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2-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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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去匆匆
阿 成
从我客居的海岛出发，是清晨5点30分。飞机从海岛上的凤凰机场起飞时间是6点50，从我的住处到机场需要30分钟的时间——这是我估计的。头一天晚上我便订好了出租车。就是说，我把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我还有早晨喝豆浆的习惯。尽管我有早晨喝豆浆的习惯，但女人并没有提前起来给我准备吃的。在黑暗中，躺在床上的女人总是说，“折腾啥呀？来得及，到时候我叫你。”
女人的话可信么？
因此，我早就醒了。其实，我也并不信任我自己，更不相信出租车司机的承诺。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绝对不是什么黑色幽默——有人说我喜欢幽默，这才是冤我呢。其实，我心里的那张脸早已是泪流满面了。
还有，即便是早晨起飞的飞机，只要航程在一小时之内，肯定是不提供早餐的，特别是南航，通常是给你一袋青色的小豆豆和一杯甜叽叽的可乐，就完了，其他的什么也没有了。而我却是一个一天三顿饭一顿也不能少的人，这是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民以食为天”嘛。
所以，我在离“家”之前，喝不上豆浆不要紧，但一定得吃点东西。
头一天晚上订的那辆出租车，讲好了是早晨五点半到，它就在我客居的那个小区的大门口等我。所以，我告诉女人早晨五点起来给我做一点儿面条，这事儿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四点半之前我就醒了，中间不断地打开那个商场赠送的小手电筒看时间。到了五点钟，我终于挺不住，起来了，像入室行窃的盗贼一样，轻手轻脚地先去烧水。
简单的行李头一天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也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即，是我不相信自己而养成的一个习惯。过去的那些年，我经常丢三落四的，不坐上腾空而起的飞机，或者轰轰起动的火车，就想不起来忘记带了什么东西。有了这样令人羞愧的教训以后，凡事我都一定事先作好准备。
海岛的气温是零上30度——此地四季常夏嘛。而我要去的北京，温度却在零下十几度。一反一正，四十多度的温差，这样我才自嘲地将羽绒服也塞进了旅行袋里。
面条好了，面条就咸菜，我简单地吃了一点，这毕竟是一顿饭哪。这时候，女人起来了，我没有理她，拎起行李袋出门了。
出门的时候外面还黑着。对面的大院里有几个人正在打扫昨天那个露天酒席的残局，前两天这里死了人，丧户家大摆了三天酒席。这个地方的风习就是这样，热热闹闹，呜呼哀哉，大吃大喝，吊者大悦。多么迷人的民风啊。
我在与出租车司机约定好的地点等着，感觉像一个有内急的哨兵在等待换岗。
还差一分钟就到我们约定的时间了，但那辆出租车还没有来。于是，我当机立断，马上离开了这里向大门外走去。这时候，女人也跟着出来了，我仍然没有理她，我认为她没有履行一个妻子的职责。普天下的女人只希望丈夫履行丈夫的职责，而不是她们要履行对丈夫的什么职责。
她在后面喊着，别忘了买点副食回来……
她这一句把我都气笑了。
在空无一人的大马路上，我看到一辆出租车正停在交叉路口那儿。司机正在里面打瞌睡。
我走过去敲敲车窗玻璃问他，到凤凰机场多少钱？
他说：40元。
我戏剧般地尖叫起来，说，我昨天跟那个出租车定的是30元，我这是着急，不着急我就等那个车了，师傅。
其实，他就是说50元我也得走，不然就来不及了。
他说，30就30，上车吧。
在出租车上，他问我，你跟那个出租车司机定的是几点？
我说，我定的几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来。
他说，不能啊，一般说好了的事，都能来，如果不来也会事先给你打个电话的。
我说，那是雷锋、麦贤德、焦裕禄、孔繁森，还有您。
司机说，那倒不至于，至少应当讲信誉。
…………
到凤凰机场的时间并不早，办完手续，过了安检，就直接从登机口上飞机了。一环扣一环，没有丝毫的空余时间，我是不是忘了我是谁了。
飞机起飞不久，果然不出我所料，机上的空姐煞有介事地给每个旅客发了一袋青色的小豆豆，再就没有什么了。我撕开小塑料袋，嘎嘣嘎嘣，没几口就把它吃光了，剩一个挺漂亮的小空袋。
我买的机票是在广州白云机场转机，然后，再从那里飞往北京。这样，在广州白云机场就要逗留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由于事先吃过面条，所以，心里并不慌张。踏踏实实地坐在冰凉的塑料椅子上，冲着天花板翻白眼，心想，耐心地等着吧。人生不就是这种样子吗？
转机非常顺利。
