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1-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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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婧蟾拿虾Ｊ腥嗣裢际楣莼破智睦朗摇Ｊ悄�11月，刘承干致函浙江省图书馆，表明了捐献嘉业藏书楼及其四周用地和书版的态度。
1953年6月，上海市文化局接受了私立上海合众图书馆的捐献。同年底，又接受了公私合营银行上海分行捐献的海光图书馆，其藏书后来分散给了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立儿童图书馆等。1955年，中国科学院明复图书馆也捐献给上海人民政府，由该市文化局接管。
1952年，上海市文化局接收了1871年英国传教烈士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该馆位于上海原博物馆路6号（今虎丘路20号），素以收藏东方学和有关上海的文献典籍知名，后来该馆7万余册书刊和其他宗教机构寄存该馆的2。4万余册书刊悉数归入上海图书馆。
与此同时，其他各省区、各类图书馆也分别接受到数量不等的私人藏书家的捐赠。1950年，山东济南市七家村藏书家祁蕴璞的家属，将其治学所用中外文史地书籍1736册和地图11件捐赠山东省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兼图书馆馆长张允中将家藏书籍459部、4624册和其先辈手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同年，著名藏书家周叔彛浼易逍⒂烟萌洳氐氖榧�380余箱、6万余册，全部捐献给南开大学文学院；四年后，又将中外文版书籍3000余册捐赠该校图书馆；一年后再次捐赠清代善本3100余种、22000余册予天津市人民图书馆。〔7〕
江苏南京的卢前（字冀野，1904～1951）家藏书，由唐圭璋介绍，捐献给了在吉林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所刊《天京录》书板则捐予南京图书馆。〔8〕甘氏津逮楼后人将祖上劫余之书及家族中各房旧存之书以及宋版《金碌》捐出。
1952年11月，知名方志收藏家任凤苞（字振采，1876～1977）将其天春园所藏方志2500余种，一举捐献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次年该馆又接受了顾维钧捐献的中外文图书8232册等。
这一时期最令人称道的一次捐赠，是原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的潘宗周（字明训，广东南海人，1867～1939）宝礼堂所藏宋元本，在1952年由香港回归祖国。
潘氏因壮年与杨守敬结交，乃有嗜宋本之癖，不惜重金，专藏宋元版。先后收集南宋三山黄唐刊、山东曲阜孔府旧藏之本《礼记正义》、南宋建阳务本堂刊行之本《（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等，并得袁克文所藏之大部分宋本，珍藏于工部局的保险柜中，于是名盛一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说“百宋何妨又一廛，俗人雅事喜能兼”，徐绍棨在《广东藏书纪事诗》中也说“百宋居然又一廛，缅怀荛圃结良缘”，说其收藏“二十年所积，略与黄丕烈埒”，徐氏还认为《宝礼堂宋本书录》著录宋元版本的体例，“颇可为法”。〔9〕
潘氏藏本曾经张元济、徐鸿宝审定，张氏还为之编撰了《宝礼堂宋本书录》4卷、附录1卷，收录宋本105种，附录元刊6种，凡1088册。张元济所作序，竭力称道其既能继丁日昌持静斋之后的宋本收藏风气，又能与“北杨南瞿”相颉颃。商务印书馆当年印行《四部丛刊》时；曾用宝礼堂所藏宋本中的《名义集》、《（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经进）东坡文件事略》，另有《礼记正义》影刊于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沦陷为“孤岛”，宝礼堂所作藏宋元珍本由其子、原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潘世兹联系，由英国一艘军舰专程载运至香港，以高昂租金借藏于汇丰银行保险库之中。这期间，美国、日本的收藏家携带巨资闻风而来，志在购得，但潘世兹不为所诱，直至1951年亲自致函郑振铎，表达了将此宗藏书全部捐献祖国的心愿。经过周密安排，在时任职香港银行的徐鸿宝之子徐伯郊的筹划奔走之下，这批珍贵的藏书安然运回上海。旋由政务院特批火车专列径运首都北京，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从而极大的丰富了该馆的善本收藏。〔10〕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藏书家将自己历年辛苦收藏的古籍捐献的义举仍时有所闻。1956年9月，徐恕（字行可，1890～1955，湖北武昌人）去世以后，其子遵从遗志向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捐赠了500箱、共计3万册书籍，其中大部分是线装古籍，多有稿本、精校本。1958年，山西藏书家李凤翔（字仞千，1882～1960）精选其啸傲轩所藏精本9000余册，捐献太原市图书馆，获得人民政府嘉奖。次年，郑振铎先生遗属捐献了西谛藏书17224部，成为郑氏“为书籍的一生”的圆满尾声。
