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1-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与理解是研究过程中常出现的现象，也是很多学者认为应当尽量避免的，可我并没有回避这一点，因为我想，只有“入乎其内”式的进到人物中，进到历史氛围、历史场景中去，才能真正的了解人物的心理、行为动机。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我在那种历史情况下，如果我处在周扬的位子上，我会怎么做。正如昆德拉小说中的主人公所说的：“我要告诉你我一生最悲哀的发现：那些受害者并不比他们的迫害者更好。我很容易想像他们的角色调换一下的样子。你可以把它称为一种‘不在犯罪现场学说’，一种逃避责任把一切归咎于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的造物主的企图。”卢梭在写作《忏悔录》时曾这样发问：“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您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您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性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我想他们的这些思考并不是多余的，这并不是在苛求历史，如果没有这种思考，我们就无法完成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新时期以来，很少有人作这种反省，很少有人像巴金老人在其《随想录》所做的思考那样，反省一下在“文革”中，自己做了什么。大家一下子都成了受害者，都有了控诉与批判的权利。没有人认为自己曾做过助纣为虐的事情，最多是不疼不痒讲一下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们远不如多次公开流泪忏悔的周扬。同样，在新时期以来，关于周扬的研究文章很少，尤其是周扬去世后，文坛表现出的冷漠也有些反常。但有一个现象值得让人注意，那就是亲身经历过反右、“文革”并深受其害的老知识分子们，很少有人直接撰文批判、指责他，甚至那些周扬的直接受害者也常常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经历过那种政治风浪的人们都知道，在如此巨大的政治旋涡中，一个人想站稳自己的脚跟是几乎不可能的。人们都还记得自己在那时写过什么文章、做过什么事、发过什么言、批判过多少人。在《圣经·约翰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她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读到这段话时，我真为这妇人庆幸。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翻阅了当时的《人民日报》、《文艺报》等许多报刊，在上面，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他们或是批判别人或是批判自己，或是表决心或是迎合所谓的“主旋律”，但相同的一点就是文章无不慷慨激昂、义正辞严，甚至声泪俱下，批判别人时这样，批判自己时也是如此。所以，当有人因为健忘而指责别人在反右、“文革”时的言行时，我很愿意把这些文章找出来，提醒他，并询问，以你这样小的人物、这样小的位置，尚且会有这样的行为，那么当你手握权力重器时你会如何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至今我看到那些唱高调的人，就本能地感到他们很可怕。因此，当我们反思左翼文艺、反思周扬的时候，绝不能仅把它作为一个个别的历史现象、一个个别的历史现象中的个别的个案，它有着沉重的历史文化因素，它是我们反思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时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说钱穆
说 钱 穆
？
林 谷
钱穆这个名字，我是在解放初刚上大学时就知道了的，不过，那时候它却是个不太光彩的名字。四十年代末，中华大地正面临一次政权更迭，残酷的政治较量，迫使所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著名文化人）都必须作出最后的抉择。当时，几乎绝大多数人都纷纷站到胜利的共产党一方来，只有极少数人追随蒋介石跑到孤岛台湾去了，其中最赫赫有名的有三位，一是胡适，二是傅斯年，第三位就是钱穆（钱是先去香港后去台北定居）。理所当然，他们被视为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一小群。我虽然是外文系的学生，但兴趣却偏杂，有时也爱跑到中文系、历史系去旁听，记得在历史系听课时，似乎已没有人再提起钱穆（宾四）的名字，虽然他很早就是一位史学大师。