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3-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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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家·反排·郎德
不入深山，焉知苗寨。
然而，车子真的驶进大山，却像登上老虎的肩膀。狭窄的山路在一千米的高山上左拐右拐，所有折返全都是死弯儿，偏偏又下起了雨，从车窗下望，烟云弥漫的山涧深不见底，心里就打起鼓来。忽然一个鲜蓝色的大家伙出现在挡风玻璃上，连司机小阎——这个行走山路的老手也不觉脱口惊呼一声“哦”。原来一辆出事的大卡车歪在路边！幸亏路边多出一块半米宽的小平面把车子扛住，否则早已落下深渊，粉身碎骨。我说，这司机命有鸿福，被老天爷“拉了一把”，但听了我这话没有人笑，也没人搭话茬。车厢里隐隐有种恐惧感。只听见车轱辘在泥路上拧来拧去吱扭吱扭的声音。可是，当车子停在一个宽敞的地界，下了车，抬头一瞧，马上换了一种感觉和心境——就是再险的道路也得来。一片苗家的山寨如同一幅巨型的图画挂在天地之间。
几乎所有苗寨都藏在这偏远的大山的褶皱里。
现代化的触角伸到这里来了吗？喜欢异域情调又不畏辛苦的旅行者到这里来了吗？当我注意到又长又细的电线、电话线已经有力地通进山寨，我相信这里的文化一准会发生松动。这是我此行考察要关注的“点”。我要顺着这电线和电话线去寻找我的问题。
我把几天里跑过的山寨，按照它们所受现代化影响的程度由弱到强排一排队，前后顺序应该是黄平枫香寨、台江反排寨和雷山郎德寨。枫香寨和反排寨在2002年刚被当地县政府列为“生态保护区”，而郎德早在1986年就被辟为省级“村寨博物馆”，2001年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已是贵州省极富名气的旅游胜地之一。
黄平县革家的枫香寨包括四十九个村寨，鸟儿一般散布在云贵高原东南边缘的千米大山上。在刚刚修好的一条盘山公路之前，革家人基本上与世隔绝。驱车人寨时，常常会有一头水牛挡在路上，按喇叭也不动。它不怕汽车，这些老牛的祖祖辈辈也没见过这种家伙。至今革家人还在使用半原始的耕作方式。所以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这里都是原生态的。
革家人穿着他们红白相间的民族盛装夹道而立，唱着歌儿，并在村口中央设栏门酒，敬酒扣饭，把装在绿草编的兜儿中的红鸡蛋挂在我们的脖子上。此时，我着意地观察她们的表情，一概是真心实意，淳朴之极，没有任何表演之嫌。跟着那些花儿一般的姑娘们，一群群迎上来拉着我们的胳膊时，热情又亲切，他们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迎接贵客。
革家人自称是射日的羿的后裔。这不仅象征地表现在他们头饰上——插着一根银簪；还在各家祭拜祖先和神佛的神龛上悬挂竹制的弓箭。革家人不承认自己属于苗族，是一支有待识别的民族。它们的文化自有完整和独特的体系。从语言、信仰、道德、伦理、建筑、器物、工艺、节庆、礼仪、服饰和文艺，都有独自的一套。这是世居此地二万多革家人千年以上历史积淀的结果。而今天，依旧活生生地存在于革家人的山寨里。祖鼓房里的香烟袅袅飘升；早晚就餐前以酒祭祖；房前屋后摆着泛着蓝色的用于 “蜡幔”的巨大的染缸；墙壁上挂着许多牛角、猪蹄、鸭毛，是亲友间互赠牲畜礼尚往来的依据……我在这里只看到一件“外来文化”，竟与我有关。在—位银匠家的神龛两边，居然贴着各一幅《神鞭》的电影剧照，却也是十几年前 （1986年）的了。当地人说革家人是羿之后，天性尚武，故而对善使辫子的傻二抱有兴趣。他们从何处得知《神鞭》，读书？看电影？不得而知。反正当今的科学万能，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无法封闭了。
