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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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般都在距随园数里外的红土桥下马，这一礼节在许多书中都有着详尽的记载。屏弃轿舆、眷属与仪仗，轻车简从，步行上山，以示对主人的仰慕与敬重，这在当时几乎已成为一个惯例。其中的一个人物是烧鸦片的大大有名的两广总督林则徐。林对随园的匆匆造访甚至已在袁枚死后多年，却仍然坚持要循依旧例，并且任凭随从与袁氏后人怎么劝阻也不改初衷。这种隆重礼待与规格肯定为担任七品江宁知县时期的袁枚所难以想像，同时也从另外角度说明他对自己人生形象的重新设计与塑造所获得的成功。
当然，偶尔的例外也是有的。矜持而倨傲（多半藏在谦卑的外表之下）的子才先生与当时簇拥在他周围的那一群人──同学、妻妾、兄弟春圃太守、女弟子、文坛帮闲、娈童歌妓──在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眼睛里，随园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已被认为有几分混同于承德的避暑山庄。至少在想像中或喝酒喝多了时是这样的。因此，当五十年的山居客事中偶有一个五品学士曾冒冒失失乘坐车轿来到山上，引起主人的不快甚至嘲弄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除袁本人在致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及此事不说，一个后代崇拜者在所编《随园轶事》一书中还专门以《某学士》为题列一条目。内云“仕隐两不同途，先生退居小仓山，久已将官场习气，一概扫除，是以达官过访，亦必于十里外屏去驺从。某官排道上山，为先生所憎恶”。可见袁当时的权势与骄矜之气已到了怎样的程度。
如果这还不够，还有一件事，也许同样能从另一侧面加深我们对上述这一点的印象。某一天──据袁自述──他从与江宁县同属南京的上元县衙门干事回来，在路上看见一个因赌钱被押解去县堂的年轻理发匠，“嫣然少年，饶有姿媚”。袁一时不由为之吸引，当即以理发的借口让上元县令李竹溪立刻将该少年送到他家里来。及至后来近身之际仔细一看，才发觉此人其实长得并不怎么样。大失所望的袁一下弄得兴趣全无，又叫上元县马上派人来将此人领回。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记录在《小仓山房尺牍》卷二《令上元县李竹溪释枷犯》的前后两通书札中。以一个退职县官的身份，可以将一个现职县官随心所欲地驱役差使，这样的政治事实确实让人触目惊心。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袁枚当初在致友人信中为自己辞官一事力辨时“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耳，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那番有名的牢骚，相信至少有部分应该出自真心，而不能说他全是矫情之言吧。事实上田野麦穗叶尖的清亮露珠和它底下的汗水与收成，在诗人眼里也许从来就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而让一个文学的皇帝同时又是官场上的风尘俗吏，确实是件难堪甚至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从现存《小仓山房尺牍》内指点江山，结交天下，纸面上不时流露出疆臣议政、内阁办公口气的那些往来信件来看，袁后来内心想必一定有足够的资本和理由为自己当初毅然辞官的英明决定得意非凡。当然，如果纯粹从市场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观察，倒也不能不承认他个人设计的名山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仅仅只有几年时间，随园雅致的上山小道仿佛就成为一根神奇的政治魔杖，点击并展示出十八世纪中叶中国官场复杂而污秽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此为中心逐渐形成的那张复杂而庞大的人事网络──并且还在继续扩大之中…通过同年、座师、老乡、同僚、学生、弟子等各种社会、人情关系。当然，把风度翩翩的诗人袁枚比做蜘蛛显然有失恭敬，但事实上他是这张网的主要设计者与编织者。其中既囊括了象树斋相国，阿广庭公相，豫亲王，乾隆私生子福康安这样显赫的皇亲国戚与当朝大老，也有各据要津的地方政要与文坛名公。这些人天南海北牵扯到一起的理由虽说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那就是各有所图，各取所需。是的，他们需要他，而他也许更需要他们──出于彼此间的虚荣和公开或隐匿的利益。作为某种恰到好处的藉口和障眼物，一个文学的美丽光环始终在头顶堂而皇之照耀他们。
