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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风云初记-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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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春儿笑着说,“识文断字,解决问题儿,我不敢和你比,要说是担担挑挑,干出力气的活儿,我可不让你!”
    她们说笑着,奔跑着,比赛着。男人们望着她们笑,队长老常督促说:“别光顾的看了,快响应县长的号召,加油吧!”
    只要有女人在队伍里严肃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动员。男人们,镐举的更高,铁铲下去的更有力量,来回的脚步更迅速了。
    春儿年轻又有点调皮。她只顾争胜,忘记了迁就别人,她拉扯着李佩钟,来回像飞的一样,任凭汗水把棉袄湿透,她不住的叫着刺激性的口号:“县长,看谁坐飞机!你不要当乌龟呀!”
    李佩钟的头发乱了,嘴唇有点儿发白,头重眼黑,脊梁上的汗珠儿发凉。两条腿不听使唤,摇摆的像拌豆腐的筷子。“春儿!”老常劝告说,“叫县长休息休息,她不像我们,就这么一骨突一块的活儿,有多少公事等着她办理呀!”
    春儿才放下担子,拉着李佩钟到姐姐那里,喝水休息去了。
    民工队里也有老蒋,他斜了李佩钟一眼,对人们小声说:“你们看看:哪像个县长的来头儿?拿着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城里李家的闺女,子午镇田家的儿妇,一点儿沉稳劲也没有!整天和那拾柴挑菜的毛丫头,在一块儿瞎掺伙!”“这样的县长还不好?”和他一块担砖的民工说,“非得把板子敲着你的屁股,你才磕头叫大老爷呀?”
    “干什么,就得有个干什么的派头,”老蒋说,“这么没大没小的,谁还尊敬,谁还惧怕?这不成了混账一起吗?”“什么叫新社会哩?”那个民工说,“这就是八路派。越这样,才越叫人们佩服。过去别说县长,科长肯来到这里,和我们一块土里滚、泥里爬吗?顶多,派个巡警来,拿根棍子站在你屁股后头,就算把公事儿交代了!现在处处是说服动员,把人们说通了说乐了,再领着头儿干,这样你倒不喜欢?”“我不喜欢,”老蒋一摇头,“总觉着没有过去的势派带劲,咱们拿看戏做比:戏台上出来一个大官,蟒袍玉带,前呼后拥,威风杀气,坐堂有堂威,出行有执事,那够多么热闹好看?
    要是出来一个像她这样的光屁股眼官儿,还有什么瞧头?
    戏台底下也得走光了!”
    “你这脑筋,该受受训!”那个民工不再理他,催着他赶快工作。
    李佩钟喝了一碗开水,心里亮堂了一些。她整整头发,看见秋分坐在地上,正一手一个往下送砖头,她问春儿:“这是你大姐吗?”
    “是呀,”春儿说,“你们见的面不多,过去,谁上得去你们家的高门台儿呀?”
    “你就是高庆山同志的??吗?”李佩钟又问秋分。
    秋分笑了笑,春儿接过来说:
    “啊,她是高庆山同志的‘吗’。‘吗’是个什么称呼呀?”“这是你们的孩子?”李佩钟笑着抱起秋分身边的小孩来。“别叫他弄你一身土!”秋分说,“是我们给人家养着的,他娘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
    “我说哩,”李佩钟说,“高同志回来还不到半年呀!这孩子很苦,好好的养着他吧。
    我们给你妈妈报仇!你要在战争的炮火里长大成人呀!”她拍打着孩子的小屁股,孩子爬在她的腿上,啃着她的膝盖,她痒痒起来。
    “高同志知道你来了吗?”停了一会李佩钟又问。
    “还不知道吧!”秋分说,“我们还没看见他。”
    李佩钟说:
    “他正在开会,我回去告诉他,叫他来看你,你们住在哪一家?”
    “住在西城根一家小店里。”秋分说。
    “回头我给你们找间房子,你和高同志轻易不在一块儿,趁这个机会该团圆团圆了!”
    秋分红着脸没有说话。春儿说:
    “你看这县长有多好!”
