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1-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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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材料特别值得任何想对钱先生的学问做出整体评价的人注意：一是他在反对王国维用叔本华哲学框定《红楼梦》时曾说：“盖自叔本华哲学言之，《红楼梦》未能穷理窟而抉道根；而自《红楼梦》小说言之，叔本华空扫万象，敛归一律，尝滴水知大海味，而不屑观海之澜。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厄。”（《谈艺录》35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意味着，他认为《红楼梦》是大海之波澜，叔本华哲学不过是“尝滴水”而欲“知大海味”，强纳“万象”于“一律”而得出的结论。前者深广无限，后者自有限度，决不可以后者为“刑床”来裁判前者。二是1986年，他在《致胡乔木》一信中又指出：“另一弱点，则今之文史家通病，每不知‘诗人为时代之触须’（庞特语），故哲学思想往往先露头角于文艺作品，形象思维导逻辑思维之先路，而仅知文学承受哲学思想，推波助澜。”对重哲学轻文艺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并强调，正是海斯努斯的《寓言集》、卡夫卡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启发了海德格尔、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文学始终具有导一切理论之先路的功能而不是相反（《钱钟书散文》425、42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正因为如此，钱先生宁愿沉浸大海以观澜，而不屑于抢占“顶峰”囊括宇宙于一论。他抚摩每一片波涛，兴味盎然；瞩目每一滴水珠，智趣横生，并始终保持对宇宙人生的敬畏感和惊奇感。然后，随缘说法，步步莲花，用谦逊而又充满智慧的微笑引领人们走向“人而上学”境界。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哲学的人学”条介绍，自20世纪20年代起，西方人对宇宙人生的探索已跨越了宇宙论、神学，认为“人是神的写照”的人本主义、“伟大的理性主义”等阶段，进入了以“人而上学”为标识，否定“普遍的真理公式”、“真理的固定准则”，以不断探索宇宙人生特别是“每个个人生活的不可崇拜的奥秘”为职志的哲学的人学阶段。钱先生自觉地抵制“伟大的理性主义”的诱惑，注目于“具体人的生活经验”，探索含蕴在生活经验中的种种奥秘，不仅在“理论专制”、“顶峰论”猖獗的时代具有反叛意义，也显示出他是我国哲学的人学方面的先行者。我们对他的理解与学习，不是太深太多，而是太浅太少。任何抱残守阙式的指责，都无损于钱先生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光辉。
自由之辨与辩
？ 驿 桥
念楼小抄（之四）
庄 子 三 题
？ 钟叔河 文
何立伟
画
运 斤
■
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时，回头对跟随他的人说：
“从前有个郢地人，在自己的鼻尖上涂一小点白粉，薄得像苍蝇的翼翅，让一个姓石的师傅来把它弄掉。石师傅抡起一柄大斧，呼呼生风，放势一斫，白粉全削掉了，鼻子却一点没伤，那郢地人站在原地纹丝不动，面不改色。”
“宋元公听说，要人找来石师傅，叫他：‘给我再斫一次。’石师傅道：‘我的确能斫，不过，我的对手现在已经死掉了。’我也一样，自从惠夫子死后，我也没有对手了，没有人可以交流了。”
【念楼曰】
大斧抡得呼呼地响，一斧砍掉鼻子尖上薄薄一层白粉，却没伤到鼻子尖，神乎技矣。但我看更神的却是那位鼻尖涂白粉的人，涂粉固然容易，站在那儿纹丝不动面不改色，却非要对对手的本事有充分了解绝对信任不可，此则大难。
昔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盖知音本极难得，或有一焉，而因故不得不中道分离，这便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留下来的只有深深的寂寞和遗憾。
【庄子·徐无鬼】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垩尽而鼻不伤。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曳 尾
■
庄子在濮水上钓鱼，楚王派两位大夫来传达他的意思道：“希望将楚国的国事烦累先生。”
庄子手拿钓竿，头也不回地道：“听说楚国有只神龟，三千年前就死掉了，被包装得好好的，供奉在庙堂上。你们说，它是愿意像这样成为一副死骨头和甲壳受供奉呢？还是宁愿活着拖起尾巴在泥里爬？”
“可能会愿意活着在泥里爬罢。”两位大夫回答。
“那么，两位请回吧。”庄子道：“让我拖起尾巴在泥里爬吧。”
【念楼曰】
学而优则仕是古代读书人的发展模式，孔夫子周游列国，全是为了跑官，庄子则是有名的“另类”。
与庄子同生于二千三百年前（比那只死乌龟还少七百年）的希腊哲人Diogenes，冬天住在一只木桶里。征服世界的亚力山大大帝亲临木桶，问他：“我能为您做点什么？”答复是：“请走开，不要遮掉我身上的阳光。”
