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 十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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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采访的封面专题《北京不拭泪》刊登在《生活周刊》第一期试刊号上。随后的一次评刊会也许值得一提。　　　　

　　评刊由钱钢主持。发言从记者开始。记者中居然是苗炜轰了头炮。也知道这北京少爷平日的蔫儿闷里包藏着尖损和刻薄，但他那天抱着一壶茶用眼角瞅人的姿态还是让我惊讶：〃整个儿一个伪善！虚妄的责任感！〃接下来逐页批驳，毫不留情，就像当初编辑们批评我们的作业。　　　　

　　陈虹更是从杂志定位、主旨等根本问题上提出质疑，被钱钢认为第一次看到了她的〃研究生背景〃。　　　　

　　黎争从写法上给予否定，批评刊物文字充满矫情造作的贵族气。那年7月才从北大化学系毕业的黎争3个月里搬了4次家，他曾在作业里说，希望自己是双草鞋，去感受底层泥土的粗砺。　　　　

　　石正茂则大呼：〃这刊出得可真是时候啊，让我们从天上回到地面！〃　　　　

　　上午的评刊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对期待已久的试刊记者们无不表现出自己的失望。因为年轻，容易被调动也容易被打击。下午是编辑评刊。观点跟上午差不多，但编辑们表述得很冷静周全，也就没什么火力了。　　　　

　　试刊前后那一个多月，对这本叫《生活》杂志的认识一直伴随着我们对生活本身的认识，点燃于盛夏的那团虚火基本上熄灭了。生活和《生活周刊》的状态开始从空中回落到一个不那么理想但更真实的高度。那几年，整个中国社会正以千年不遇的力量和速度前行，我们难过地发现；《生活周刊》并没有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被期待被需要。有记者套用一段经典：生活就这样结束/生活就这样结束/没有砰然巨响/只是一声唏嘘……　　　　

　　《生活周刊》给我在北京的生活确定了一个不错的起点，尽管其中埋藏有太多的遗憾和蹉跎。对《生活周刊》我依旧充满热爱，对它的未来我还是怀有热望和信心。只是我不再继续亢奋在虚妄的想像中了。试刊之后，按要求我们每人写了一份总结。总结里我写道：〃……尽管遇到诸多不测，尽管可能有更大的困难潜伏在将来，但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相信明天的《生活周刊》会是最好的。只是那个目标比我们想像的要远，那段路比我们预计的更难。〃　　　　

　　1995年，朱伟之后，历经磨难的《生活周刊》终于正常出刊。　　　　

　　1999年，我离开《生活周刊》。随后几年跟《生活》时有接触，总在关注它的每一步变化和成长。不管走到哪里，人们总会用《生活》的概念观察和评判我们。《生活周刊》像胎记一样，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印记。　　　　

　　2003年9月的一天，在飞机上读到朱伟为《乐》杂志写的一篇有关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的乐评。他用滤去了水分的锯木来表达卡氏大提琴的力量，他说那是丰富的祈祷，是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像石砖一样被堆砌，进而成为一种建筑。我好生感慨。一是为卡氏的琴声，二是为我认识的这个人和这些事。想到《生活周刊》这本杂志10年里经受的艰难和压力，一定也是〃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吧。


第三部分：PART　3朱伟：净土胡同15号与1995年的复刊（图）（1）

　　朱伟　1952年出生于上海，16岁赴黑龙江建设兵团上山下乡，在那里开始小说写作。1978～1983年在《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文艺部编辑；1983年～1993年任《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编辑、编辑部副主任；1988～1989年曾为《读书》杂志撰写《最新小说一瞥》专栏，主编《东方纪事》杂志；1993年到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并编著大型工具书《音乐圣经》；1995年9月接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我经常想；《三联生活周刊》之所以会有今天，很大原因是因为它诞生在净土胡同。从大约是1993年钱钢与陶泰忠看中这个地方，到2000年《三联生活周刊》搬出这个地方，这里留下了太多的欢乐，当然也有痛苦。　　　　

