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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2004[1].3-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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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堂轴子挂上之后,年的气氛就很浓厚了。这时,按照老习俗,就不能随便到外姓人家串门了。连出嫁的女儿,也不可以再回娘家。家堂轴子前面的桌子上,竖着十几双崭新的红筷子,摆上八个大碗,碗里盛着剁碎的白菜,白菜上覆盖着鸡蛋饼、肥肉片之类,碗中央,栽着一颗碧绿的菠菜。桌子一边,摆放着五个雪白的大饽饽;桌子的另一边,放着一块插着红枣的金黄色年糕。桌子最前面,是一个褐色的香炉和两个插上鲜红蜡烛的蜡台。满桌子色彩缤纷,很是丰富。到了晚间,点燃香烛,烛光摇曳,香烟缭绕,轴子上那些大红大紫的人物,一个个闪烁着奇光异彩,非常遥远,非常神秘,传达着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信息。家堂轴子,和供桌上的供晶、香烛,几乎就是我童年记忆中春节的全部,神秘的氛围,庄严的感觉,都从这里产生。 
  
  
   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夕,担任着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我父亲皮发红,在大队办公室里,通过大喇叭,对全村广播。广播的内容是:根据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今年过年,各家各户,不许再挂家堂轴子。各家的家堂轴子,集中到大队部,统一焚毁。不挂家堂轴子挂什么呢?我父亲皮发红说,公社革委指示,每家免费发一张毛主席的宝像,在挂家堂轴子的位置上悬挂。至于供品,当然要摆,不但要摆,而且要摆得比往年丰盛,因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贫下中农今天的好日子。至于地、富、反、坏、右之家,不允许他们挂宝像,也不允许他们挂家堂轴子,因为他们的家堂轴子上那些人,都是些吸饱了贫下中农血汗的寄生虫。那他们这些人家挂什么呢?我父亲皮发红没有说。 
  年除夕中午,在大队部院子里,各家交来的家堂轴子,堆积在一起。我父亲皮发红,指挥着两个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民兵,从村子里废弃的染布坊里,揭来一个大铁锅,安放在一个临时垒成的灶上,灶膛里插满了劈柴,铁锅里倒上了半桶煤油。这架式,有些荒唐,仿佛要煮牛。我父亲对那些交完家堂轴子领取了宝像围绕在锅灶周围似乎恋恋不舍的人说,家堂轴子是“四旧”,破四旧,就要油煎火烧,表示个决绝的态度。我父亲这样说着时,我的心中怦怦乱跳。因为我从众人的脸上,看出来很多东西。这家堂轴子,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绝对不容亵渎的神圣物品,它代表着祖先,代表着福荫,尽管迫于形势,不得不拿出来,但人们心中,还是很沉重,很罪疚。尽管人们都没说话,但我知道人们都在心中暗暗诅咒。千万人的诅咒,都降落到我父亲头上,可我的父亲皮发红,被革命的热情燃烧着,满面红光,一手佧腰,一手挥舞着,对那些民兵发号施令: 
  “快,把家堂轴子扔到锅里!” 
  就有几个民兵,把一些家堂轴子,扔到锅里。锅小轴子长,七长八短,支棱起来,成了一个坟堆的形状。 
  “往上泼油!”我父亲说。 
  就有—个民兵,用勺子舀着煤油,往轴子上泼。 
  我父亲皮发红摸出一支烟,叼在嘴里,点燃,把燃烧着的火柴棍儿,扔到锅上,幽默地说: 
  “有灵的升天,无灵的冒烟!” 
  轰然一声,暗红的火苗腾起,足有半米高。锅里的煤油也被引燃,火苗更高,与大队部的房顶齐平。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院子里那几棵大杨树上细弱的枝条给热流冲击,颤抖着,并且发出寨塞搴奉的声响。几个风僵的蝉,从树上掉下来。灼热的火焰把周围的人群逼得连连倒退,一直退到了墙根上。前排的人,把夹在胳膊弯子里的毛主席像松散开,拿在手里,扇着扑到面前的黑烟。我父亲皮发红指点着那些人,怒吼: 