1961年，中央文史馆馆员洪熔（字铸生、竹孙，1877～1968，安徽芜湖人）捐赠其所藏珍贵古籍1338种、14157册以及若干名人字画、汉唐碑帖等，予其家乡芜湖市图书馆。同年，邓之诚（1887～1961）去世以后，其家人将五石斋藏书捐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次年，张鸿来卒后，藏书归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又次年，原来担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的张鸿来（字少元、邵元，天津人）去世，其30余年的藏书归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其藏书中以天津乡邦文献、小学音韵著述为特色。扬州图书馆得到地刘堪捐献的古籍6000余册，等等。
总之，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各地藏书家向中央或地方政府捐书之举，一直是不绝如缕。这种化私为公的义举，既为中国私家藏书史谱写了最后一篇可歌可泣的篇章，事实上又规避了后来“破四旧”和“文革”对我国私家藏书的灭顶浩劫，值得人们大书特书。
著名的天一阁，以其深远而广泛的书文化影响，则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一直是宁波藏书之家所乐于捐书的所在。在纪念天一阁建阁430周年之际，骆兆平先生于“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上发表了《天一阁藏书文化的历史轨迹和发展前景》的长篇论文，其中专设有“宁波地方藏书家的奉献”一节，概述了三十年间宁波藏书家捐书天一阁的事迹。
辛勤收藏、爱书如命的藏书家或其家属为保存民族文化遗产而慷慨捐献的义举壮举，在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是中华书文化史上不可磨灭的闪光一页。由于笔者文献知见的限制，挂漏之处尚多，甚盼《书屋》杂志读者有以增益教正焉。
注释：
〔1〕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来大事记》第110～11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郑振铎：《一年来“文物工作”纲要》，见《郑振铎文博文集》，国家文物局编，第71页。
〔3〕李性忠：《郑振铎先生的三封佚信》，《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年第5期。
〔4〕黄国光：《铁琴铜剑楼藏书活动系年述要》（下），《文献》1999年第4期，第186～187页。
〔5〕徐雁、谭华军：《朱希祖和郦亭》，《南京的书香》，第145页，南京出版社1996年版。
〔6〕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代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第102～11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代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第110～11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8〕徐雁、谭华军：《卢前和饮虹移》，《南京的书香》，第143页，南京出版社1996年版。
〔9〕徐雁、谭华军：《续补藏书纪事诗传》“潘宗周”篇，第435～43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宋路霞：《宝礼堂往事》，见《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周退密、宋路霞著，第135～13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衙门这碗饭
——错读《儒林》之十四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自从有了衙门，就有了吃衙门饭的人。一代一代，越吃越有滋味。
皇上设置了各级衙门，派官员主管。官员不管能干的还是不能干的，哪怕你三头六臂，也不能单枪匹马，包打天下。因此，必须有人替他掌管各项事务，钱谷、刑名，文书、河工；还要有人替他跑腿，催粮、催款，抓贼、拿人。这些办事的，跑腿的，就是“吏”。如果说“官”还有一半是吃的皇家饭，“吏”，便是吃定了衙门饭的人群。
别看官员或因世袭、或以科举、或靠捐纳得了顶乌纱，好像八面威风，体面得紧，其实官府的实际权力，倒多半掌握在这批吃衙门饭的人手中。他们只要善于运作这个权力，就可以肥肥美美地弄到许多好处。
比方说，当官的要图个好的官声，就要做许多表面文章，礼贤下士啦，体察民情啦，解衣推食啦，明察秋毫啦，花样多得很。在官，他是想借这官声，谋取升迁。只要官升得高，好处就随之而来。但吏就不能指望随大爷高升了，大爷高升了，他就跟着新的主子，还是吃这碗衙门饭。所以，他所图的是更加直接的眼前实惠。《儒林外史》楔子中写那危素，看到王冕的画，就要同王冕套近乎，无非是要显得他尊重人才，爱惜人才。时知县赶紧派人去传王冕，是要讨好危素这位大老，好得到他的提携——这都是官的想法，但派去的翟买办，王冕是否去见太爷，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图的可是眼下的实惠。你听他说的：“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论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他的心里这样盘算：怎么，你以为你是个专家，是个人才，就要把你供着？你是不是专家、是不是人才，谁说了算？我说了才算。我让你去见领导，给领导讲讲课，座谈座谈，让你露露脸，你就是人才；我不让你见，你就不是人才。你还不该谢我吗？如果遇到个想顺竿爬的主儿，早就几十两、上百两地送上了，谁知碰上个王冕不识抬举，不但不送钱，还根本不愿去，这还不把个翟买办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连骂带吓，总算从王冕那里榨出了三钱二分银子，没有白跑了这趟差。