言随人废，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是很自然的。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历史总算有了一点进步。自新时期以来，大陆论者对那些一度被打入另册的人物，开始有了比较公允的看法，出版也相应出现了某种松动。以胡适为例，大本的胡适评传就出了好几部，胡著单行本更是大小书肆里的常见书，颇具规模的多卷本胡适文集，我见到的就有三种之多。据说，将囊括他全部作品的胡适全集也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积极筹编中。这位长期被人尽情笑骂的“过河卒子”，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众多学子研读、探讨甚至亲近的对象，这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颇带戏剧性的巨变。钱穆所受的“礼遇”当然不及胡适，但也开始有人用平实而尊重的眼光去评价他的思想和学术。钱氏的学术专著也陆续出版了不少，如商务版的《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以及巴蜀版的《论语新解》等。据了解，钱穆的成名之作，迄今还在引发争论（即郭沫若是否抄袭钱著）的《先秦诸子系年》，也将重排出版。特别让一般读书人庆幸的是，钱穆著的自传性回忆散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也作为“三联精选文库”之一与读者见面了。钱穆先生一生著述可谓丰矣（他总共著书七十余部，一千四百余万言），但我觉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可能是他著作中最有感染力，最能给学子们以精神启迪，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论赞里讲过一段话：“《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我读《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就有司马迁说的那种“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的感觉。我感到，站在我面前的，首先不是一位学识渊博，自成大家的学者，而是一位满怀民族悲情，一身浸染儒家风范，而又朴拙可亲，充满人情味的老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不算太长，只有二十一万字，但涵盖了几个时代的历史内容，可点可说的地方很多，这里我只想先谈谈与平民百姓关系密切的两件事，即父道和师道，套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和应该怎样做老师。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鲁迅在上个世纪初（1919年）写的一篇名文，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中国人的文明程度照理说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有资格宣称自己已是合格的父亲呢？回答可能是让人难堪的。由于望子成龙之心太切，又不懂得科学的引导方法，于是采取种种不合理甚至暴力手段强制子女就范的事件屡见不鲜。人们经常忘记一个事实（也可说是规律）：一个长大卓有成就的人后面往往有个深明事理，教子有方的父亲（或母亲）。《八十忆双亲》里的钱承沛就是一位深谙教子之道的好父亲。书中有一章专门记述了钱承沛如何教诲幼年钱穆的故事。钱承沛对子女十分钟爱，要求也颇严，但他却是个精心育苗的园丁，孩子偶犯过失，他从不疾言厉色，而是温婉诱导，促使他们自己悔悟。钱穆自幼聪颖过人，受到别人赞扬时难免会得意洋洋，翘起小尾巴来，例如他当众背诵《三国演义》那一次。钱承沛是怎样教育儿子戒躁的呢？有段文字对这件事描写得十分传神有趣，特录其一节以飨读者：
一客忽言：“闻汝能背诵三国演义，信否？”余点首。又一客言：“今夕可一试否？”余又点首。又一客言：“当由我命题。”因令背诵兼表演，为诸葛亮，立一处；为张昭诸人，另立他处。背诵既毕，诸客竟向先父赞余，先父唯唯不答一辞。翌日之夕，杨四宝又挈余去，先父亦不禁。路过一桥，先父问：“识桥字否？”余点头曰：“识。”问：“桥字何旁？”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余答曰：“识，乃骄字。”先父又问：“骄字何义，知否？”余又点首曰：“知。”先父因挽余臂，轻声问曰：“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余闻言如震雷，俯首默不语。
这真是一种绝佳的启发式教育，老杜名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恰可比之。写到这里，顺便向那些为儿女大伤脑筋的朋友进一言：如果你真是望子成龙心切，不妨先研究一下儿童心理学，试试这种潜移默化教育法。
