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当代经济史-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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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4亿人民币，其中工业为25亿元，商业为8亿元，交通运输及其他1亿
元。定息年息为5％，从1956年1月1日起计算，国家为全年定息支付的资
金为1。65亿元。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也存在由于过急过
粗而遗留下一些问题，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情
况下，没有适当地保留一部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
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对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中国探
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该报告提出要以苏联为鉴，调动国内外
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论十大关系》主要是
讨论经济建设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如下两个问题：一是探索与苏联有所不同
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该报告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
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今后应根
据形势和经验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
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建设。从长远看，这样反而能够更好
地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和加强国防。二是已开始触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
题。报告提出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并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
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①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明确指出：
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
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
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
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
设方针，强调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的发展速度，把
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大
会还提出三个主体与补充，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
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
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
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
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上述提法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无疑是一个突破。大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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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还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中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
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
划 （1958—1962）的建议》，该建议要求到196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
年的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
％左右，钢产量达到1050—120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5000亿斤左右，国民
收入增长50％左右。
实践表明，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曲
折的过程。当时主要是涉及两个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
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究竟是“以阶级斗争
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
究竟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还是不顾
各种客观限制而规定国民经济过大的规模和过高的速度。从1957年至1976
年长达20年之久的时间中，中国在对待上述两个问题上都一再发生严重失
误，导致严重的后果。
（2）“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及其后果
1958至1960年是中国“大跃进”时期。“大跃进”的提出，标志着中
国力图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过程中开辟一个新的局面。然而，
实践已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而且造成严重的后果。
1958年5月，中央召开了八大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
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
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夸
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国民
经济的综合平衡。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八大一
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如钢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
万吨；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如粮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从
此后，第二个五年计划转入了“大跃进”的轨道。
“大跃进”的口号最先是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提
出的，认为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在1958
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其主要标志
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
标。
大跃进突出反映在全民大办钢铁方面。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以纲
铁翻番为中心，“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在
能源、交通、设备、材料供应等方面优先满足钢铁生产的需要。在1958年
开工的大中型钢铁项目达到1587个，钢铁投资高达35。7亿元。实行大跃进
的结果，虽然钢产量经过突击达到了，也为今后地方工业的发展奠定一定的
基础，然而却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产品质量下降，原材料和
燃料消耗增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三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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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损失，也影响以后两年经济的发展。1958—1962年，社会总产值年平
均下降0。4％，农业净产值年平均下降5。9％，轻工业年均下降2％，国民收
入年均下降3。1％，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下降4。7％，居民消费水平年均下
降3。186 3％，在此期间只有重工业年均增
长3％。与此同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明显失调。1960年同1957年相比，
在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例由24。9％提高到39。6％，直接减少了当年的消
费基金；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了22。7％，粮食产
量减少了1031亿斤，降到1951年的水平，工业和农业产值的比例由5。7∶
4。3变为7。8∶2。2。1958—1960年，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55
％下降到33。4％；财政收支严重失衡，三年的财政赤字达到169。4亿元，货
币流通量增加了82％。在三年“大跃进”期间，人民必需的消费品已难以保
证基本需要。1957—1960年，全国人均消费的粮食由406斤降到327斤，猪
肉由10。2斤降到3。1斤。
和“大跃进”一样，人民公社也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产
物。人民公社化最早是从1958年3月成都会议提出把小合作社并成大合作
社开始的，各地试办了一些1000户以至数千户的大社。如河南省遂平县嵖
岈山卫星社在1958年4月把27个小社合并成拥有9369家农户的大社。7、
8月间，《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
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不久，
河南新乡七里营社就办了一个人民公社。8月份毛泽东视察了这个社，指出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认为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可为农村过渡到共
产主义创造条件。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
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
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把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
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向高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将过去全国75万多个农
业生产合作社 （1。2亿多农户）合并为2。7万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
是“一大二公”。其“大”表现在：原来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农户为160
户，而人民公社则扩大到4600户左右。其“公”表现在：在合作社合并后，
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公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从
而导致原来各个合作社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把社员的自
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业等收归社有，与此相适应，还取消了集市贸易；
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
的房屋、家俱；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采取大兵团作
战的方法进行工农业生产。这些做法实质上是对农民的剥夺，挫伤了农民的
积极性，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9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
提出要纠正“共产风”，中共中央先后于同年12月和1959年3月作出了《关
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 《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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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
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批判了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
以按需分配原则的错误思想，并针对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
错误倾向，强调在今后一个必要的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该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
和存款，在公社化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同时规定：“人
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规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是进行
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关
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明确提出了人民公社是以生产大
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
所有制，并规定了三级各自的职权范围。当时毛泽东概括为十四句话：“统
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
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
别。”上述措施对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左”的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在1959年秋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左”的东西又复活起来，导致1959
—1960年粮食的大减产。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3000万吨，1960
年又比1959年减少了2650万吨。
（3）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
由于坚持以钢为纲的大跃进以及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经济比例失
调的严重局面日趋加剧，特别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轻工业生
产也因此而招致急剧下降。中国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1960
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
均粮食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
减少70％。1960年秋，苏联政府又突然单方面决定撕毁几百个合同和全部
撤走在华专家 1000余人，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使中国经济更加陷于困
难之中。
为了改变国民经济严重的困难局面，1960年秋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
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年9月30日，
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
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
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1961年1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向全国人民宣布：1961年应当适当
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采取巩固、
充实和提高的方针。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指方针的重要转变，“大跃进”和向
基本社有制过渡宣告停止，中国民经济从此进入了调整时期。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该方针的重点是放在调整上。为
调整经济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①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和加强农业。为了发展农业产，除了采取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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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增加农业第一线劳动力、减少粮食征购量、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等措施
外，还采取如下若干重要措施：一，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生产
队（即原来的生产队，规模大体相当于过的初级社）。1962年9月，在党的
八届中全会上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条》）
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算，自负盈亏，直接
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生产队集体有的大牲畜、农具，公社和大队都
不能抽调；生产队对生产的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权。并决定这种制
度至少30年变。上述规定能较好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有利于保
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也有利于调动员的生产积极
性。第二，与过去相比，经营管理方式比较灵活样。《六十条》规定，为了
便于组织生产，可以划分固定的或者时的作业小组，划分地段，实行小段的、
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
副业生产，畜、农具、水利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要实行责任制。有
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1962年，在某些地区出现了包产到的形式，个别
地区出现了分田单干。第三，破除供给制，实行按分配。 《六十条》规定：
按照社员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生产队逐步制订各种劳动定
额，实行定额管理。凡是有定额的工作，按定额记分；无定额的工作，采用
评工记分的办法。分配办法的改变，实际上废除了过去所实行的供给制与工
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取消了“公共食堂”，从而有助于克服分配上的平
均主义。第四，恢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曾被取消的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