从广州到北京，大约需要三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在这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什么事情也没有。不过，脑子里有一半的内容却是有关飞机可能失事的预想，飞机怎么栽下去，落到大海里，还是落到森林里，或者雪山上，但是，转念一想，一旦飞机失事，人啥也不知道了，无所谓，挺着吧，前途未卜，人生未卜嘛。
飞机终于降落在首都机场。刚一出机舱门，冷风立刻扑面而来，便迅速地掏出羽绒服穿上。北京和海岛没法比，温差虽然不巨大，但明显地感觉到北京还是挺冷的，像被人从热气腾腾桑拿室里推出来，光着身子站在飘雪的大街上一样，一下子就冷到五脏六腑里去了。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心里还叨咕，妈了个巴子的，这还叫抗冻的东北人么……
在海岛上，我已经事先通过电话和小高联系过了，他到机场来接我。记得，当时我让他接我的时候，感觉他似乎有一点儿吞吞吐吐的。我心想，我还能坐大巴到你那里去吗？是你请我，不是我不请自来。他立刻在电话那头痛快地说，没问题，我到机场去接你。
第一次和他通电话的时候，这个小高就说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并举了十几年前我们曾经在一起合作的一个小例子。可是，我搜肠刮肚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这回事。是啊，我这一生究竟跟多少人合作过？又有多少人跟我合作过呀？我这一生是怎样的一生呢？难道就是跟别人合作的一生吗？这太令人沮丧了，我自己还有独立的人格吗？
在这件即将联手合作的事情中间，事先还插进一个叫肖鹏的人，他是作为这件事的牵线人，中间人及双方的朋友，已经早我两天到北京了。
肖鹏和小高是多年的好朋友，他们在一起跌、打、滚、爬，打拼过，喝醉过，联手奋斗过，相互策应过，一块儿失败过、成功过，幸福地分过钱，并将这种同志加兄弟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这一晃，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了。
这个肖鹏，没事的时候常给我甩一个电话过来，闲聊几句，向我索要新出的书什么的，是挺讲情义的一个人，而且对脆弱的文人有一种很到位的理解。他也爱好文学，心血来潮的时候也写点儿什么，杂文、诗，或批判，或抒情，完了就完了，也不苛求发表。我认为，他是一个比较讲究实际的人。这些年来，他成熟了。当然，一个人的成熟也是一件可悲的事。可这就是人生啊，有什么办法呢？一句话，肖鹏始终同我保持着联系，这件即将合作的事就是他给我打的电话，说，小高让他推荐一个人，他就推荐了我。这次，他和小高约好一块儿到首都机场来接我。
我这次到北京的任务，是着手策划一部100集的电视剧，分三部走，每一部30集，是军事题材的，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不知道，感觉对方没有同我正式合作并签订合同之前，也不想让我知道。这我理解，就是保密呗。小高说，由我来接任这部电视剧的总策划，并组织几个编剧来编这个剧。我首先推荐了黄葵。小高听了之后，似乎还有点不大认可的意思，他说他没听说过这个人，能行吗？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推荐。我想我也应当有点个性，我什么都不坚持叫什么总策划。小高面对我斩钉截铁的态度，也只好表示先同意。不过，内在的潜台词是，到时候看看再说吧。
黄葵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而且是知心朋友，打小就在一起混，说深了、浅了都没问题，打过了，过一会儿就好了，而且他干事十分认真。合作就得找这样的人，不然就硌生。
黄葵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编剧，就是那种所谓的“国家一级编剧”，仅仅是不大出名就是了。所以，找他入伙也不完全是私情式的突发臆想。另外，多年来，黄葵一直盼望着能有个挣钱的机会。从他当前的精神状态上观察，他太需要钱了。其实，严格地说，黄葵并不穷，一个月的工资三千多块，而且还不算他女人挣的工资，很可以了。但是，从他的眼神里你能感到他想改变的东西太多了，一辆豪华的‘奔驰’轿车从他面前驶过，他的眼神里立刻闪烁着贪婪与渴望的光芒。而且这种“改变的欲望”在他是非常地急迫，人似乎始终在痛苦的煎熬之中，在不被人知的催人泪下的祈祷之中。
黄葵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改变的”目的，已经妈了个巴子的失败了多次了，这还不算他们夫妇买各种彩票失败的那几千次。但他始终是，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像倔强的不倒翁一样，站稳之后，继续奋斗，继续买彩票，继续不遗余力地寻找挣钱的机会。后来再见到他，他给我的感觉倒是有了一点变化，似乎他已经筋疲力尽，心力交瘁了。我想，这或许是经历了太多失败的缘故吧。不过，从表面上看，他还是挺轻松的样子。我知道他是在隐藏自己的欲望，隐藏一次又一次欲望破灭的痛苦。
他跟我说，老阿，有挣钱的事千万叫着我。
他所谓挣钱的事就是编电视剧、电影。话剧他早就不编了，用他的话说，钱太少，不解决问题，没意思。
黄葵不愿意坐飞机，他已经事先坐火车到北京了。
