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当代经济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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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取消了“公共食堂”，从而有助于克服分配上的平
均主义。第四，恢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曾被取消的自留地、家庭副业
和集市贸易。《六十条》规定，社员自留地，包括饲料地、开荒地合在一起，
可以占生产队耕地的5％到10％，最多不超过15％。规定社员家庭副业的产
品和收入归社员所有，由社员自行支配。在完成国家定购合同以后，可以拿
到集市上出售。
②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为了压缩基本建设
规模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了对基本建设的集中统一管理。规定基本建
设资金不再由地方财政包干，改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严加控制并减少部
门、地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同时，改变基本建设审批的权限。规定大中
型建设项目一律由国务院或或国家计委批准，一切基本建设都必须按审批权
限报请批准，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所有建设项目的设计任务要经过批准，
才能列入年度计划，所有建设项目要在设计文件经过批准和各种建设条件落
实以后，才能动工。同1960年相比，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384亿元减少
到67。60亿元，积累率由39。6％降为10。4％，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
③缩短工业战线。对那些缺乏原材料、肖耗高、质量低、经济效果差的
工业企业，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经过调整，全国工业企业数由1959
年的31。8万个减少到1962年的19。7万个，减少了38％。还降低了大多数
重工业的生产指标。与1960年相比，1962年重工业产值下降了58。6％，它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52。1％降为32。3％。与此同时，精简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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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动员回农村。到1963年6月，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城镇人口压缩
了2600万人。
经过全国人民不到两年的努力，经济调整取得较明显的效果，整个国民
经济开始扭转了下降的局面。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2年与1961年相比，
农业总产值增长6。2％，粮食增产250亿斤，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工业生
产形势也开始好转，特别是轻工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
重，由1960年的33。4％提高到1962年的47。2％。1962年财政收支平衡，
结余8。3亿元；货币流通量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上年水平相当的情况下，
减少了15％。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改善。1962
年同1960年相比，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11斤，猪肉增加1。6斤。从1963
年起，又用三年时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 1965
年，经济调整的任务已胜利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以及
主要产品产量都大大超过了1957年，其中不少经济技术指标创造了历史最
高水平。1963—1965年，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4。7
％和15。5％。
（4）十年动乱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
1966年，正当中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
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
使中国经济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灾难性破坏和损失。
①在经济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的泛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一直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始终，这个口号一方面严重冲击甚至代替了经济
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另一方面又作为经济建设和企业工作的纲领。通过所谓
的“革命大批判”否定正确的经济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理论观点，造成经
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上的严重混乱。一是批判和否定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方针
政策。如把在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家庭副
业，开放集市贸易，以及在局部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批判为“刮
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并鼓吹搞所有制的穷过渡；把坚持社会主义
的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说成是“腐蚀工人阶级”，是“产生贫富悬
殊和阶级分化的经济根源”；把国家必要的宏观控制批判为“条条专政”。
二是批判和否定合理的经济管理的规章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特别是在经济调整时期，党和政府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农业、工业、
商业、教育、科技等方面制订了许多较合理的规章制度，然而在“文化大革
命”中却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否定。如1961年中
共中央颁布的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
该条例提出有关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指导原则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在实践中
尚未来得及全面实施就被批判和否定了。三是批判和否定有关正确的经济理
论观点。如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必须坚持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原
则。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以及受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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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著作中某些观点和设想的束缚，把这些社会主义原则作为必须限制的
“资产阶级权利”而加以否定。
②经济组织体系陷入严重瘫痪的状态。1966年下半年，当时的动乱主要
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尚未被打乱。然而，在1966
年底这场动乱扩展到工业交通企业之后，特别是在“全面夺权”中，经济工
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使国民经济的运行失
控。如作为最重要的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于受政治动
乱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机构就被打乱，工作基本陷于停顿。1967
年和1968年甚至没有编制年度计划。1968年12月成立了一个仅十几个人组
成的业务班子，并规定原国家计委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搞所谓“斗、批、改”。
1970年6月，又决定将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业交通办公
室、国家统计局、国家物价委员会、劳动部、物资部、地质部、中央安置办
公室等9个单位合并，成立“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全部编制为610人，
仅占原有编制的11。6％。
③动乱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国民经济
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10年动乱中，中国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
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一，中国经济曾几次大幅度下降。第一次是1967和1968年的经济倒
退。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比1967年再下降
4。2％。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比1966年分别下降了13。4％和13。3
％，国家财政收入下降了27％。第二次是1974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四人帮”把矛头指向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导致这一年经济停滞不