俗说“人到无求品自高”，于庄子及D氏见之。
但是，如果来到濮水边的不是楚大夫而是秦皇帝，故事的结局不知怎样，也许咸阳被坑的人数会再多一个，成为四百六十一名罢。
【庄子·秋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盘 礴
■
宋元公想要画一幅画，知道以后，画师们争先恐后地都来了，恭恭敬敬地行过礼，便簇拥在元公的周围，还有差不多一半的人无法接近，只好站立在外边。大家一面听取指示，一面舐的舐笔尖，调的调彩墨，个个手忙脚乱。
只有一位画师，他到最后才不慌不忙的走来，行敬接受任务后，并不留下站着，回头便走。元公注意到他，派人跟着去看看。只见他回到自己的住处，立刻脱掉大衣裳，袒露着赤膊，伸起两条腿坐在那里，一副十分放恣的神气。
“行呀，这才是真正会画的人呢。”宋元公说。
【念楼曰】
闻风而动，恐后争先，乃是文艺侍从们听到有创作任务（更不要说是有大奖）时的常态。对于领导意图，惟恐领会不清，需要察言观色，贴身紧跟乃是当然之理。若迟来一步，被挤出圈外，先意承志便谈不到，机会也就泡汤了。
这次宋元公却不从忙着舐笔头的诸位画家中物色，偏偏注意到“解衣盘礴”的这一位，实是例外。
【庄子·秋水】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盘礴，裸。君曰：“可矣，是真能画者也。”
世治藏于国
——五十年代初私家藏书捐赠实录
？ 徐 雁
在中国藏书史上，将自己或祖上珍藏的书籍捐赠国库或近代公立图书馆的事迹，可谓不绝于书。因为藏书界人士久有“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南唐书·鲁崇范传》）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一种“优良传统”吧。但百川归流式的捐出热潮，还是要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五十年代初期。
1949年6月，著名藏书家周叔彛壬氏冉Ｄ诠卤舅伟妗毒涫臀摹芬疾峋柘赘猓玫绞比位比嗣裾飨匚涞陌弊矗骸盎讲匚校砸嫒嗣瘢饪凹涡恚赜璋保宰时硌铩！敝芄司伲Ｈ郝祝婧笏饺瞬厥榈木柘兹瘸敝壬Ｍ�9月15日，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颁发奖状，表彰了北京松坡图书馆干事会将该馆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的行为。
次年元月，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济苍、瞿旭初遵其先父瞿启甲（良士）遗志，先后将其家藏宋、元、明善本书籍72种、近2000册，通过文化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浙江杭州余翼将其父余绍宋所遗留柯堂遗书和碑帖1。3万余册捐赠浙江省图书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字夷初，号石翁，浙江杭县人，1884～1970）也将其在杭州的存书1944册，捐赠浙江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稿本、抄本的明刻本90余种；所藏文物则捐赠浙江博物馆。瞿氏、余氏和马氏踊跃捐书的举动，对我国文教界和收藏界人士的捐献行为发生了有益的影响。〔1〕
1950年整整一年，是我国私家捐献藏品最为踊跃的时期，书籍也不例外。仅到同年9月18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起草《一年来“文物工作”纲要》时写到：
由于人民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爱戴与信赖，一年来将其私人所藏的文物、图书捐献出来的很多。其中，以刘肃曾捐献的虢季子白盘、朱桂莘捐献的岐阳王世家文物、熊述匋（捐献的原钟、张子厚捐献的汉石羊、张伯驹捐献的宋人、尺牍、赵世暹捐献的水利文献、傅忠谟捐献的宋元明刻本及抄本、常熟瞿氏捐献的宋元刻本、翁之熹捐献的明清抄校本书籍等尤为国之重宝。化私为公，得为人民所有，实为从来未有之举。其他，华东、西南、东北各地区人民捐献的文物、图书，尚有不少，未能列举。
又，在此一年中，由各地区、各机关移送到中央的，和中央购买的重要文物、图书为数也很多。足以表现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民族的文物、图书一贯的重视的政策。〔2〕
1951年1月，文化部文物局在其发表的《一年来文物工作概况》中曾特别指出：“……接受了不少人民的捐献，并收购了不少重要的文物、图书。”至于政策方面，当1950年1月7日，瞿氏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善本以后，郑振铎就及时致函答谢致敬，表彰其化私为公的精神：“此项爱护文化、信任政府之热忱，当为世人所共见而共仰。”
次年5月21日，郑氏在一通致浙江省文教厅负责人的函中，也谈到：“中央对于捐献文物、图书的人，向来极为重视，经常的不忘记他们，也经常的照顾他们。他们信任人民政府，我们也信任他们。不仅借以鼓励后来的捐献人也。”〔3〕
也有的地方政府则发布文件号召人们捐书捐物。如1951年6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发布通告，号召各界人士踊跃捐献私人收藏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简牍、图书、金石拓本、名人书画和历史档案。
