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1-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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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这些大学通常留给世人眼中的传统形象之外，去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我们又有幸听到世界著名大学的现任校长谈大学。
加州大学的佰克利分校校长说，大学“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它“总是站在批评的最前沿”，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前沿”；牛津大学副校长说，“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斯坦福大学校长则说，大学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
如果说巴黎大学生气勃勃的斗争精神，博洛尼亚大学高擎理想主义旗帜的使命感，牛津的博大、古典，剑桥的孤傲、恬静的书院气息，哈佛的内在精神……是以各自独具的特色共同体现了对一种大学理想或者说大学灵魂的执守，那么，当代那些世界名校校长们的谈话则表明，这些大学在对理想的执守中又发展和丰富了它。不论是作为批评和创造的前沿，还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或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由它们标示的大学形象都是相当现代的，但内蕴在这些现代形象中的，仍是那不被风暴摇撼、不受时光溶蚀的大学之魂：以超脱于任何潮流，超脱于任何阶级、派别和权力机构的独立精神去保持和发展人类的自由知识和人类价值。正是成为大学之魂的独立精神，使大学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创造与毁灭两种力量无休止的冲突中始终代表着创造的力量，在人类苦苦追寻理想的过程中，大学则既是人类在意识中进行伟大探险的先锋，也是世世代代人类赖以支撑的理想的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忠于伟大的理想，担负起传承伟大遗产的使命，又忠于光荣的探求，去开拓思想和知识的疆域——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传统。这传统是一种自我滋养的创造性源泉，也是大学能在任何外力作用下保持自己稳定流向的力量。开拓者的蓬勃精神就搏动在忠实执守着的传统中。
（二）
大学的独立以及作为独立标志的自由特权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来的。欧洲所有古老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争独立的斗争。巴黎大学还在雏形阶段就为了取得自治权而联合和斗争。作为教会的神学院，巴黎大学一开始就处于教会的严密控制下；作为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教学和学术中心，王权和地方行政当局也觊觎着这块地盘，千方百计要插手和干预它的内部事务。处在教会和世俗势力双重夹击下，巴黎大学争取自治的道路艰苦而漫长。在与教士进行过无数次争执的斗殴后，巴黎大学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取得国王特许证书，摆脱了主教们的监督、控制和干涉。接着又是与警察的长期斗争。1229年，巴黎主教借学生与市民的冲突对学生提出起诉，摄政王太后下令抓捕学生。在与国王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中，学生死伤很多。师生愤然罢课，并撤出巴黎。罢课和撤离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因为正如当时一位红衣主教所指出的，巴黎大学教授学习美文学的潮流“灌溉和肥沃了世界教会的天堂”，但师生的撤离出走使这个一直在巴黎城有力传播着的潮流“冲出了它的河床即巴黎城”，这个潮流将“因而减弱以至消失，就像一条溢出河床的大河，涌进许多溪流然后干涸”。1231年，长达两年的罢课带来的“大河干涸”的威胁使得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出面调停。这位法学家出身的教皇以创办异端裁判所和维护教皇特权著称，但正是他发布了有大学“独立宪章”之称的教谕《知识之父》，确认了大学的法权自治和结社权、罢课权、授予学位的专一权这三大特权。并确认只有教皇才是它的最高监护人。这份由教皇亲自制订的独立宪章使巴黎大学最终彻底摆脱主教控制而取得作为自治团体的法律地位。这一地位也得到国王和王太后的承认。
从此，就如十三世纪另一位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所说的，巴黎成了“生命之树”，它吸收了欧洲各国最好的学生和许多来自各国的最优秀教师，巴黎大学则成为了“法兰西国王的大公主”、“教会的第一所学校”，而且还是神学事务中的国际仲裁人。但学生仍然经常罢课、打架。他们既反对教皇的监督，也拒绝国王的监护。在很多时候，不论是主教们还是国王的警察都对巴黎大学无可奈何。这种为了独立自治而不屈斗争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1968年从法国开始，波及欧美、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就肇始于巴黎大学，这次学运是大学生对僵死、停滞的教育体制的社会不公的抗议，也是这所大学的独立精神、罢课传统在现代的一次大展现。它导致了戴高乐政府下台，还结下一个硕果——《富尔法案》在当年11月颁布。这个在法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法案再次明确重申了大学自治的原则。