随园五十年退隐生活以及在文坛的地位，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文人一生中所能达到的顶峰。说真的，我想象不出在他的同时代作家或前辈文人中，还有谁能象他那样拥有如此显赫的权势和豪华奢侈的生活。他早晨起来要喝惠泉水冲的武夷茶，餐桌上照例摆着爱吃的新鲜牛奶和鳗面虾饼，眼戴广东巡抚搜罗来的红毛国新款眼镜，身穿陕甘总督奇丽川送的那件猞猁皮袍，且不忘时常在上面洒一点西洋贡品古刺水（香水），怀中揣着大金表，手里玩着古玉履，到处载美同游，两天染一次胡须。喝酒要用名瓷、白玉、犀牛、玻璃等几套杯盏。家中不仅有当世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价值连城的三十余面西洋镜子。其中由浙江巡抚张松国所送的最大的一面据说纵横有七尺之长。我想像他每天站在镜子前揽须微笑、恬然自得的情景。但他在这镜子里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想必一定是自己传奇故事般的一生，以一个成功人士特有的踌躇满志中又不无迷惘的那种神情，自负？倨傲？或许还要加上几分空虚？就像小仓山房雨后青翠欲滴的山色倒映在镜面上──明净中的晦涩。
第三部分随园食事及其它（2）
下面我们必须立即将话题转入饮食，这也是这篇文章题中的原有之义。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用相当篇幅讨论了随园建筑上鲜明的美学特征以及它的政治寓意。但纯粹从个人兴趣而言，真正令我感到有意思的也许不是这里树木花草的名贵和亭台楼阁的恢宏，而是此园东角那由一百余亩田产与养殖场所组成的庞大的农产品供应基地，以及长年供养在园，各司其职的三十多个农夫和大量后勤人员。其中包括工程部主管龙武台，厨师长王小余，财务总管汪芝圃，方甫参，女厨师兼园艺研究所主任阿招等中层干部。我想像自己当初读到这些描述时的感觉，也许财大气粗和啼笑皆非是最能形容我当时心情的两个词了。“园之东西，各有田地山池”“树上有果，地上有蔬，池中有鱼，鸡凫之豢养，尤为得法。美酿之储藏，可称名贵。形形式式，比购诸市上而更佳。有不速之客，酒席可咄嗟立办。”在罗浮宋梅、大理茶花间种上包心菜和南京大罗卜，在珍禽异鸟的嘤嘤鸣声中杂以猪羊的哞哞乱叫，想来这也实在是令人不禁莞尔的事情，但这碰巧又偏偏真的是事实。一位与随园恩怨甚深的人物──《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曾详细记录了他个人先后几次上随园作客时的所见所闻。比如有一年初秋上山吃到了刚摘下用秘法炒的桂花栗子。另一次陪母亲去看望袁的家眷，作为主人的热情款待是一桌丰盛整洁、色香俱臻上佳的家宴，前后好象也只张罗了不到一个钟点，可见书中所载并非是胡乱吹的。还有一个叫陶西圃的杭州老乡在随园不仅吃到新鲜的爆羊肚，还有正宗奎元馆制法的虾仁爆鳝，也都是现杀现炒，当场置办。这种物资供需上的丰富与精到与我们印象中饮风餐露的隐士显然大异其趣，因此从文化的意义上来探讨，它的内涵恐怕已远远超出传统园林的范畴，显得更象是一座地主阶级的城堡或钟鸣鼎食人家的豪华庄园。后来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以此作为书中大观园的原型和想像基础，大概看中的也正是这里的富贵靡烂气象吧。尽管因为此说出自袁的好友明义甚至袁自己之口，自视甚高的红学界一百年来对此一直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考虑到位于清凉山五台山脉的随园最初就是曹的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时置下的产业，后因贪污遭查抄后家道中落，才不得已转手继任隋某，最后辗转落入袁枚之手。加上曹中年有一段时间因生计维艰在两江总督尹继善署中担任过慕僚，而袁与尹的特殊亲密关系又为当时朝野所周知。更有意思的是大大有名的随园十二侍妃与书中金陵十二钗的描写，在数目上也正好相等。凡此种种，我想对这种说法我们还是不妨姑妄信之的。另外，大观园里食事的鼎盛与精致，在我看来与随园在气势与排场上也尽有相当程度的可比之处。如宝玉在病床上喝的莲羹汤所用的模具在《随园食事》里就有着类似的描写，而第七十五回里贾母吃的那盘风腌果子狸，其制法简直就象是出自随园名厨杨二之手。在当天的菜单上我还发现有一碗豆腐，与袁枚平日家居所嗜食的作法与用料上也大致相等。