建国之初，北京图书馆是我国许多藏书家心目中理想的私藏终结之所。如1952年8月，周叔彛壬俅尉柘琢松票臼榧�715种、2672册；1953、1954两年，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炽邦、瞿耀邦、瞿熙邦，也再一次向北京图书馆捐赠了古籍369种、700册〔4〕。次年，周叔彛壬忠淮尉璩龀炯芽�32种、120册等。
再如以收藏南明文献著称的朱希祖的郦亭遗藏，先由柳亚子介绍，由其子朱偰（1907～1968）将此专藏5大箱，捐献北京图书馆；数年后，又由郑振铎、王秋治介绍，捐献了宋版《周礼》、明抄本《水经注》等珍贵版本；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则再次捐书，约有数万册图书为南京图书馆收藏。〔5〕
周氏、瞿氏、朱氏等藏书世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私藏捐献政府，均以实际行动生动地表明了当年藏书之家“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爱戴与信赖”，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说服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日的捐书风气。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藏书事业史，我们不难发现，自1950年以后，北京图书馆获赠甚丰。当年，柳亚子捐赠了其收藏的全套《向导》、《中国青年》等杂志；傅增湘长子傅忠谟秉承其父遗志，将其生前珍藏的宋版百衲本《资治通鉴》、宋抄本《洪范政鉴》，以及手校本480种、共3500册和书斋用品28件；顾颉刚捐赠了《永乐大典》3册、甲骨两盒和《东方杂志》（1904～1937）108册；马荫普捐献了藏书192种、1647册，画片176张；江西南丰赵世暹捐献了所搜集到的水利文献资料53件。北京大兴收藏家冯大将所藏包括毛公鼎铭文2方在内的古董和书籍17605册捐献，后分别由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收藏。此外，北京图书馆还先后接收了杨荫庆捐赠的504种西文书籍，周叔彛柙纳票�715种善本等。张寿镛撰有《约园善本藏书志》，其约园以明刊、钞校本和宁波乡邦文献的收藏为特色，藏书4万余册，庋置房屋10余间，建国以后由其家属捐献国家，最后也归入北京图书馆书库。
早在1950年，许广平将位于北京宫门口西三条21号的鲁迅故居及宅内所藏书籍5195册、拓本4030件和其他文献274件全部捐献，后由文物局接受。次年7月，我国外交部领回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赠还的《永乐大典》11册；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将所藏《永乐大典》21册全部捐献中央人民政府，后此两宗珍本均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1954年，闻一多夫人捐赠闻氏手稿约170种、8841页，梁启超子女梁令娴等捐赠梁氏手稿等393种、8266页，后由北京图书馆手稿特藏部珍藏。〔6〕
除了私家藏书的捐献以外，在北京松波图书馆干事会、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的带动下，一些私营的、民间的社团机构也纷纷向人民政府捐献了自己的藏书乃至馆舍。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作为我国建国初最著名的图书馆之一，上海市文化局作为主管该市图书文化事业的职能机构，均先后接受或接收了大量藏书。
1950年，北京著名的白云观将所藏明刊《道经》512函、4725册，以及残藏本2596册捐献。1953年北京市图书馆接收了市政府调拨的原法文图书馆所藏中外文图书17万册，其中包括线装古籍84203册。
从是年至195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先后接收了华东财委会调拨赠送的前资源委员会所藏书刊87000册，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调拨赠送的海关总署所藏方志1300种、15000册，北京工学院调拨赠送的前中法大学所藏书刊61000册，财政经济出版社调拨赠送的藏书24000册，并接受了东北图书馆调拨赠送的该馆所存罗振玉刊印之书和有关东北地方的图书4000册等等。
1951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在原私立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次年9月，私立上海鸿英图书馆董事会决定将该馆捐献给上海人民政府，后由该市文化局接办。随后，私立上海儿童图书馆也由该市文化局接管，改名为上海市立儿童图书馆。同年年底，私立振业图书馆捐献给该市文化局，随后改名为上海市人民图书馆黄浦区阅览室。是年11月，刘承干致函浙江省图书馆，表明了捐献嘉业藏书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