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初记-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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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从褡包上解下烟袋来就打火抽烟。
　　　　“什么一面词儿呀？我们是满有理的事！”春儿批评他。
　　　　“对！对！”老常随口答应着，只顾低着头打火。他的火石那样老，周围的稜角全打光，简直成了小孩们弹的球儿。他用两个粗大鼓胀的手指头捏着，用破火镰拍拍的凿着，看不见一丝火星儿。他转动着火石，耐心的打着，一边和春儿说着话儿。走了十几里路，过了好几个村庄，他的火还没有打着。
　　　　到了西城门口，他才把火石收起来，把装好的一袋烟又倒回破荷包里，这就算过了烟瘾。
　　　　春儿先到的动员会，动员会的人说，高支队长正在给军队讲话，春儿想芒种一定也不闲在，就说：“我们是来打官司！”
　　　　动员会的人问了问她是哪村的人，就说：“打官司你到县政府。党政军民，各有系统。县政指导员是你们老乡，又是个妇女同志，她叫李佩钟。”
　　　　春儿出来和老常一说，老常一咧嘴：
　　　　“那怎么行？她是大瞎子的儿媳，还有不向着公公、反向着我们的道理，我看这一趟白来了！”
　　　　“既是来了，就得试试，空手回去，不显着我们草鸡？”春儿说，“什么儿媳妇公公，是人就得说真理，她既是干部，吃着人民的小米，难道还能往歪里断？”
　　　　她一路打听着往县政府来，穿过一条小胡同，到了跑马场，再往北一拐，就看见县政府的大堂了。
　　　　县政府门前也是一片破砖乱瓦，从国民党官员仓皇南逃，还没有人收拾过。人民自卫军成立以后，忙的是动员会和团体的事，政权是新近才建立。
　　　　上级委任了李佩钟当县政指导员，她觉得动员会的事，刚刚有了些头绪，自己也熟练了，又叫她做这个开天辟地的差事，很闹了几天情绪。上级说：“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又说：“为了妇女参政，我们斗争多少年，今天怎么能说不干？再说，县政指导员就等于县长，妇女当县长，不用说在历史上没有，就在根据地，李同志也是头一份呀！”她才笑着答应，说干一干试试，不行再要求调动。昨天才搬到这个大空院里来。
　　　　她喜欢干净，把自己住的房子，上上下下扫了又扫。县政府有一个老差人，看见她亲自动手，赶紧跑了来，说：“快放下笤帚，让我来扫。你这样做叫老百姓看见，有失官体！”
　　　　李佩钟笑了笑，她在院里转了转，看见门台上有一盆冬天结红果的花，日久没人照顾，干冻的半死。她捧了进来，放在向阳的窗台上，叫老差人弄些水来浇了浇。老差人说：“看你这样雅静，就是大家主出身。你当家的，原先不过是一个区长，现在你倒当了县长，真是妇女提高！”
　　　　李佩钟皱了皱眉说：
　　　　“你去找一张大红纸，再拿笔墨来。”
　　　　老差人说：
　　　　“我一看你就是个文墨人，听说咱们的支队长，也不过是个拿锄把的出身，全县的干部，就属你程度高！”
　　　　“快去拿吧！”李佩钟说。
　　　　老差人说：
　　　　“那得你批条子，到庶务科去领。”
　　　　“什么庶务科呀？”李佩钟跺着脚说，“你看不见就我一个人，你先到动员会去借！”
　　　　等到老差人把笔墨纸张拿来，已经正晌午了，天气很暖和。老差人替女县长研墨铺纸，李佩钟在房子里来回的走。她那嫩白的脸上，泛起一层红的颜色。站立在窗前，阳光照着她的早已成熟的胸脯。曾经有婚姻的痛苦，沾染了这青春的标志。现在，丰满的胸怀要关心人间的一切，她要用革命的工作，充实自己的幻想和热情。她用带来的一把小剪，修理花树的枯枝，她看见有一股嫩绿的浆液，在表皮里流露，细心培养，她想等不到春天，它就会发芽。