豆腐为袁枚所喜爱当然与他自中年起就不定期地患牙周炎有很大关系。他的个人解释是写作辛苦以至虚火上升，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应该是性生活过于频繁。仿佛他选择性对象的首要标准是肤色白净，他烹调豆腐也以尽可能保持本色为第一要义。《随园食单·杂素菜单》一上来就是十来种豆腐的烹制秘方，可见他对是味确实情有独钟。从烹饪的角度而言以其中庆元豆腐制法最为简单，“将豆豉一茶杯，水泡烂，入豆腐同炒起锅”就行了，而最神秘的恐怕要数扬州盐商的海鲜豆腐。试想现在是公元十八世纪中叶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淮扬巨贾程立万座落在邗江南岸的豪宅内灯烛辉煌，笙歌四起，一次别开生面的宴饮刚刚进入到高潮。邀请的客人多为名重天下的文坛诸公如金农、厉鹗、蒋士诠、杭世骏等，其中自然少不了小仓山房主人袁枚。席间一盘貌似平常的油煎豆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他后来在文章里回忆，这盘豆腐“精绝无双，其腐两面黄干，无丝毫卤汁，微有蛼螯鲜味，然盘中并无蛼螯及其它杂物也”。他打算次日向主人细细讨教一番，但当夜传来的三妹素文病亡的消息使他不得不匆匆赶回南京，以至于“不及向程求方，程逾年亡，至今悔之”。言语之间颇有几分嵇中散临刑前所感叹的“广陵散从此绝矣”的悲凉味道。但袁枚也许永远不可能成为象嵇康那样的纯粹艺术家，他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对政治的驾轻就熟，他以文人之身而与官场一直维持的良好关系，理财的本领，物质生活的欲望，以及对个人知名度的重视与自觉维护等等，既传统又先锋，既搞笑又另类。在实现个人生活理想的同时，也为几千年灰暗、单调的传统文化长廊提供了新的色彩和新的肖像，并且在中国作家中可以说至今无人能及。虽说近百年来欲步其后尘者多如过江之鲫，比如郭沫若，比如余秋雨，但想玩得像他那样出神入化，炉火纯青，恐怕还有不少距离吧！
豆芽也是袁枚食物中较为偏爱的品种，当然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其外形楚楚可怜，色泽嫩白，他一般用它来与切得极细的燕窝丝同炒。另外一只爱吃的家常菜鱼翅炒罗卜丝同样制作工艺复杂，罗卜丝须在鸡汤里出水两次，以去其味，而鱼翅纯取上半根，下面一截弃之不用，烹饪上以“令食者不能辨其为罗卜丝、为鱼翅”为最高境界。这两道菜在色泽与形象方面虽说颇多类同，但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艺术上的故伎重演，而应该从袁氏一生美学思想的核心──重性情，去雕饰──的高度上来加以认识。正是在这样的艺术原则的指导下，他肉喜白煮，鱼爱清蒸，甲鱼用汤煨，鲜虾以酒炝。即使鹿筋、鹿尾这样膻腥之物，他也令厨工想方设法或用鸡汤煨，或用菜叶包而蒸之。“不杂他物，便成白色，用盘盛之……加花椒细末”。
顺便了解一下他对点心的态度也很有意思。中年以后的袁枚爱吃面食，这大概也出于他对白色食物难以释怀的美学趣味。但南京面制品一向粗砺，自然难入以美食家自命的袁某人的法眼，这样就给那些想居高临下地示惠或千方百计巴结他的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他笔下的那些什么刘方伯月饼、卢运司糕、陶方伯十景点心、扬州洪府粽子云云，在作为食单来读的同时也是不妨作为政治秘图来读的。其中好像杨中丞的西洋饼最为袁所喜食，按书中所列制法与作料来看，似恐是今天食品超市里卖的蝴蝶酥一类。在他南京的朋友圈子里还有一个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萧美人的故事。萧系扬州仪征一容貌出众的半老徐娘，在该地南门外驿道边开一点心铺，“善制点心，凡馒头、糕、饺之类，小巧可爱，洁白如雪。”由于吃上了瘾，袁一次遣人过江竟一下子定购了三千件，后来还不免多多少少吃出了些桃色新闻。同样，五十岁前后有一段时间他三天两头往苏州跑，原因也正因为一个苏州朋友唐静涵的老婆王氏做得一手好菜。“每闻先生至，必手自烹饪，后王氏亡，先生挽以联云：‘落叶添薪，心伤元相贫时妇；为谁截发，肠断陶家座上宾’，盖记实也”。啊，佳人已逝，美食不在，这样的残酷现实尽管令人心痛，好在《随园食单》里还保留着王氏最为拿手的绝活炒鲟鱼片的具体作法，使这一阕厨房里的国风雅歌尚有依稀余音可闻。
从饮食一道探讨一个人的文学思想，这样的角度虽然不无标新立异之嫌，但终归还是值得一试，至少随园主人当年自己也曾经是这么干的。在食单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不止一次拿文学来取譬烹饪，兴致勃勃讨论两者艺术上那些可以共参的部分。同时只要我们略加关注，也可看到在《随园诗话》、《小仓山房尺牍》等著作中，到处有着大段大段的有关食物的描写。正如较他早些的作家李渔喜欢借用戏剧来阐述人生见解一样，饮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成为袁枚表述自己艺术得心应手的工具。“余不喜山谷诗，如果中百合，蔬中刀豆，毕竟少味”。“唐诗最佳，而五言八韵试帖，名家不选，何也，以其落套故也。诗尚如此，食亦宜然”。一次他应某巨贾之邀欣然赴宴，发现主人虽张罗出四十余种山珍海鲜款待客人，烹调手段却令人不敢恭维，以至于“归家以后，仍煮粥吃”。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跟写作者贪求作品数量犯的是同一性质的毛病。而在强调食物的精致与厨师技艺的辩证关系时他又指出：“审问慎思明辨，为学之方也；随时拨点，教学相长，作师之道也，于是味何独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