    一句话把李佩钟的脸也说红了。
    太阳已经掉到西边的几块红色的云彩里,民工们吹哨子收工了。在城外野地里觅了一天食儿的乌鸦,成群的飞回来,噪叫着落在街头的老槐树上过宿。
    晚饭以后,李佩钟在城里找好一间屋子,就去叫秋分,秋分嘴头儿上不愿意,春儿说:“既是县长好心好意的找了房子,你就去吧。我一个人睡在这炕上,才宽绰哩!”
    李佩钟给她抱着孩子,把秋分带到房子里,又写了一个纸条,求老乡送到支队部,一会儿高庆山就来了,一看是这么回事,就说:“她们是来拆城的,这影响不大好吧?”
    “没人笑话你们。”李佩钟说,“谁不知道你们长久分离,难得相见?要不这样,老百姓才说我们不合人情哩!”
    “你这县长也太操心了!”高庆山笑着说。
    “算我做了一件民运工作。你们安排着休息吧,我走了。”
    李佩钟笑着出来,回身给他们关上了房门。
    路过娘家的大门,李佩钟顺便看了看母亲。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刚刚点上了灯。母亲见了女儿,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先抱怨起来:“你这孩子,早把娘忘到脊梁后头去了吧!你还有家吗?
    走错了门儿吧!”
    “没有。”李佩钟笑着说,“我爹哩?”
    “你爹?”她母亲沉吟了一下,“无非又和他那些狐朋狗友们出去瞎逛吧,叫人捏好了饺子,他也不家来吃。你来的正好,等我通开火,煮熟了咱娘儿俩吃!你这是干什么去来呀?
    看身上那些土,快过来,我给你扫扫!”
    李佩钟背过身去,母亲给她打扫着说:
    “我说钟儿,你到底还到田家去不去?”
    “不去了。”李佩钟说。
    “就这样疯跑一辈子?”母亲停下手来问,“一个女孩子家,能跟那些当兵的们跑到哪里去呀?”
    “哪里也是家。”李佩钟笑着说,“根据地的地面儿大着呢,我到哪里工作,也是自由的,也是快乐的。在外面,有人照顾我,心疼我;也有人教管我,指引我。娘不用操心惦记我好了。”
    “我管的了你呀?”母亲叹了一口气,“听!外面有人推门,准是你爹回来了。”
    “他回来,我就该走了,”李佩钟说,“我们说不到一块儿!”“对了,”母亲小声说,“你们拆城,他们编法儿反对哩!
    你做工作,也得多多留神呀!”
    李佩钟刚转身要走,她母亲又叫住她小声说:“听人说,你和那个姓高的支队长很要好,是吗?”
    李佩钟沉静的说:
    “我自己已经饱尝婚姻问题的痛苦了,我不愿意再把这痛苦加给别人。
    我和他只是同志的关系。他家里有女人,很好。”
    三十四
    父女两人,到底在院里碰上了,李菊人又喝了酒,酒气扑人的问:“是佩钟吗?”
    “嗯。”李佩钟答应着,“父亲到哪里去来?”“到了个倒霉的地方,”李菊人很生气的说,“外国鬼子越来越不拿中国人当人,在他们眼里,我们简直连个猪狗也不如,要真的亡了国,这些玩意还不骑在我们的脖子上拉屎吗?”
    李佩钟只有在父亲喝醉了的时候,才能听见一些入情入理的话,她说:“所以我们要坚决抗日呀!只有人人奋不顾身的斗争,我们的民族,才能扬眉吐气。你找的什么外国人?”
    “啊!”李菊人醒悟过来,“为了一点闲事情,我同一个朋友到法国神父那里去了。我以前没到过这种地方,这回去了,亲眼看见那老家伙对待那些求见的教友们,不是爱答不理,就是骂个狗血喷头。当着我们的面,就还差没叫这些人给他磕头罢了!”
    “你们找他干什么呀?”李佩钟问。
    “不要说这个了,”李菊人说,“我净说问问你,可老是没有机会,你打算和田耀武怎么办?”