　　　　她弯着身子，在一张红纸上，写了“人民政府”四个楷体大字。
　　　　老差人笑着说：
　　　　“这四个字儿和我有缘，我全认识。政府就是县政府的意思，和人民连起来，那意思是说：老百姓的父母官吗？”“唉！你把意思想反了。”李佩钟说，“人民政府就是替老百姓办事的政府。”
　　　　“什么政府不是替老百姓办事？”老差人说，“不替老百姓办事，发谁的财呀？”
　　　　“分别就在这上面。”李佩钟把红纸拉到阳光下面晒着，“过去的政府是封建阶级当权作主，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块石头；现在的政府是反对封建阶级的压迫，人民自己起来，当权作主。”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老差人说。
　　　　“等我审判案件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李佩钟说，“你打浆糊来，我们去把它贴上。”
　　　　老差人又到动员会领了面，打好了一大盆浆糊，和县长抬着这张大红纸，走到大堂上来。这四个大字，在老差人手里，分量很重，他不知道究竟从这一任县长手里，要有什么新出的规程。
　　　　李佩钟，跳到大堂的桌案上去，这种灵便，使老差人吃了一惊。她在那块旧的匾额上面，重重的抹上了一层浆糊，把一大群麻雀从匾额后面的窠巢里轰出来，老差人叫她别迷了眼。她仔细的把红纸贴在上面，老差人一手扶着桌案，一手比划着，好叫她摆得更端正。贴好了，李佩钟站在桌案上，端详着她写的这四个大字，心里一时激动，眼眶充满了热泪。
　　　　这是神圣的理想。鲜红的匾额，映照得大堂明亮，一直照过跑马场，照到野外去，在那里，高庆山正给四千个战士讲话，口号声不断的传来。走在街道上的人，一眼就可以看见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实现了多少年多少人的斗争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他们前后的献出了青春的生命，亲人为他们曾经把眼泪流干。
　　　　二十二
　　　　老差人看见女县长流出眼泪来，惊慌的说：“上任的大好日子，这是为了什么？有过什么冤屈吗？这个地方，别看它方圆不到三丈，屈枉的好人可不少。我在这里干了快一辈子，什么事情都从我眼里经过。今后不会有那种事了，你刚才的话我也明白了。”
　　　　“正是这个道理。”李佩钟说着从桌子上跳下来。“十年前，”老差人又说，“县里抓来好些共产党，就是在你们那一带闹事的农民，杀了好几个，其中有个孩子，是高级小学的学生，每逢我带他的爹娘去给他送饭，爹娘哭的天昏地暗，我总没见过他皱过一下眉毛，胆气真正，有空还向我宣传共产党的好处。他出斩的那天，我不敢见他，我请了几天假，害了一场大玻”“我就是为那些人掉泪。”李佩钟整整衣服和头发说，“我们进去吧！”
　　　　“县长，有人来打官司！”老差人低声叫，“你快进去，等着击鼓升堂。”
　　　　李佩钟往外一看，一个女孩子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中年的农民，都很眼熟。原来是春儿和婆家的领青长工老常。
　　　　她跑上去；拉住春儿的手说：
　　　　“进城干什么，妇救会的事儿吗？”
　　　　“我们来打官司，”春儿说，“告的就是你公公！”
　　　　李佩钟的脸上发烧，老差人给她搬来一张破椅子，放在审判桌案的后面，她摇了摇头，问：“为了什么？”
　　　　“派了他军鞋他不做，我去催，他推了我一个跟头，还踢伤了工人老温，你说该怎么办？”春儿说。
　　　　老常说：
　　　　“我就是证人。”
　　　　“他是咱村新选的工会主任，他什么也见来着。”春儿说，“你公公也来了，就在后面。”