比起翟买办，嘉兴府秀水县的差人就幸运得多也会吃得多。为了蘧公孙的一只书箱和一个逃跑的丫头，吃了原告吃被告，竟弄到了近百两银子的好处，足见衙门饭的滋味着实不错。当然，他也是亏了一个老练差人的点拨，才多懂了一些吃衙门饭的门径。此事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就此带过。
真正会吃衙门饭的，还要数潘三爷潘自业。他在布政司衙门充吏。一个行省政务部门的衙吏，气象自然与县里的小吏不同。他到底是个什么吏，书中未作交代，但种种事情都牵到他那里，足见是个很兜得转的角色。
他到店里叫了酒菜，不用会账，出门时只消吩咐一声“是我的”，店主人便“忙拱手道：‘三爷请便，小店知道。’”没有一点神通，不是经常光顾的熟客，店家是不会如此恭敬的。
但这还是小意思。他竟敢在家里开设赌场，放债抽头。那些赌徒对他无不惟命是听。无论古今，大凡这类赌钱、卖淫、吸毒之类的非法勾当，衙门里没点过硬的靠山是谁也不敢做的。如果身在衙门，自己就是吃衙门饭的，做起来自然得心应手。
在他家中进进出出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正经之人，所谈也几乎没有什么正经之事。一桩是财主要包买应当押解回籍的使女；另一桩是强抢人妻、买托制造伪证，潘三都一口应承——“这是什么要紧的事。也这般大惊小怪。”能有这样的口气，也就该有这样的神通。他久惯衙事，深谙衙情，知道所谓“正大光明”的衙门，其实办事不离关系与打点。“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这是县里差役也懂的道理，潘三能不懂吗？这边县里的朱签，那迫县里的回批、公文样样俱全，但神不知鬼不觉，瞒天过海，一个要押解回去的使女就在公文往返中消失了，不，落到那个馋涎欲滴的财主胡某人口里去了。潘三则从中得到了二百两银子。
潘三最为惊人之举，是他大包大揽，替金东崖的儿子弄了个现成的秀才——“你总不要管，替考的人也在我，衙门里打点也在我。你只叫他把五百两银子兑出来，封在当铺里，另外拿三十两银子给我做盘费，我总包他一个秀才。若不得进学，五百两一丝也不动。”那时的科举是做官的阶梯，科考是朝廷的大典，对作弊的防范极为严密。乡会试时，参加考试的士子在入场那天由贡院东西门循序而进，唱名给签，然后依次从站成两排的搜查人员中间经过，每两人搜查一个考生。考生的用具，帽用单毡、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要毡无里、皮无面。不许携带厚褥，卷袋不得装里子，砚台不得过厚，笔管要镂空，蜡台用锡，水注用磁，木炭长止两寸，糕点食物都要切开，各种规定，极为琐细。考试期间，不要说外人不得擅入考场，就是周围百姓放爆竹，放鸽鹞，掷砖瓦都要严行拿究。试场内外还不断巡查。童生的考试虽不如乡试气象，但要舞弊也着实不易，但潘三竟若咄嗟能办。他是怎样做成的？不妨看看《儒林外史》的描述：
潘三“三更时分，带了匡超人，悄悄同到班房门口。拿出一顶高羔帽，一件青布衣服，一条红搭包来叫他除了方巾，脱了衣裳，就将这一套行头穿上。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可有误。’把他送在班房，潘三拿着衣帽去了。交过五鼓，学道三炮升堂，超人手执水火棍，跟了一班军牢夜役，吆喝了进去，排班站在二门口。学进出来点名，点到童生金跃，匡超人递个眼色与他，那童生是照会定了的，便不归号，悄悄站在黑影里。匡超人就退下几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后，把帽子除下来与童生戴着，衣服也彼此换过来。那童生执了水火棍，站在那里，匡超人捧卷归号，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才交卷出去，回到下处，神鬼也不知觉。发案时候，这金跃高高进了。”
你看他写得何等便捷，但这中间要打通多少关节，摆平多少关系，不是深明其道的人哪里弄得明白。今天的潘自业们已经有了现代科技，“枪手”可以利用寻呼机之类于考场大显身手，但如果没有吃衙门饭的便利与关系，要做得天衣无缝又谈何容易。
有衙门在，就有吃衙门饭的人在。他们成群结队，把个官场弄得乌烟瘴气。你要请领导？可以。中介费若干若干，出场费若干若干，一手交钱，一手安排；你要考大学？可以。偷送试卷，考场舞弊，偷梁换柱，李代桃僵，各有各的价码。你要搞赌场淫窟？可以。保护费送齐，保你平安。你要升官？也可以。多大的官多大的价，自古如此。犯了案要放情卖放？也可以，只要给的数目过得，有人自会操作。
当然，这样吃衙门饭也有风险。抚台那里访牌下来，或如今天一旦“双规”，那些事只要抖落出一角，就够受了。你看潘三的那张访牌：“访得潘自业（即潘三）本市井奸棍，借藩司衙门隐占身体，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无所不为。如此恶棍，岂可一日容留于光天化日之下！为此，牌仰该县，即将本犯拿获，严审究报，以便按律治罪。毋违。火速！火速！”于是，县尊也不曾问什么，只把访的款单掼了下来，把与他看。他看了也没的辩，只朝上磕了几个头，就送在监里去了。潘三倒了，自然是大快民心，民心大快。但吃衙门饭的人依旧成群结队，并不收敛。因为那风险比之收益，显得微不足道。就说县里的太尊，同衙的僚属，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