就是一切，换了任何孩子，处在我的地位上，都应该被讥笑，都应该被诅咒。
革命是天堂，反革命应该下地狱。
后记：八个样板戏我一向深恶痛绝，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再听到它的声音。仔细想想，《江姐》与样板戏相比，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一度被禁演的《江姐》再次公演。这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大家排队购票，争先恐后，仿佛噩梦过后，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观众还是老观众，历史绕了一个圈子，再次回到原点。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江姐》以及《洪湖赤卫队》等经典剧目的重新演出，意味着一个恐怖时代的结束。说老实话，这是我始终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我想不明白，今天的年轻人大约更想不明白。文化大革命是个漫长的过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不同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江姐曾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男孩子心目中最性感的女性，虽然这个戏一度遭禁，但是它所代表的观念，说白了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实基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下，让老百姓接受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个九岁多的毛孩子，是个小学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已经快二十岁了，在一家街道工厂里当钳工。毫无疑问，我属于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世界观不可能不带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烙印，也许是烙印太深了，时至今日，我总有一种疑惑，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没有结束。
2005年2月18日 河西
革命与我们如此之近
费振钟
一碗春面
1966年冬天，我在苏北的一个小镇上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年，我还不满九岁。我参加“文革”的理由，说来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仅仅为了吃一碗不要钱的阳春面。
这年秋天，我从祖父那里来到父母工作的镇上，在镇中心小学读三年级。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来了。这场由最高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的伟大革命运动，从遥远的城市席卷到我们这个僻远小镇，好像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最初大家谁也不大明白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一觉醒来，便听说可以造反了；到处都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声音，宁静的小镇立刻纷乱起来。最先打出造反旗帜的是搬运站工人，他们将手中抬货的杠棒涂上红漆武装起来，占据镇里的文化站设立了战斗司令部，凭着他们膀大腰圆，首先夺了公社党委的权。随即镇上的造反队伍蜂拥而起，贴标语，发传单，揪斗当权派，到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家里抄家。街头到处都是兴高采烈的人，造反队员分成好几拨，在镇上重要的公共场所出没，呼啸而来呼啸而去。镇子中心大街上用木板搭了一个巨大的台子，每天传达来自上面的“最高指示”，或者召开批斗大会，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响个不歇，镇子上空声浪翻滚，气势逼人。
小学校里也停了课，学校教室和操场被造反队征用来做抄家物资仓库，盖着红印章的封条贴在教室门窗上，表示这些过去的私人物品，已经没收充公，成为革命财产。学校也闹革命了，由一个六年级语文老师领头，做了很多“毛泽东思想红小兵”袖章分发给学生，他们造了小学校长的反，墙上贴了墨迹淋漓的大字报，揭发批判校长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虽然上了三年级，由于年龄小，大龄同学不带我参加揭发批判，尽管我觉得随便用墨汁在纸上涂画是一件快活有趣的事情，用多少张白张，多少瓶墨水，只管到学校教务处拿，那个过去很凶的老教务员哼也不敢哼一声，就乖乖地发给这些嘴上没毛的孩子，脸上还一副讨好的样子，这在以前从来都不会有的。我也比较懵懂，主要兴趣还放在看小人书上，既然不能革命，天天看小人书也不错。我的班主任陈老师，教我们语文课，她是一位胖胖的扎长辫子的年轻女老师，比较喜欢我，我常常从她那儿得到小人书看。现在不上课了，我从陈老师那儿借了一摞小人书。一天上午，看《东郭先生和狼》，正入神，一个我不认识的五年级学生劈手就把它抓了过去，冷笑说，好啊，看封资修！我不服气，说，《东郭先生》怎么是封资修？五年级学生说，这上面画的人穿长袍大褂，你敢说不是封资修？他三两下就把书撕掉，扔在地下，狠狠踩了几脚，说找你们老师算账！当天下午，一张大字报就贴在陈老师宿舍门口，骂陈老师用封资修毒草毒害青少年。我给陈老师惹了麻烦，觉得文化大革命再怎么好，也不该这么对待陈老师，却不敢再去她那儿借小人书了。
一时无事，在街巷上逛来逛去，看造反队种种行动，看来看去，我就看出革命的好处来了。
原来镇上有一家叫福春的饭馆，革命一起，招牌换成人民饭店。我上学时，每天早晨从饭馆门前经过，正是卖点心和面条的时候，一阵阵葱花和猪油香味扑鼻而来，人还没有走过去，就咽下好几回口水。尤其饭馆里做的阳春面，吏让我心馋嘴馋。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很想吃上一碗。一碗阳春面八分钱，但八分钱对我来说，也是一笔大数字。我的口袋里从来没有装过八分钱，我吃不起一碗阳春面，所以我总是怏怏的不甘心每天闻着香味经过饭馆。现在，直觉告诉我，这一切将要发生变化，很快就要发生变化了！从我站在人民饭店门口，观察到造反队进出吃喝不要钱的这一时刻开始，我真是茅塞大开，一下子就经了风雨见了世面长了见识。那些造反队员走进小饭馆，人人吆三喝四神气活现，要什么有什么，吃什么拿什么，威风极了。吃喝完了，只报一声“某某战斗队”，就大摇大摆走了。这样的革命，何其好啊！革命无比的优越性启发了我，终于让我觉醒了。前几天，我还为文化大革命可以蛮横撕毁我的小人书愤愤不平，可现在它对我充满了魅力。假如我也是一个造反队员，那会怎么样？不用说，我会挺胸昂头、大摇大摆走进饭馆，我会无所顾忌地坐在圆桌边要饭馆里的厨师端上一碗最香的面条，大口大口吃完它，连碗里的汤都喝完，然后一分钱都不付，扬长而去；可惜，我现在还不是，但我为什么不可以是呢？我决定去找一个我认识的前小学六年级学生顾小。顾小是搬运站工人的大儿子，长得像大人一般人高马大，他已退学一年，现在乘“文革”时机，也当了造反队员。
其实加入造反队，一点也不难。顾小同学拿来一只印了红卫兵三个字的红布袖章，往我左臂上一套，我就成为了造反队中的一员。我甚至都没有问我参加的造反队叫什么名，但这没什么要紧的，重要的是我参加了造反队，我可以为自己的目标奋斗了。开始，我为造反队贴大字报拎浆糊桶，天气已经很冷了，手冻得红通通的，胳膊也僵硬发麻，身上棉衣棉裤沾满了浆糊，回家后总要被母亲骂一顿。这样咬牙坚持了几天，觉得前景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好，主要是我还没能不付钱吃面条。可能我胆怯，不敢独自一人闯进人民饭店，拎浆糊桶这样屁大的革命行动，似乎不足以获得免费面条的英雄资格。事实上，我也曾进入饭馆做过尝试，同去的还有两个与我一样想吃面条的小学生，但饭馆里那个管面条的胖子，竟然要我们出示造反队的条子，我们没条子，眼睁睁看别人吃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