　　　　“喂，这位小姑娘，”老差人招呼着春儿，“你是来打官司，又不是在炕头上学舌儿，什么你公公你公公的，被告没有名姓吗？”
　　　　“我们不知道他的学名儿叫什么，那不是他来了！”春儿向后一指。
　　　　田大瞎子到了。他从小没有走过远道，十八里的路程，出了浑身大汗。
　　　　他穿的又厚，皮袍子和大棉靴上，满是尘土。他喘着气，四下里找外收发，可是一个熟人也看不见，上前一步，才看见他的儿媳和对头冤家们。他面对着正堂站住，大声说。
　　　　“现在打官司，还用递状纸不用？”
　　　　看见公公，李佩钟心里慌乱了一阵，她后退一步，坐到椅子上，掏出了笔记本，说：“不用状纸，两方面当场谈谈吧！”
　　　　“两方面？哪两方面？”田大瞎子问。
　　　　“原告被告两方面！”李佩钟说。
　　　　“谁是被告？”田大瞎子又问。
　　　　“你是被告，你为什么推倒抗日干部，并且伤害工人？”李佩钟红着脸问。
　　　　“好，你竟审问起你的公爹来了！”田大瞎子冷笑一声。“这是政府，我在执行工作。”李佩钟说，“不要拉扯私人的事情。”
　　　　“政府？”田大瞎子说，“这个地方，我来过不知道有多少次，道儿也磨明了，从没见过像你们这破庙一样的政府。”
　　　　“我们都还没见过。”李佩钟像在小组会上批驳别人的意见一样，“你看见上面这四个字儿吗，这是人民政权的时代！”
　　　　田大瞎子死顽固，从来不看新出的报纸，对这些新词儿一窍不通，不知道怎样回答。这时不知谁传出去的消息，大堂上围满了人，来看新鲜儿，高庆山讲完了话，也赶来站在人群里看，芒种挤到前面，两只眼睛盯着春儿，使得春儿低头不好，抬头也不好，红着脸直直的站着。可是她觉得胆壮了，她问：“李同志，我们这官司要落个什么结果呢？”
　　　　田大瞎子的脸一红一白，他觉得在大众面前，丢了祖宗八代的体面。
　　　　他要逞强，他说：
　　　　“不能结案，我还没有说话哩！”
　　　　李佩钟说，
　　　　“准许你悦。是村里派了你做军鞋，你到时不交吗？”
　　　　“我没交。”田大瞎子说，“为什么派我那么多？”
　　　　“这是合理负担，上级的指示。”春儿迎上去。“合理？”田大瞎子说，“你们都觉着合理，就是我觉着不合理。”
　　　　这是一句老实话，李佩钟听了差点没笑出来。她瞟了高庆山一眼，看见他在那里严肃的站着，静静的听着，她又镇下脸来问：“是你踢伤了长工老温吗？”
　　　　“那是因为他多事，一个做活的哪能干涉当家的？”田大瞎子说。
　　　　“你动手打人，他就有权干涉，做活的并不比当家的低下。”
　　　　李佩钟说，“你推倒了春儿吗？”
　　　　“那是因为她骂了我的客人！”
　　　　“什么客人？哪里来的？有通行证没有？”李佩钟紧跟着问。
　　　　田大瞎子沉了一下，说：
　　　　“你这叫审官司吗？你这是宣传。你专门给他们评理，他们是你的亲人，我连外人都不如！”
　　　　看热闹的人们，全望着李佩钟，李佩钟站立起来，说：“既然都是事实，你也承认，我就判决了：不遵守抗日法令，破坏合理负担，罚你加倍做鞋。推倒干部，踢伤工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你回村要在群众面前，向春儿和向受伤的工人陪不是。你要负担工人一切医药费用。
　　　　工人伤好了，只许他不干，不许你不雇，还要保证今后不再有这样的行为发生！”李佩钟宣判完毕，转身问春儿：“这样判决你们有什么意见？”
　　　　“意见倒没什么意见了，”春儿说，“只是受伤工人的吃食上头，坏的他吃不下，好的我们又没有。被告回到村里，要逢集称上几斤点心，买些鸡子儿挂面什么的送过去，这才算合理。我就这么点，看看俺村的工会主任还有什么意见？”她回头看看老常。
　　　　老常赶紧摇了摇头。田大瞎子说：
　　　　“像你说的，我还得买点干鲜果品，冰糖白糖哩！聘闺女娶媳妇，我也没有这么势派过！”
　　　　“势派势派吧，从前你拿着工人不当人看待，好东西都自己吃了，你既然愿意多送点东西，我们赞成！”老常的庄稼火上来，也气愤愤的说了一套。