　　我不知道钱钢他们当年是不是因为〃净土〃这两个字，才选中这个地方。反正，不知多少朋友都羡慕这个地方：在闹市之中，不需走多远，竟会有这么静的一方净土！　　　　

　　这里原来是北京净土寺所在，寺早就倒塌，15号原来是北京最时髦的雪花电冰箱厂的厂房。我记得钱钢刚把破败的厂房装修成编辑部时邀我参观的场景，在胡同里，无论从哪一个口进去，都要走很长很长的路。钱钢与陶泰忠，一个是原来《解放军报》的记者部副主任，我们一起合作编辑过《东方纪事》；一个是原来《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部主任，我在《人民文学》时的竞争对手。两人可谓珠联璧合，在当时真是年轻而被理想主义所笼罩。他们营造的15号，白墙白窗白桌椅加上灰地毯，整个一种静谧的气息。记得我当时印象最突出的是三楼设计的摄影部洗相片用的暗室，还有二楼已经准备就绪的会议室。　　　　

　　遗憾的是，钱钢后来没能在他自己精心设计的编辑部里呆多久就离开了。　　　　

　　我第二次走进15号，是参加还在筹备中的《三联生活周刊》一次文化研讨会。那时朱学勤刚刚接过钱钢的理想，他的办公室里云集了一帮学者，我记得清楚的有刘东、邓正来和雷颐；而他的办公室对面，杨浪的屋子里则是另一帮人，大家也都是兴奋而躁动，屋子里同样弥漫着烟雾。钱钢、朱学勤与杨浪当时对《生活》未来憧憬的那种眼神至今一直在我记忆里，我由此一直觉得，净土胡同正是有了他们那样的奠基；〃生活〃后来才能得以存活。到我这里，只不过是在一定积累之后的水到渠成罢了。　　　　

　　1995年9月我接替杨浪，准确地说先任执行主编。等我真正走进15号院内这所三层小白楼时，留下的只有方向明一个主笔与苗炜、王锋、刘君梅、张晓莉四位记者加上钦峥管电脑与资讯。我上任的第一天向这六位做就职演说，一个个都是黯然或者不以为然。我讲完了，他们说，这样的就职演说我们听得多了。　　　　

　　我9月上任后按要求要在年底前复刊。当时请来帮助策划的有汪晖、李陀、黄平和黄速建（时任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聘闫琦（当时任编辑部主任）、何绍伟（当时管社会报道，后来很快去了《东方时空》）、兴安（当时是《北京文学》副主编，业余帮我约稿）、胡泳（由沈昌文先生推荐，从《中国日报》过来应聘）、刘怀昭（由《北京青年报》黄利推荐，负责国际）、舒可文（原来是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时的小说作者，负责文化）。一个主笔（实际的副主编）、四个记者、六个编辑，这个结构可谓畸形。　　　　

　　现在回想，1995年我们筹备复刊的三个重大决策，一是确定了要以半月刊方式起步。因为1994年底杨浪开始起步时先采用的是月刊，月刊节奏太慢，很难体现新闻价值。二是当时确定了要做新闻的文化评述，在新闻与文化中架一座桥梁，利用三联的文化资源，也有利于三联文化普及。三是在铜板纸、胶版纸与轻涂纸中坚决选择了轻涂纸。杨浪创刊时使用的是铜板纸，我总觉得作为周刊用纸太硬，也不亲切。试刊时用过胶版纸，又觉得太显文化感觉图片效果不好，也不利于将来广告发展。使用轻涂纸可以与国外的新闻周刊接轨，也可以像报纸一样直接上轮转印刷。但当时国内没有印刷厂使用，也没有这种纸，我们是头一家。记得决定使用这种纸后，我找到当时做外贸进口生意的邻居、朋友王蕾蕾，第一批纸是由她联系从香港进口，运到天津海岸后再拉到北京。　　　　