  “你们,怎么敢把宝像那样?!” 
  那些人顿时觉悟,慌忙把手中的宝像卷拢,依旧夹在胳膊弯子里。 
  黑烟里有一股浓重的油漆味儿,还有一股焚烧多年旧物时发出的那种特有的灰尘味儿。我父亲皮发红往后退了两步,把头上的帽子往后推推,但马上又往下拉拉。烈火烤得他焦躁不安,仿佛一只心烦意乱的猿猴。那些民兵们,纷纷后退。在我父亲皮发红的叱骂下,民兵们只好跑上前,从大堆里抱起几卷家堂轴子,往前疾跑几步,身体尽量地往后仰着,将家堂轴子扔到火堆里,然后连蹦带跳地后撤。撤到后边,就捂着嘴巴咳嗽。那些家堂轴子,在大火中爆裂着,弯曲着,许许多多穿袍戴帽的人物,在火光中一闪现,马上就消逝了。各家各户的祖先,也包括我家的祖先,在烈焰中化成了灰烬。为了加快燃烧的速度,我父亲皮发红又给民兵们下达了命令,让他们把那些尚未扔到火里的家堂轴子抖开,将轴子上下两端的那两根木棍扯下来。许多人家的轴子,是用了白纱做衬、刷了桐油防腐的,往下撕扯,并不容易。我父亲就让民兵,从最靠近大队部的人家里,拿来了两把镰刀,往下砍削,于是就发出真正的裂帛之声。那些庄严的画面,展现在观者面前,践踏在民兵们脚下。我父亲这个革命者,似乎是为了坚定那些民兵们的信心,排除他们心中的犯罪感觉,还不时地上前,用他那两只穿着大皮靴子的脚,轮番踢踏着那些画面,嘴巴里还恶狠狠地喊叫着: 
  “这些封建主义!这些牛鬼蛇神!这些封建主义!这些牛鬼蛇神……” 
  我父亲每踏一脚,我的心就紧缩一下。我父亲每骂一句,我的罪恶感就加重一分。当然也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一些骄傲和自豪的感觉,羼杂其中。因为,我们绵羊屯大队,二百零一户人家,一千一百零八口人,只有一个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里,只有一个主任,那就是我父亲皮发红。 
  我父亲皮发红,原先是个酒鬼、懒鬼、邋遢鬼,在我娘的骂声中度日,即便是给他一双新鞋,用不了三天,鞋后帮就被踩倒,趿拉在脚下。革命初起,我父亲皮发红扯旗造反,把原先的干部统统打倒,登上了主任的宝座。我父亲当了主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变形象,做了一套蓝色的军便服,胸前佩戴上一个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买了一双土黄色的翻毛大皮靴,高勒的,无法踩倒鞋后帮。革命前他走起路来踢踢踏踏,大老远就能听到。革命后他走起路来咯咯噔噔,依然是大老远就能听到,但声音和气势大不相同。我父亲皮发红这种人,是天生的革命分子,他在革命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让村子里许多见过世面的老人感叹不止。皮发红革命成功后,立即就给我家带来了好处。那时候物资紧张,许多东西都要凭票购买。公社里分配给每个村子一张自行车票,被他购买,崭新的大金鹿牌自行车,镀镍的部件闪闪发光,能照出我的影子,自然也能照出我父亲和我娘的影子。买车的钱没有,先从大队借上。供销社分配给村子里两块条绒布,我爹给我娘留下一块,做了一条裤子,没钱,也先从大队里借上。我娘对此还有顾虑,对我父亲说:这样干,群众不会反映吗?我父亲说:革命,总要有点好处,没有好处,谁还革命?毛主席早就说了,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官长骑马,土兵也要骑马,哪里有那么多马?就算每人能平均一匹马,那官长也要骑匹好的…… 
  在烈火烤灼中,我回忆着我父亲革命后发生的事情,心中感到安慰了许多。我想我父亲皮发红要做的事情,总是正确的,因为他是主任。我偷眼看着众人的表情,在缭乱的烟火中,众人的脸,都有些鬼鬼祟祟。只有我父亲皮发红和那些民兵的脸,是那样的激情洋溢,红光闪闪。我父亲皮发红和民兵们红光闪闪的脸上,流出汗水,只有在他们脸上流出汗水时,我才发现,他们的脸上,蒙上了一层灰尘。所有的家堂轴子都扔进了火焰中,锅底下的木柴也被引燃了,火势凶猛,生铁锅随时都可能熔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样子的高手,也不可能从火中抢救出一幅完整的家堂轴子了。革命其实已经胜利。我父亲皮发红发令,让众人散开。众人还若有所待似地不离开。我父亲冷笑一声,先走了。看热闹的人,这才渐渐走散。 
  