　　　　“就像春儿说的那样办。”李佩钟说着退了堂。
　　　　人们哄哄嚷嚷的走出来，议论着这件事儿。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年人抬起杠来。老年人说：“我看这女县长有点过份，栽了你公公，你脸上也不好看呀！”
　　　　年轻人说：
　　　　“你看的是歪理，当堂不让父，王子犯法还一律同罪呢，做官最要紧的是不徇私情儿。”
　　　　二十三
　　　　李佩钟送走春儿，回到自己屋里来，兴奋的坐不下，走动着唱起歌儿来。不多一会，高庆山来了，她赶紧止住，笑着问：“高同志，我处理的问题怎么样，站的稳立场吗？请你不客气的提些意见。”
　　　　高庆山笑着说：
　　　　“处理的不错，群众看来也很满意，春儿她们也会满意的，在今天，这样判决也就可以了。谈到立场，我们还有机会经历一些锻炼哩。你想：田大瞎子踢伤了工人，我们只是判他道歉和负担一些费用。假如在旧政权的统治下面，一个工人踢伤了田大瞎子，他们该怎样判这个工人的罪呢，恐怕要重得多吧？”
　　　　他望着李佩钟，李佩钟一愣，着急的说：“叫你说，我还袒护了他哩！”
　　　　“你没有袒护。我知道你倒是存心要左一些的。”高庆山说，“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是长期的事情。你的判决有积极的影响，它已经使劳动人民抬头，这个判决会很快的在各村流传，使我们的动员工作更加顺利。不要谈这个了，我要和你讨论一件工作。”
　　　　“我想休息休息，”李佩钟没精打采的说，“可是你说吧！”“今天夜里，我要带队伍到前方去。”高庆山说，“这次打仗，是看机会消灭一股敌人，增加人民抗日的信心，兴奋抗日的情绪，另外就是掩护我们的首脑机关顺利转移，司令部可能到咱们县里来。留给你的工作是积极动员老百姓破路，更重要的一件是准备把这县城拆除！”
　　　　“破路可以，为什么要拆城？”李佩钟问。
　　　　高庆山说：
　　　　“我们不能固守着城池作战，我们要高度的分散和机动。敌人可能占领县城，我们把城拆除，使它没有屏障，我们好进行袭击。”
　　　　李佩钟说：
　　　　“还没有打仗，我们就准备放弃县城？这几个月的工作不是白做了？”
　　　　“工作怎么会白做呢？”高庆山说，“我们初步完成了战争的动员，人民有了抗日的要求和组织。我们放弃的是城池，并不放弃人民，打起仗来，我们和人民结合的就更密切了，更血肉相连，更能进一步组织和动员。我们要有胆量和信心，不能张慌失措，要组织群众的力量，巩固他们的战斗热情，使人民的生活，渐渐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
　　　　李佩钟说：
　　　　“破路还容易，这样高的城墙怎么个拆法，砖拉到哪里？土放在哪里？
　　　　我的老天，三年的工夫也拆不完呀，哪里找那么些人呢？”
　　　　高庆山说：
　　　　“修这城的时候，恐怕更费力，可是人民到底把它修成了，为什么现在就没有力量把它拆掉？好好动员群众，还要进行说服解释，不然全县的群众会反对，他们认为这是破除风水。说通了以后，砖呀，土呀，群众都有办法解决。动工的时候，村中出差要公平，各村负担的尺丈要合理，县里要解决民工吃饭喝水住房的困难。”
　　　　“你留给我们工作太多，我一想到那几千年的老厚老高的城墙就头晕。”
　　　　李佩钟笑着说。
　　　　高庆山说：
　　　　“又不动脑筋想办法，又不找群众商量着解决，那心里就只有叫困难堵塞了。这是战略任务，一定要完成！你计划计划吧，我要回去吃饭了！”
　　　　“你不要走，”李佩钟跳前一步用手拦住他，“晚上你就出发了，今天下午我请请你。”
　　　　“请我吃什么呀？”高庆山说。
　　　　“请你吃十字街路北的羊肉饺子，好不好？”李佩钟说，“我知道你不愿进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