　　复刊的第一期封面故事是方向明执笔的邓斌集资案。记得当时方向拿到了此案特别翔实的材料，但最后稿子写成，中纪委方面说不能发，临时只能改用与沈太福对比分析的方式，一手材料都舍弃不用。值得一提的是方向在周刊重新起步时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连续几年的封面重大选题常常都由他拼出来。常常是他写完了，我觉得还不行，他就重写一遍，从无怨言。我觉得在周刊我就是一个过于苛刻的编辑，大家只不过容忍了我的苛刻，也才有一期期刊物的出来。　　　　

　　这一期的社会报道头条是约当时《工人日报》记者高晓岩写的北京地铁超负荷现状，提出地铁安全问题。经济头条是闫琦约一个叫王艳的女孩写的《〃327〃与管金生的悲剧》。专题是何绍伟组织的《好莱坞给我们带来什么》的讨论。苗炜在这一期中写了4页的《辛普森的三个角色》，显示出他的才华。刘怀昭做了两个话题，一篇谈美国的炸弹杀手抗拒工业文明，一篇谈现代人离不开扑洛载克（抗抑郁药）。我觉得是她开创了周刊批评国际潮流的模式。而娜斯是把对时尚的质疑带进周刊，这一期她介绍凯文·克莱恩探讨感官刺激的广告，探讨的是色情与广告商业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周刊一复刊，王小波就来帮我捧场，他给生活周刊的第一篇文章叫《个人尊严》。复刊第一期的最后一个栏目是《大家谈》，除王小波此文，苏童帮我写了一篇《购物批评》。


第三部分：PART　3朱伟：净土胡同15号与1995年的复刊（2）

　　这个第一期，也就是1995年第五期的版式设计是我拉了《收获》编辑部原来我的好友谷白来完成的。他用老式版式纸一页页地画版样，封底他选了四张照片作为刊物内容宣传，宣传词分别是：〃十部大片的冲击波远没有过去，好莱坞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一个5岁女孩怎样与动物成为朋友，你尊重动物，动物也会尊重你。〃〃因为人和狗之间缺乏友爱与理解，中国的狗才会经常咬人？〃后期的制版，包括版心、行距，最后的调整都是潘振平先生自己出马，他是三联书店分管周刊的副总，他的工作应该是确定选题、把握方向、审稿与代表三联书店对周刊日常管理，但最后实际由他成了忙里忙外的总监制。　　　　

　　整个复刊是手忙脚乱的过程，楼上楼下灯火通明。闫琦是最后盯屏的，我们要求每篇文章不甩尾巴，多出来的字她就一定一行行一个个字地抠，认真到所有后期排版人员全都叫苦不迭。　　　　

　　我从1995年9月开始，就天天进出净土胡同，从此，我也就把净土胡同15号当成了自己的家，在那间小办公室里我呆了四年半。我喜欢胡同里冬天的感觉，走在胡同里，抬头看那些掉光了叶子，伸向天空的树枝，我总感觉露着它们的质，显得特别丰富，比长满了绿叶要有味道得多。刮风的日子，能进屋的都进屋了，小平房烟囱里冒着温馨的煤烟，晚上加班后走在胡同里，有一种特别的静。我至今依恋那个小办公室，累了时候站在窗边，眼前是一片错杂的屋脊。下完雪，那些屋脊上都覆着雪，让阳光一照漂亮极了。后来我们搬到安贞大厦，又搬回三联书店，就再找不到那种感觉。我由此始终珍藏着编辑部一些同人在净土二楼会议室后门防火梯上的那张合影这张照片是年轻的生活周刊的一个剪影。


第三部分：PART　3闫琦：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图）（1）

　　闫琦　原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1995年8月任《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主任，1998年4月离开后任《Newton…科学世界》执行主编，2002年11月返回生活周刊，任战略发展部主任。　　　　

　　1995年8月初的一天，我穿过雍和宫、国子监一直向西，来到了净土胡同，看到这名字，心里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宁静。　　　　