我来之前与他通过电话，让他先到北京看一看情况，这事到底有没有谱，让他长点脑子，别什么事都不上心。到时候别弄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啄石填海往返徒劳，变成一个寓言故事。
其实，这件所谓百集电视剧的事，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对我本人来说都不要紧，我已经有一定的境界了。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人生就是真真假假，人生就是来去匆匆，人生就是假作真来真亦假，真作假来假亦真。但是，一定要事先搞清楚，心里得有谱哇，这样，思想与行动才会有一个走向，脸上有一个态度，决定认真还是不认真。
黄葵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明白，我啥不明白？我啥都明白。你就放心吧。
他的态度很好，也很端庄。这都是钱支的哟。
接着，我又嘱咐他，无论此事真假，你一定到机场来接我。这样，我可以在途中事先了解一些情况，以确定自己的态度。
但是，黄葵并没有来，只有小高和肖鹏来了。
所谓小高，其实也不算是“小”高了，四十多岁了。但是，现在社会上的，研讨会和酒局上的四十多岁都是打过七折的，无论是反应状态，还是精神面貌，都是三十岁左右的样子。不过，小高这小子看上去却像一个东北旧农村的财主，中等个儿，剃了个特别抢眼的肉肉乎乎的光头，留着黑炭儿似的八字胡；身着一件中式的、系着布纽扣的民族服装，左右下摆各贴着一个简单的明兜，料子不错，有暗花，闪动着诡异的光泽；脚上是冲呢面儿的千层底儿的圆口布鞋、白线袜子；大大咧咧的，自来熟，不拘小节，但贼聪明，眼睛里全是鬼儿。横看竖看，像一个土匪头子，两条腿那样蹭着走路，一路走来，身上、脸上有不少多余的动作和表情，精力非常充沛，体现着别一种牛皮和满不在乎。总而言之，这个人无论是远看还是近看，都非常有特点，也招人喜欢。一句话，尽管他绝对不像一个文化人，但肯定是文化人的朋友。同时，还可以猜测他肯定有一个贼漂亮的媳妇。
看到他这副如此有趣，如此陌生，如此东北的形象，我真是记不起来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见过他了。我是和这种形象合作的人么？我们能合作下去么？我的心理承受力，我的矜持底线，在充满变数，充满个性的合作道路上，能承受多久呢？彼此的合作之路能走多远呢？
据肖鹏事先介绍，小高曾经在一家地方电视台当导演，后来，由于组织一个什么全国性的会议，被北京这个我现在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影视公司看中了，估计是觉得他能张罗，能干，精力充沛，又是粗犷豪放的东北人，而影视公司太需要这样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人了，于是便把他拉了进来，“策反”到北京。东北那边的工作就不要了。肖鹏在电话里并没有跟我介绍清楚小高在这家公司是什么角色，导演？帮办？剧务？副总？好像不是，又好像是。但我个人认为，他有可能想当这个一百集电视剧的总导演。因为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就觉得这家伙是一个有远大理想，有抱负的人，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如果是一个大型的军事题材的电视剧，由这个像土匪似的家伙来干，应当没有问题。再加上东北人天生有一股虎劲儿，冲劲儿，肯于吃苦，肯于身先士卒，而且审时度势，能屈能伸，那就更没有问题了。
可是，在老手如云、枪手如鸦的编剧大市场，我们的合作又是从哪里被掐出来的呢？娘西皮，这事有点匪夷所思呀。
我们三个人兴致勃勃地走出首都机场，像交通警察那样手势生动地过了车来车往的马路，然后，径直去了停车的地方。
这一瞬间，我感到很舒服，一下飞机就有车接的感觉真不错。
小高说，阿成老师，咱们的车在前面，开车的是咱们一个哥们儿，朋友，也是东北人，姓赵，赵总。
我说，赵总？那一定是一个总经理了？
他说，肯定，肯定，赵总在北京干了十几年了，自己开了个公司，干得不错。
我说，家属是不是都来了？
他说，还没全过来。
我心想，看来还是在创业当中啊。的确，北京的饭不那么容易吃，银子不那么容易赚呀。
我们来到车前一看，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竟是一辆又脏又破的面包车。心想，东北人到北京打天下就是不容易，赵总好叫，公司难开哟。这辆破面包车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嘛。
这个赵总一看就是个东北汉子，而且是一个挺厚道的、抗折腾的人。
我们像两国的外交部长似的，彼此客气地握了握手。
赵总礼貌地请我坐在前面副驾驶的座位上。
其实，我并不愿意坐在副驾驶那个位置上，但恭敬不如从命，还是面带微笑当好座位坐了上去。
车厢里面也比较乱，看来这辆车使用得挺狠啊，简直是赵总在京城风雨历程的一个缩影。
小高说，咱们先去吃饭。
其实，从广州到北京，飞机上已经给经济舱里的那些伪贵族似的旅客提供了一顿“便当”式的正餐了，就是说，我在一万米高空上已经吃过了。但是，他们坚持再吃，而且一定得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