革家人送别客人时的礼节可谓惊心动魄。当你从山上的小路走下来时，几百个身穿华服的革家女子会簇拥着你漫山遍野地随同而下。你走小路，她们就走在路两边青草齐腰的野山坡上。她们红色的服装在绿色的山野上像火苗一样跳跃，身上到处的银饰在阳光里闪闪烁烁，好似繁星闪着细碎的光芒。一路上她们还一直不停地唱着山歌，把一杯杯糯米酒送到你的口边。这种礼节充满着一种原始的纯朴、真率与激情。如果这里被开发旅游了，还会有这种场面，或者说它情感和文化的内含还会这样纯粹吗？
台江的反排苗寨是一个十分独特的苗族分支。只有一千五百人，生活在大山夹峙的山坳坳里。依山而建的单坡吊脚楼与重重叠叠茂密的树木及其浓郁的沁人心肺的木叶的气息相融一体。反排苗人来自远古的长江流域，及今四十五代。在上千年漫长的历史时间里，反排苗寨是由一套极特殊的社会机构——“将纽”（祖先崇拜）、“议榔”（寨规民约）和理老（民间权威）来规范的。在山寨中间一个斜坡上，一块突出地面、半尺来高、黑色方形不起眼的小石柱，就是全寨最高贵的“议榔石”了。直至今天，山寨每有大事，鼓主、寨老和村长都要在这块具有无上权威的石头前商议并做出决断。至于这小小山寨的生活习俗、婚丧仪规、节日庆典、传说艺术、装饰饮食，也都有特立独行的一套。山寨里最引起我关注的是那些石头的神像。这些神都是自然神。人们相信万物有灵，井有井神，水有水神，山有山神，风雨桥的桥头有桥神，他们还敬拜大树和巨石；神像没有任何人工雕造，都是自然的石头，但都是些有灵气的石头。一块石头，前边神奇地伸出一个“头”，正面似脸，又有某种不可思议的神气。这些石头的神像是从哪里发现的，谁搬到这里来的，有多少年，没人知道。
小小的反排寨驰名于黔东南，是由于他们能歌善舞。这种用于祭祀祖先的舞蹈极有特点。在木鼓与芦笙雄厚而和谐的伴奏中，年轻人有节奏并起劲地一左一右大幅度地翻转上身，四肢如花一样开放，动律强劲又流畅；姿态奔放又舒展，气氛热烈又凝重，单凭这木鼓舞就把这支苗人的历史精神、地域个性和独自的美感全展示出来了。
可是当他们在山寨前的小广场上以木鼓舞对我们表示欢迎时，站出来一个身穿民族服装的姑娘，用都市舞台上的腔调来报幕。马上让我感到他们在追求都市的认同。他们这样做，既是自觉的，也是不自觉的。这便反映了一种文化的趋向——即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倾斜；本土文化向全球性流行文化的倾斜。
反排苗寨的木鼓舞早在1956年就参加全国农民体育运动会的演出。改革开放以来，不仅跑遍大江南北的大都市甚至到中南海内献演，而且到许多欧美国家参加艺术节。在这样频繁的商业或非商业演出中，他们的木鼓舞还会保持多少原发的情感，那种祭祀祖先时心中庄重又豪迈的情境？他们的艺术名扬天下当然是好事，但是否会不幸应验了德彪西那句话：牧童的笛声一旦离开乡村的背景，就会失去生命。
更加深我这个想法的是在雷山县著名的郎德寨中。一场音乐会式的演出中，报幕的女孩子居然带着港台腔。在这古老的村寨里，虽然山水依旧，风物犹在，但在吊脚楼下，街口处，常常会有身着民族服饰的妇女挎着小竹篮，上来兜售此地的土产。诸如仿制的银冠和银镯、玩具化的竹笙和简易的绣片等等。一些有特色的吊脚楼已经被开辟为“景点”。在一处临池的木楼上，几位盛装女子背倚“美人靠”在刺绣，墙上挂着她们的绣品；栏杆外的池水被一片青翠的浮萍铺满，再后边是秀美的山川与高高低低的山寨。这漂亮的场面好像在等待拍照，或是等着游人挤在中间合影留念。他们的风俗、特色乃至生活都在商品化。我忽然想，这就是革家枫香寨和反排苗寨的明天吗？