  
  三
  
  
  
   
   我父亲走进了大队部广播室,大喇叭里响起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有点嘶哑,被火焰烤的。广播喇叭里传出他喝水的声音,咕咚咕咚的,好像饮牛一样。我父亲说,各家回去赶快把毛主席的宝像挂起来,傍晚时,他会挨家挨户地去检查。我父亲还说,各家都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供上,尽管毛主席不会吃咱们的,但咱们的这颗忠心,要表示出来。 
  我溜到广播室里,看到我父亲皮发红坐在一把椅子上,让那个名叫翠竹的女人给他剃头。皮发红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紫红色的围巾,围巾上落满了发渣子。这样一条围巾,只能是翠竹的。翠竹是大队里的赤脚医生,中西医皆通,不但能给人往屁股上打针,还能给人静脉注射。她不但能给人打针,还能给猪打针。革命前夕我们家养了一头猪,长到将近二百斤时,突然病了,发烧,咳嗽,不吃食。这样一头大猪,能卖一百多元钱,在那个年代里,一百多元,可是一笔大钱。一辆大金鹿自行车,也不过值一百多元。大队里没有兽医,要想给猪治病,必须要跑二十多里路,到公社兽医站去请兽医。我父亲一改拖拉风格,飞跑着去请,但那些人架子奇大,不出诊,让我们把猪送去医治。那时我父亲还没当革命委员会主任,没有面子。如果把这样一头大猪绑起来,送到公社去,病不死,也就折腾死了。情急之中,我娘厚着脸皮,找到翠竹。吭吭哧哧地把情况说了一遍。翠竹背着药箱子,二话没说,到我家来,在猪的耳朵上,找到一根粗血管,一针见血,注射进去满满一管子抗菌消炎的药物,猪连哼都没哼。这猪,第二天就认食,第三天就完全好了。后来,这头猪长到二百五十多斤,卖到公社屠宰组,杀了个特等,每斤价值五角三分八,统共卖了一百三十多元。这件事,我父亲和我母亲经常念叨,感念翠竹的恩德。我父亲当了主任后,对翠竹格外照顾,每年给她加了五百工分,每月还给她补助五元钱。所以,她把自己的围巾围到我父亲脖子上,遮挡发渣子。看到我后,皮 