　　《三联生活周刊》坐落在一家倒闭工厂的厂房里。上得二楼，打听朱伟，等待接见。一个戴眼镜清瘦干练的人走了出来，互做介绍后，朱伟就直奔主题谈起了编辑部主任的工作，好像我这是第一天上班，而不是来面见。谈话间，副总编潘振平过来了，他为我倒了杯茶，没聊几句，就说一起去吃顿饭吧，我想这意味着我被他们接受了。　　　　

　　做好大姐　　　　

　　来到鼓楼著名的马凯餐厅，席间我才对编辑部的情况有了更多了解，朱伟刚来接任主编，我是他第一个找来的人，朋友推荐我给他当编辑部主任。此前，我没有做过编辑部主任，甚至没有编辑部工作经验，怎样担当好这个职责，我没底。潘振平非常和蔼，说话声音很轻很柔和，像个兄长，颇给人好感。事实证明他日后成了同事们释放压力和倾诉困惑的一个出口，尽管他从来都是只给一个耐心倾听的姿态，少有表态，他说他必须维护主编的权威。那天潘振平对我说，如果大家都把你当成了大姐，你就成功了。朱伟雄心勃勃，是个透着精明的人，他追求简单有效的操作模式，不惟资历，看中人的实际能力，正是这样，我侥幸进了生活周刊。　　　　

　　说实话，开始时我对〃三联〃并没有特殊的感情，只是找一个自己愿意呆的环境。来周刊前我在一家公司做了近两年总经理助理，那之前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作了很久。我〃下海〃出于三个考虑，一是想找一个说话自由、个人意志不被强迫的地方，二是逃避我始终应付不来的人际关系，三自然是想增收。　　　　

　　前些日子，同事王小峰把一张我大学时代的照片贴在网上，招来大家的议论，大致都认为那种精神气质和纯粹在今天已经十分稀缺。也许是他们年轻，其实即使在以往的年代，真正追求纯粹的人也是少数，因为那样的人很难生存。我不能再忍受那些形式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忍受为了几元钱的一级工资调整也勾心斗角，更不能忍受说假话比真话还多的政治生活，所以我想走。　　　　

　　当时的生活周刊真像一方净土，使我的心灵得以小憩，摆脱了想摆脱的东西，我很满足。当然，我也时刻记着自己的责任，努力去〃做好大姐〃。过去我在朋友圈中受的是他人的关照，但在同事中我总遭遇人际障碍，因为我太过爱憎分明，说话也太直截了当。如何〃做好大姐〃，让我想了足有半个月。一开始，我还是脱离不开管人的思路，但后来，我真庆幸是这个可爱的集体让我自然发生了转变，我努力去了解伙伴们的价值观，熟悉他们的做事方式，最终我觉得，除了必要的管理外，对于一个人人都讲底线的集体，人性化管理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我把自己的责任更多地定位在〃服务〃上。而在这样的氛围里，首先获得滋养的是我自己。　　　　

　　别样生活，另一番天地　　　　

　　生活周刊的记者通常有两大头疼事，一是报选题，二是改稿。舒可文在周刊里年纪最大，以前还是朱伟的朋友，可她一直都对选题会严重过敏。他的先生赵汀阳说，舒可文一到周日就紧张，赶紧看电视，看报纸，听小道消息，觉也睡不塌实，一切都为了周一的选题会，生怕朱伟给脸看。选题会上最勇敢的是苗炜，十次里有八次没选题，但也是脸涨得通红，我想他是不习惯说话，下去了也就有了。朱伟可能了解这一点，总是对他网开一面，很少训斥。　　　　

　　记得第一次选题会要我先发言，因为是我负责搜集资讯。我不知道该如何报选题，拿着目录念，朱伟阴着脸叫停，捎带训斥了几句，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下去后，我暗自努力，终于两周后获得表扬，说我进步很快，我有了一点信心。　　　　

　　1995年底做年终专题，我领命做联合国，第一次作为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琮，我发现自己很是兴奋，文章也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