生活在这浩荡而峥嵘的贵州高原上的人们，有多达四十九个民族身份。其中三十二个民族，十七个世居民族。他们在相互隔绝的历史生活中，创造了斑斓多姿又迥然各异的文化。由于传承有序，很多文化都是高深莫测的 “活着的历史”。然而，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却遭遇到它们的终结者——现代化和全球化。
它们也有幸运的一面，是此地的政府与文化界觉悟得早。自八十年代这里便有了初步的保护措施。九十年代以来，一些保持原始生态并拥有珍贵文化遗存的村寨被列入省级文化保护单位。1997年中挪合作分别在梭戛（苗族）、隆里古城（汉族）、镇山（布依族）和堂山（侗族） 四处建立了“生态博物馆”，从而将这个诞生于法国的一种全新的文化保护的概念与方式，注入到贵州这些日见衰竭、亟待抢救的文化肌体中。法国人对待“生态博物馆”这一概念的明确定义是：“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与陈列的功能，强调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整体，以展现其有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态方式。”无疑，这是现代文明最科学的体现了。贵州历来有一批专事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他们的优良传统是一直坚持艰辛的田野调查。因此各民族的文化底细都在他们心里。在他们的参与下，贵州可否建成一个世界级的多民族生态博物馆群？
然而，事情又有不可抗拒和不幸的一面，便是历史文明在当代瓦解速度之快超出我们的想象。当代人被消费主义刺激得物欲如狂，很少有人还会旁顾可有可无的精神。失去了现实和应用意义而退入历史范畴的民间文化自然被摒弃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因此现代化和全球化对它的摧毁是急剧的、全方位的、灭绝式的。几乎是一种文化上“断子绝孙”的运动。只要看一看大江南北大大小小城市与县城的趋同化和粗鄙化的骤变就会一目了然。
尽管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在偏僻之地，但凡是被现代化触及到的，即刻风光不再。一些村寨已经被改造为单调的工业化产品一般的新式建筑群；大批年轻人摆脱了千年不变的劳作与生活方式，走出村寨到外地打工，一切人文传统因之断绝。单是黔东南地区到江浙一带打工的人数已逾三十万。逢到过年时带回来的往往是王菲和任贤齐的磁带。当电视信号进入山寨，人们自然会把现代都市生活视如缤纷的天国之梦。那些与生俱来的传统风习便黯淡下去。这种冲击是时代的必然，但也正从心灵深处瓦解他们独自的精神。他们怎样才能从人类文明的层面看到自己文化的价值而去珍惜它、保护它、设法传承它？
如今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村寨急剧减少。仅举天柱县为例：2002年侗族村二百十三个，只有一百四十五个使用侗语；苗族村一百十二个，操苗语的还剩下三十二个。眼下，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基本上不穿民族服装，在反排苗寨我还看见一位穿牛仔裤的女孩子，竟和那些站在上海外滩与北京王府井街头的女孩一模一样，那些母亲与祖母传下来的精美绝伦的头冠、项圈、手镯、耳环、压领、凤尾和头花呢？十年前，一位法国女子在贵阳市租了一套商品房，花钱雇人去到各族村寨专事收集古老的服装与饰物。这套房子是她聚集这些珍贵的民族民间文物的仓库，每过一阵子，便打包装箱运回法国。她在此一千就是六年。最后才被当地政府发