  
发红把按在翠竹屁股上的手收回去,说: 
  “皮钱,你来得正好,让翠竹姑姑给你剃个新头。” 
  我一听剃头,抽身就走。我听到皮发红对翠竹说: 
  “旧社会,穷人家的孩子,过年没有新衣裳穿,就剃一个新头。” 
  我回到家,看到娘正在包饺子。堂屋正北那张桌子上的杂物已经挪走,桌子上经年的灰尘也扫去了。娘说: 
  “皮钱,去找你爹,让他回家摆供,熬浆子,贴对联,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家。” 
  “我爹在广播室里剃头。”我说。 
  “谁给他剃头?”娘问。 
  “翠竹。”我说。 
  “翠竹?”娘怒冲冲地说,“你赶快去叫他,就说我犯病了。” 
  我上了大街,看到十几个孩子,靠在一堵墙壁前,在玩“挤出大儿讨饭吃”的游戏。游戏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大家贴着墙,站成一排,发声号,两边的死劲往中间挤。谁被挤出去,谁就是大儿子。但被挤出去的,马上又贴到队伍的最后边,死劲往里挤。挤到最后,总是乱成一团,几十个孩子,你压着我,我压着他,在地上滚来滚去。无论是谁家的家长,看到自家的孩子玩这个游戏,都会毫不客气地上前,拧着耳朵,把他从队伍中揪出来。因为这个游戏,最费衣裳。即便是暂时磨不破衣裳,也会弄一身泥土。仿佛一个在地上打过滚的驴。这样的游戏我喜欢。有这样的游戏玩,我还去找那个名叫皮发红的人干什么?我紧紧裤腰带,扑上去,背贴着墙壁,死劲往中间挤。一个孩子被挤出去。又一个孩子被挤出去。又一个。又一个。很快我就到了中央。孩子们齐声喊叫: 
  “挤啊挤,挤啊挤,挤出大儿讨饭吃!……” 
  我用脚跟蹬着地面,脊梁紧贴着墙,坚持着,不出去当大儿子。来自两边的力量,挤得我的骨头叭嘎叭嘎响。再不出去,只怕连尿都要被挤出来了。实在坚持不了了,我的意志一松懈,身体就出来了。这时,我看到皮发红和翠竹相跟着,沿着大街走过来。在我身后,有孩子说: 
  “看,皮发红和翠竹来了。” 
  孩子们更加兴奋,喊叫声震天动地: 
  “挤呀挤呀挤呀挤,挤出大儿讨饭吃……” 
  皮发红和翠竹腋下夹着宝像,到了近前,停住。皮发红问我: “皮钱,你娘包完饺子没有?” “你赶快回家吧,我娘说,她的病犯了。”我说。 
  “中午还好好的呢,怎么突然就病了?”皮发红纳闷地问。 
  “我一说翠竹姑姑在给你剃头她就说病犯了。” 翠竹苦苦地笑笑,说: “皮主任,你快回家去看看吧。” “你顺便来给她瞧瞧,万一真的病了呢?马上就要过年了。”皮发红对翠竹说完,转头对我说,“你跟我回家,在这里闹腾什么。”皮发红也顺便对那些孩子说,“你们这些兔崽子,也都回家去吧,回家帮助爹娘干点活儿。如果你们把这堵墙挤倒,我就罚你们的爹,大年初一来打墙。” 
  
  
   四
  
  
   
  我跟随着皮发红和翠竹进了家门。娘两手沾着面粉出来,对着父亲发牢骚: 
  “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皮发红不高兴地说, “大队里工作忙,我能不管吗?” 
  ((J忙什么?我看你是瞎折腾,家堂轴子,也是随便烧的?”娘嘟哝着,“不知道多少人背地里咒你呢,你就等着报应吧!” 
  “这是公社革委的指示,不是我的发明。” 
  “你听到风就下雨。”娘说,“谁家没有祖先? 只有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隙里蹦出来的,其他的人,都是爹娘生养。” 
  “你就甭给我‘大家雀操鸽子——瞎唧喳了’。”皮发红不耐烦地说,“天下大事,不是你们娘儿们能够理解的。” 
  “烧了家堂轴子,挂什么?”娘不依不饶地说。 
  皮发红将腋下夹着的宝像展开,说: 
  “看看,我把毛主席请回来了。” 
  我看到,各家缴纳家堂轴子时换取的毛主席像,都是一个留着大背头的标准像,但皮发红展开的宝像,却是毛主席去安源时的形象。那时候毛主席很年轻,穿着长袍,留着大分头,肩上背着一个包袱,手中提着一把油纸伞。 
  “怎么样?”皮发红得意地炫耀着。 
  “这个毛主席很漂亮。”我说。 
  “不能这样说毛主席。”皮发红说。 
  “主任,如果没有事,我就先回去了。”翠竹说。 
  “你不是病了吗?”皮发红问我母亲。 
  我母亲不高兴地说:“你咒我干什么?谁告诉你我病了?” 
  “皮钱告诉我你病了,这不,我把翠竹都搬来了,给你看病。”皮发红说。 
  “我没有病,”我娘说,“我看你才有病,而且病得还不轻。” 
  “我看你是神经病,”皮发红说,“翠竹,你也回家收拾收拾吧。” 
  皮发红说话时,翠竹已经走到大门口。我娘对着她的背影啐了一口,低声但很清楚地说: 
  “革命革命,上边不要脸,下边不要腚!” 
  皮发红脸色发青,怒冲冲地说: 
  “王桂花,你说话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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