    “怎么办哩?”李佩钟低头说,“各人走各人的路罢了。父亲再也不要干涉我。”
    “我干涉你做什么?”李菊人很亲切的说,“蒋介石这个王八蛋,是成不了什么气候了,连我也不会对他再有什么指望,跟他跑到南边去的人,也不过像是道君皇帝的臣下,早晚给日本人纳贡投降完事。我主张你和他一刀两断!”
    “父亲的思想,很有些进步了哩!”李佩钟笑着说。“谈不到进步,”李菊人说,“我是认命要当亡国奴的了,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你还是亡国论呀!”李佩钟吃惊的说,“根据地的军民,这样热烈动员,毛泽东同志指示的那样英明详尽,你全看不到听不见呀?”
    “我对你们没有信心,第一你们不会用人。”李菊人说,“地方上藏龙卧虎,像我这样的人才,竟引不起你们的重视,真真奇怪!”
    “我们什么时候不重视你?”李佩钟说,“你什么时候想过做工作呀?”
    “鸡毛蒜皮的勾当自然我是不干。”李菊人郑重的说,“我只想在司令部弄个参议干干,你对事儿可以和吕司令念道念道。有个附带的条件,就是我不能跟他们吃小米,另外得给我三件家伙两匹马,外带一个特务员!”
    李佩钟失望的托个辞离开了他。回来的路上,她又经过高庆山和秋分睡觉的房子那里。
    从矮矮的院墙望进去,屋里还点着灯。听见脚步声,院里的一只小狗吠叫起来,秋分的影子,在明亮的窗纸上一闪,把灯吹灭了。
    李佩钟想去看看那些民工们睡下了没有。她奔着西关来,街上的店铺都上了门,只有十字街石牌坊那里,还有两副卖吃食的挑子点着灯笼。李佩钟在那里遇见了芒种。
    “这样晚了,李同志还没休息?”芒种给她敬着礼说。
    “还没有。”李佩钟说,“你干什么去来?”
    “给支队长又送了一条被子去。”芒种笑着说。“你没事跟我到西关去一趟吧,”李佩钟说,“我们去瞧瞧那些民工们睡觉的地方。”
    芒种高兴的答应了,这对他是一个愉快的差遣。他规规矩矩的跟在李佩钟后面,从身上摘下手电筒来,照明前面的道路。
    “我用不惯这个,”李佩钟笑着说,“我道路很熟,摔不了跤,一照倒眼花起来。”
    西关一带,虽说住下了这么多民工,街道上却非常安静,大家工作一整天,全安歇睡觉了。只有天主堂旁边,春儿住的那家小店房里,还点着灯火。
    “春儿就住在这里,我们去看看她做什么哩?”李佩钟小声说着,轻轻的走到窗台外面。窗纸上的人影儿分明,春儿和店家老大娘,对坐在炕上说话儿。
    “你摸摸,这炕热上来了。”老大娘说,“我特意给你烧了一把柴火,你小孩儿家,身子单薄,睡凉炕要受病哩!”
    “大娘费心。”春儿笑着说。
    “咱娘儿两个有缘,”老大娘说,“一见面我就喜欢你,疼你。我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又住在城关,好姑娘好媳妇,看见的不知道有多少,说起来,哪个也比不上你。你是我心尖儿上的人。”
    “大娘夸奖。”春儿又笑着说。
    “我不知道你瞧得起这个大娘不?我满心愿意把你认成个干女儿。”老大娘仰着脖子说。
    “只要大娘不嫌我拙手笨脚就行,”春儿说,“我是怕不能得儿的哩!”
    “这就好了,一言为定。”老大娘很高兴的说,“咱娘儿俩都是苦命人,你从小孤身一人,我也是年轻轻就守上了寡,从今以后,我们就都有个亲人儿了。”
    “干娘什么时候守寡的?”春儿问。
    “就是有这个那一年!”老大娘用手一指,“修天主堂的那年,外国鬼子强占了咱那么大的一片庄基,还打死了你那干爹,又把我赶到这里来住,孩子,我有冤仇呀!”
    老大娘呜呜的哭了起来,春儿劝解着,老大娘忍着泪说:“要不你一提说是抗日,我就喜欢哩,你经的事儿还少,外国人可把咱中国欺侮坏了哩!”