现，警醒之后把她轰走。且不说这位法国女子弄走多少美丽又珍奇的文化遗存，看一看北京潘家园的古玩市场的民族物品商店上成堆的民族服装与器物，就能估算出那些积淀了千年的村寨文化飘零失落的景象。而他们口头不再传说的故事、歌谣和神话呢？又流散到哪里去了？ 不是正在像云烟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跋山涉水去到村寨里把那些转瞬即逝的无形的文明碎片记录下来，还是坐在书斋里怨天尤人地发出一声声书生的浩叹？
我看到一个村寨打算建立“文化保护区”的报告中的一句话是：要“在接待外来观光、旅游、采风、寻古探奇的客人的食、住、游、购、娱等方面形成一条龙服务”。如果真的实现这个想法，恐怕他们的民族文化最终都会像美国夏威夷的 “土著文化”——变成一种用来取悦于人而换取美元的商品。
少数民族存在于自己的文化里。一旦文化失去，民族的真正意义也就不复存在。这恐怕是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而对于正在无奈地走向贫乏和单一的全球化的人类来说，则是要尽力扼守住一分精神的多样。
四访杨家埠
我坚持要在年底前召开“中国木版年画抢救中期推动会议”，是因为这个项目启动于年初，历时一年，收获甚丰。不少年画产地（如山东杨家埠，高密；河北武强，内丘；河南朱仙镇；湖南滩头；山西临汾等）普查已经接近完成，应进入整理和编辑阶段；另一些产地（如天津杨柳青、陕西凤翔、四川绵竹等），也将普查工作细密的筛子推人田野与村落。此时急需做的事是进行各产地之间的交流，相互借鉴，规范标准，确定期限，使最终的“收割”工作整齐有序。
此项工作在基本上没有国家经费的情况下展开，所仰仗的全是各地政府在文化上的自觉。山东潍坊的寒亭区和杨家埠深明大义，慨然出资支持这次会议，故而把会议订于12月26日在潍坊寒亭召开，邀请全国各产地派人来聚首一谈。当年事情当年办，不留尾巴进来年—— 此亦我做事的习惯。
既然来到寒亭，一定要去杨家埠村，看看那些依然刻印画晶的小作坊，拜访杨洛书老人。他今年七十八，却照例是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到集上去买四大样（猪肉、白菜、粉条、火烧），煮上一锅，然后按照祖上的规矩，摆供焚香，犒劳案子，开张印画。我还要把从贵阳捎来的一瓶茅台送给他呢。
这次已是四访杨家埠了，原以为只是重温故旧，不料竟有令我惊喜的新得。一是在老艺人杨福源家中，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孔子讲学图》。孔子在杏坛讲学，下面坐着七十二弟子。每人一个模样，身边标示姓名。过去不知道杨家埠有这样题材的画，大约与孔子是山东人有关。这种画不是纯粹的年画，而是年画产地刻印的版画。画面上的文字用的是木版书籍上的字体。这个细节颇引起我的注意。
在寒亭的两日里，每晚都要寻一点时间，去拜访此地的民间年画的收藏者。杨家埠一个突出特点是当地有人从事收藏。收藏的本身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觉与自珍。它的好处是把遗存留在当地，不像山东的平度年画都已飘散四方，致使这次抢救一直无从下手。此外，我也很想了解此地民间收藏的水准，希望从中能有重要的发现。这次见到的寒亭的两位收藏者很有趣，一位藏画，一位藏版，好像分工来做。
藏画者为马志强先生。所藏年画二三百幅，间有高密手绘年画，但大多还是杨家埠的遗存，其间孤品甚多。比方《西王母娘娘蟠桃会》、《二进宫》、《一门三进士》、《文武财神》和《夜读 “春秋”》等等都是杨家埠历史上罕见的力作。一些巨幅而豪华的家堂，应在杨柳青和武强之上。其中一连四幅条屏《治家格言》，以“朱夫子治家格言”全篇文字为画面衬托，形式很别致。我注意到文字是刻书的字体，颇见功力。难道杨家埠曾经有这样的刻书高手吗？此外，还有十多卷《避火图》也都是见所未见。
《避火图》是直接描绘性爱生活之版画。或作为性生活的助兴之用；或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