当今欧洲最著名的那些大学中，除了由乔治二世出资建于十八世纪的格廷根大学由于国王明智，做了该做的事而不去干预不该干预的事，它有幸一开始就不受干预地自主办学；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学都有着与巴黎大学相似的为独立自治而斗争的经历。其中，博洛尼亚大学早在十二世纪就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那里取得特许状，外籍大学生可以不受博洛尼亚市的法律管辖。但市政当局限制教授们在各个城市自由流动，并干预他们的职称授予。一系列冲突触发了罢课，引起大学师生迁移出走。当局被迫让步，1278年，博洛尼亚大学最终获得独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反对国王干涉的斗争得到教皇保护，这打下了独立自治的基础。但这两所大学在维护和扩展自己的自治地位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学袍”与“市镇”的争执、械斗。几乎是每斗一次，市镇就吃一次亏。历史上，甚至发生过剑桥的市长剔出教会的事。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大学表现出来的社团精神、不受任何派别控制的独立性和表示异议的倾向，使大学成为一种令社会上各种势力都感到不安的力量，诚如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戈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无论对教会、国家世俗政权还是地方当局，“它都可能是特洛伊木马。它是无法归类的。”大学时而与教会势力斗，时而与世俗势力斗，它们利用国王的特许状反对教会控制，又利用教皇的保护反对国王和其他世俗势力。大学就在这二权之争的缝隙中摆脱了教权和王权的控制而独立，在欧洲成为与教会和世俗政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关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权力格局，人们常以“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的名句来描述。其实这不完整，还应加上一句，“亚里士多德的事归亚里士多德”。在知识这个广阔无垠的“国土”中，它的主人是学者。这种三元分立的社会格局保护和激发了欧洲社会的活力，使欧洲在表面的混乱下奔腾着汹涌不息的创造力。而大学，由于其传统的独立精神、批判创造精神和理想主义，它既开风气之先，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创造力源泉，又“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为欧洲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教会和民族国家的精神和文化的整合力。
（三）
说到大学的“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当然会令人想起牛津、剑桥不为世风所撼的古典神韵。这一对大学中的孪生子以对人生中永恒因素——心智和精神——的持久关注对抗工业文明时代的物质主义，以对失败者的同情和充当忠诚、信仰等一切被冷落但有价值的东西的家园和庇护所的姿态傲视炎凉世态和短见的实利主义；也会令人想起怀抱伟大梦想的博洛尼亚大学，它致力于在意大利重现古罗马文明的辉煌，致力于唤醒由这个古老文明传播的世界公民理想，在饱经战乱和民族仇恨之苦的欧洲推动民族和解和超越民族国家的联合；还令人想起“不平则鸣”的巴黎大学。叶芝有一句诗，大概是“一阵疯劲来了，连穿缁衣的死人也会摇醒”，把这用于巴黎大学，非常传神；尤其会令人想起所有这些大学坚持把自己作为人类对话基地，顽强地坚守着真正知识生活的条件：自由，自治、超然，独立……
所有这一切，无不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在这光辉映照下，人类在数世纪中追求的自由、宽容等基本价值犹如亘古长明的灯塔，激流漩涡不能吞没，狂风暴雨不能熄灭。而大学本身，在世界还并不宽容并不自由的情况下，它就是自由和宽容这一人类理想的象征。大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张开双臂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在这里，学者们独立地提出问题，异常活跃地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探索；青年学生们则从这里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对话和进行思想交锋，并从这里获得广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大学的宽容和自由还使人们的精神可以往很多方面去发展。无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还是对内心生活的专注、思考和默想，都受到鼓励和包容。这里也酝酿和容纳各种见解，不论这些见解是传统的、守旧的，还是新奇的、怪异的，都有立脚之地。四十年代两度到过剑桥的肖乾先生在《负笈剑桥》一文中记叙了他当时的所见所闻。他惊异地发现，在这个孕育和催生划时代科学思想的基地竟有一位心理学教授专注于鬼学研究，并对他大谈人鬼之间可以互递信息。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偌大个剑桥，除了此公，无人信鬼，虽然不是没人对此公有非议，但鬼学家既没有被大学评议会除名，也没有遭同僚们孤立、歧视或鄙夷，当然，更没有被讨伐。鬼学家在剑桥安然无恙地存在着，安然无恙地继续着鬼学研究。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大学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正是这种连鬼学都可以容忍的学术自由，可以解释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这些惊世骇俗的理论何以能相继在剑桥问世。