    李佩钟和芒种只听见老大娘哭泣,听不见春儿说话。这女孩子正在沉默着。她几岁上就死去了母亲,正当她需要人教导的时候,父亲又下了关东。
    最近一百年,在祖国的身上,究竟经过了多少次外人的侵辱,在平原农民的心里,究竟留下了多少悲惨的记忆,她知道得很少很少。这需要有一个经历多次灾难的母亲,每逢夜深人静,就守着一盏小油灯,对她慢慢讲解。可是春儿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母亲。现在,她受到这一种教育了。这是神圣的民族教育,当它输入到春儿心灵里的时候,正和她那刚刚觉醒了的、争取解放争取自由的尊严的要求碰在一起。立时,一股拧搅在一起的强烈的力量,就在这个女孩子的心里形成了。一百年来,农民们几次在反抗外人侵略的时候,在保卫家乡的战争里流了血。这里的农民,是因为历次斗争失败,受了压抑,意志消沉;还是积累了斗争的经验,培植了反抗的热情?是失去了信心;还是蕴藏下了更大的力量?两种情形都存在吧,但是,共产党来教育了他们,长久埋藏在平原上反抗的火种燃烧起来了。
    最后,春儿说:
    “干娘,所以说,我们要坚决抗日呀!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就好了。”
    “我也成天这么盼望,”老大娘说,“咱这里离圣姑庙不远,我每逢初一十五就去烧香磕头,求她保佑着咱们的军队打胜仗。刚才老道姑对我说,圣姑这两天不大高兴哩!”
    “她怎么不高兴?”春儿问。
    “她给人们托梦,说八路军不该拆城,拆了她的官墙,要犯罪哩!”老大娘说。
    “干娘信不信呀?”春儿笑着问。
    “我怎么不信?别的不信行,这圣姑的灵验,你可是不能不信呀!”老大娘把手合了起来。
    李佩钟偷偷笑着,刚要推门进屋里去,忽然听见城墙边大榆树上的乌鸦飞腾了起来,在黑暗的天空里,盘旋惊叫。接着又有砖瓦从城门楼子上飘下来的声音,芒种抓起手电筒,李佩钟拦住说:“不要照!一照就惊走了。你轻轻爬上城墙去,看看是什么人!”
    芒种掏出枪来出去了,春儿听见声音跑了出来,拿上自己的小镐,也跟到城墙上去。
    他们在城门楼上捉住了两个人,一个拿着铁铲挖洞,一个正往里埋炸药瓶。
    春儿说:
    “这是汉奸来破坏我们!要不是看见的早,明天一拆城门楼,还不都把我们炸个粉碎!”
    老大娘拽着一根柳木棍,也气喘喘的爬上来了,就近一看说:“我认的他们!这个是天主堂种菜园子的王二鬼,那个是圣姑庙的小道士,咳呀,我那老天,你怎么也跟着他们造孽呀!”
    小道士哆嗦着说:
    “我不愿意来,是老道姑逼着我来的呀!”
    李佩钟叫把他们押到县政府,派人报告给高庆山,连夜又逮捕了主使的罪犯。
    三十五
    第二天,决定召开一个大会:宣布破坏分子的罪状和对他们的处罚,再向群众做一次动员,说明游击战争的道理。另外就是拆城的民工和驻防部队的联欢。
    有人提议,把昨天晚上捉汉奸的故事,编成一个剧本,真人上台,在大会上表演。就叫政治部剧团的团长来负责组织这个工作。
    这个团长在“七七”事变以前,就爱好戏剧,曾经在北平参加过青年学生们组织的话剧团体,抗战以后,抱着青年文艺工作者无比的热情,参加了人民自卫军的政治宣传工作,亲自背着幕布行军,到处在街头上张贴招收演员的红纸布告,不久就成立起一个战斗性的话剧团。
    这天早晨,他接受了这个任务,背着一挂包化装的油彩从子午镇赶了来,到支队部找到芒种,带他来到春儿居住的小店。老大娘倒没的说,一口答应了,春儿一听说,叫她在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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