前，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比1973年仅增长1。4％和1。1％，而财政
收入下降8。4％。第三次是1975年底开展所谓“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运动，
使1976年经济又呈现混乱状态。1976年同1975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仅增
长1。7％，而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则分别下降2。7％和8。5％。①
第二，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首先是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第四
个五年计划纲要 （1971—1975年）规定了各项高指标，1970年之后又重新
出现基建规模过大、超过国力可能的倾向，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 1969
年的23。2％急剧上升到1970年的32。9％，1971年再上升到34。1％，以后
一直维持在31％以上，1970—1976年年均积累率为32。6％。高积累是靠压
缩人民的消费达到的。其次是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在投
资总额中重工业投资的比重，“三五”计划为54。5％，“四五”计划为52。1
②
％，比“一五”计划重点发展重工业时期尚分别高15。8％和13。4％。此外，
① 谢明干、罗元明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第17 页。
② 谢明干、罗元明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第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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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内地、沿海工业和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方面，过分强调战备和内地
建设，使“三五”、“四五”计划中内地建设投资比例分别高达66。8％和
53。5％，并强调“靠山、分散、隐蔽”，从而浪费了大量资金。
第三，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下降。国民收入总额在10年中有一定增加，
但主要是靠外延生产方式达到的。从经济效益看，不是提高，而是下降。1976
年，全国约有1/3以上的企业亏损。国家财政1967—1976年连年发生赤字，
财政赤字累计达65。1亿元。
第四，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65—1975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下降
6％。10年中，人民吃穿的消费水平踏步不前，甚至下降。1976年同 1966
年相比，粮食从每人消费190。5公斤提高到191。5公斤，仅提高0。5％，低
于1952年的水平；食用植物油从1。75公斤降到1。6公斤，下降8。6％；猪
肉从7。05公斤提高到7。25公斤，仅上升2。8％。在居民住房方面，据1978
年对182个城市统计，人均为3。6平方米，比1949年的人均4。5平方米还
少。①
在“文化大革命”中，1971—1973年和1975年曾经由周恩来和邓小平
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们同“左”倾错误和“四人帮”
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整顿，但由于“四人帮”在中央占据
重要地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3。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改革在农村的突破
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然而，农业管理体制
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都比较缓慢，
1978年还有一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业管理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
是，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难以保证生产队的自主权；经营管理过于
集中；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农村改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①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粉碎“四人帮”以后，安徽、四川两省的
农村最先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最初一般
实行的是联产到组责任制，随后许多地方又逐步将联产到组发展到联产到
人，并进一步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从而突破了人民公社原有的经营
管理制度。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有一个逐步认识的
过程。早在1956年我国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包产到户就曾被不同地区的
一些社队所采用，后来在1959年、1961年、1964年和1970年在全国一些
① 谢明干、罗元明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第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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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又实行了包产到户，然而均先后被批判、“纠正”和禁止。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全党对包产到户的认
识和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1979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
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
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允许包产到户
这种形式的存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
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强调，“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
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
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农
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生产的产品“保证
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
配的自主权，既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又纠
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单一等缺点，从而解决了我国农业长期以来没
有解决的根本问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
在80年代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到1980年底，全国
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年初仅占生产队总数的1。1％上升到
14。9％，至1982年6月为86。7％，1983年初又进一步提高到93％。到1987
年，全国有1。8亿农户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实践表
明，这种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农民的拥护，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1983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当前农业经济政策若干问题》
文件指出，这种联产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分散经营和统一
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
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它和过去小私有的
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并指出，联产承包制“既可适应当前手工劳动
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
要”。
②撤销了原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了乡村政权机构。由
于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公社机构，实际上具
有直接支配集体经济组织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权力，生产队的自主权更难得
到保障。同时，在政社合一的体制下，由于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公社一级管
理机构可以凭借政权的力量，往往容易忽视经济手段的作用，难以消除命令
主义、瞎指挥等不正之风。为了克服这些弊病，必须对“政社合一”的制度
进行改革。1980年先后在四川、江苏等地进行政社分开的改革试点，然后在
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
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普
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
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 （镇）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