关于学生的自由，裘克安编著的《牛津大学》一书中有很有意思的记叙。牛津的学生有许多社团、学会俱乐部供他们自由选择。创立于1826年的“牛津协会”是牛津众多学生社团中的一个。这个协会每周举行一次辩论。题目一般预先确定，发言人各择赞成的或反对的一方，力陈己见，驳斥对方。最后进行表决，以观听众倾向。最有名的一次辩论是在1933年2月9日举行的。题目是“本会在任何情况下将不为国王和国家去打仗。”如此怪论，经过辩论，竟以275比153票通过。当时舆论哗然，视之为青年堕落的证据。其实，当二战爆发后，大学生慷慨奔赴反法西斯战场，为国捐躯者极多。然而，牛津对怪论的包容给了学生不受拘束地发展自己思想的最佳条件，学生得以在各种观点的见解和交锋中去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并使自己的思想因受到砥砺而成熟。而众多学生社团的存在则不仅折射出学生课外生活的丰富和自由，还体现出牛津大学的一个基本的教育思想，这就是牛津大学副校长卢卡斯教授去年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谈的，也是牛津在传统上一直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全面发展”。
其他大学也有同样的风范。是自由和宽容使置身于大学中的师生去掉了心灵的镣铐，让思想和精神自由生长；是自由和宽容，使大学具有一种朝向未来的张力。记不清是谁曾把欧洲的中世纪喻为一条很长很长的神秘隧道，走进去的是正统基督教，走出来的却是罗马天主教。可以套用这个有趣的比喻换个说法，走进去时沉寂无声、了无生气，出来时却喧闹沸腾，摄人心魄。无疑，正是作为中世纪最重要发明物的大学，在促成这神秘变化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大学拥有的自治地位和自由特权在“无声的中世纪”孕育了使欧洲大放异彩的文艺复兴知识精英，推动了风靡全欧的新知运动。在此之后，同样是大学推动了知识向广阔领域开拓，向纵深地带挺进。即使在谎言可以任意传播，真理被当作异端搜索和镇压的专制暗夜中，大学仍是一块自由的绿洲，由这里点燃的思考的火炬，早晚要烧掉谎言编织的帷幕。
在由大学展示的理想和坚守的价值中，世界主义和民主性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知识无国界，真理无国界。大学作为知识圣殿和追求真理的场所天然地倾向于人类合作和世界一体。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基督教的普遍性呼唤和由各个大学来体现和传输的世界精神与正在崛起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一种建设性关系，成为一种使觉醒中的民族精神免于狭隘的平衡力。在民族主义狂热一再威胁人类的当代，大学传统的世界主义精神更是一付解毒剂，它突破由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树起的藩篱，注目于被种种夸大了的差异所掩盖的人类共同特性，透过多样性来揭示人类的统一性，通过对生态危机、人口爆炸、核威胁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来揭示人类共同命运。而大学在科学、文化领域进行的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合作则展示了一种人类团结的可能前景。
说到大学的民主性，诚然人们也许会根据部分大学，例如牛津、剑桥曾在历史上长期作为贵族学校而存在的事实提出异议。然而，在等级分明的中世纪欧洲，是多数大学首先突破等级的界线而面向一切有才华的人。牛津，剑桥这样的贵族大学以另一种独特方式体现出民主性，譬如，它们共同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的教育方针，校长的选举制，重大问题通过投票决定，等等。至于前面提到的“牛津协会”辩论，其实就是作为现代民主国家一大特征的议会辩论的预演，青年学生在这类活动中得到的是民主素质的最好训练。最重要的是，在近几个世纪人类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大学以对教育民主化的追求站在了前列。建于十八世纪的格廷根大学当时在收费上就有一条规定：贵族生注册费是平民生的六倍，这种‘不平等’的收费规定体现了处于专制社会中的格廷根大学禀持着一种不分贫富，人人享有平等学习权利的教育民主化理想。把教育民主化运动推向高潮的，首推美国的大学，不论它们是建于殖民地时期还是独立战争之后，这些大学致力于打破部分人对高等教育的垄断，致力于使学校成为扩散学问的地方。而且，大学遍布各个社区的条件，也在事实上使大学向每个公民打开了大门。而在欧洲，发生在1968年的巴黎学潮对欧洲教育民主化作了强有力的推动。在巴黎学潮前，欧洲高等教育比较落后。当时，苏联大学生人数三倍于欧洲共同体，美国则五倍于欧洲共同体。“五月风暴”中的大学生受正义感引导，激烈反对仅能接纳少数人进大学、导致许多优秀人才被埋没的法国教育制度。学潮后经过改组而大大扩展了的巴黎大学提出的教育主张是：大学应该通过教育民主化与社会不平等作斗争。还提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移民等弱势群体都应有权接受大学教育。基于教育民主化的理想，欧美大学还逐渐承担起终身教育的新职能。
这些大学在教育民主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再次表明，它们不仅有坚如磐石的信念，而且最敏锐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并始终站在变革最前沿。
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
质疑创新教育
？ 刘铁芳
我们似乎习惯于通过某种“热潮”、“运动”来推动新的教育理念、教育目标的深入和教育的革新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