教师永远是个崇高的职业，这是那些专门在人的心灵里栽培善良和智慧的播种者，自古以来受到人们的尊重。我小时同祖父母一起住在天津老家，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堂屋的正面墙上供着一块很大的牌位，那上面不是什么神佛，而是恭恭正正书写着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每年春节初一早上，祖父就叫我们兄弟两人穿戴整齐，向“天地君亲师”上香叩头，我的心情既是敬畏又是兴奋的，我很高兴参与这件一年一度的圣事。那时，我对“天地君亲师”的封建色彩尚不甚了了，但看到师的地位如此之高，竟能与天、地、君、亲并列，就觉得师是很了不起的了。所以在我求学时期，能遇到几个既能授业解惑，又能指点人生迷津的好导师，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在这一点上，钱穆是很幸运的，他不仅有个如师如友、循循善诱的父亲，而且还遇到不少有真才实学、善于育人的好老师，如最早给钱穆以思想启蒙的钱伯圭，让钱穆豁然明了“人生立身大训”的刘伯琮，对钱穆一生治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吕思勉等等。正是在这些优秀师长的熏陶下，钱穆自己也成了一名备受学生欢迎和爱戴的老师，在中小学如此，在大学亦如此。1919年，钱穆在后宅初级小学当校长时，亲自将一个性格怪异、受大家歧视的学生（叫杨锡麟）教育成一个学习出众，并显示出音乐天资的好学生，就是钱穆教学生涯中颇值得称道的一个事例。
1919年秋季，钱穆是抱着一番雄心壮志来到后宅初级小学的。那时候各种新思潮方兴未艾，美国的杜威博士正好来华作教育哲学的讲演，这对青年钱穆颇有吸引力。于是，他决心自己主持一所学校，从接触娃娃们开始，对基础教育进行某些改革和实验。他到校后首先废除体罚，并大力提倡唱歌与体操，他还发了一个布告，叫同学们下课后都得到操场去“游散”，不得在教室滞留。可是当他巡视时却发现有一学生仍然独坐大教室里不出去。经向班长查问，才知道这个同学叫杨锡麟，过去曾犯过校规，前校长决定除大小便外都必须坐在教室里不得离开，处罚几同“禁闭”。钱穆决定取消这道前校长下的命令，让杨锡麟随同学们一道去操场玩耍。可是过了一会，有几个同学跑来向钱穆告状，说杨锡麟在操场旁河沟里抓到一只青蛙，并把这个小动物撕成两半。钱穆却表现得十分冷静，对同学们说，杨锡麟长期不准离开教室，对外面的情形有所不知，你们应随时随地开导他，不得大惊小怪，他犯了一个小错就来告发，这样不好。以后再如此，当先罚你们，不罚杨锡麟，同学听了默默退去。钱穆上课好作两种测验：在黑板上写一段文字，令诸生凝视三数遍，然后撤去黑板，令诸生默写；又口诵一段文字，让诸生默听三数遍，然后让大家默写。在这些测验中，他发现杨锡麟每次都记忆无误，觉得此生听觉必佳。于是一日傍晚散学后，钱穆把杨锡麟一人留下。钱开始弹琴，接着让杨锡麟跟着唱，不料他唱得十分动听，“音节声调果皆祥和，温雅有致”。钱穆为了进一步了解杨锡麟的音乐素质，便有意突然把琴停下来，结果，“琴声息，而锡麟出不意，歌声仍续，意态静定，有佳趣”。钱穆终于发现杨锡麟是个很值得培养的好苗苗，决定让他在班上当众独唱，同学们听了大为吃惊，掌声阵阵不息。后来，一次全校游艺会上，杨锡麟化妆演出老渔翁歌，竟赢得满堂喝彩。从此，同学们都对杨锡麟刮目相看，往日的隔阂也没有了，杨锡麟的神态举止也随之判若两人。
八十年代，钱穆已经是桃李满天下的耄耋老人，有一次他在台北听到一位后宅老乡亲谈起杨锡麟毕业后的情况，不禁慨然叹曰：“相隔垂六十年，当时后宅小学诸生独杨锡麟一个尚在其同镇人口中得称道
，真出余意料外也”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而且认为这种快乐是连统治者也享受不到的。钱穆一生淡泊名利，不慕仕途，志趣惟著述、育人两项。杨锡麟从一个几遭人弃的劣童成长为一个有用于世的人，可说是一次成功的教育范例，对钱穆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他感到快慰的呢。
木皮散客贾凫西
？ 李木生
序
“狂狷，亦圣人之徒也！”
另一个周作人
？ 傅国涌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周作人和真实的周作人是有很大距离的，虽然周作人的散文选本随处可见，但这些选本大部分都只选周作人回忆故乡风物，谈茶论酒，恬淡闲适，平和超脱的小品文，与那个充满苦难、浩劫和杀戮的年代仿佛没有任何关系，那个周作人似乎一辈子都是呆在书斋里品味着醇厚的苦茶，最后是做日本人的华北教育督办，坐国民党的老虎桥监狱，靠回忆鲁迅吃饭。张菊香女士编的《周作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
6月出版）则选取了一些与我们平常惯见不同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周作人的另一面，读一读作者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那些长期以来被忽略的文章，我发现这几乎是另一个周作人。最近我又专门找了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4月出版）和周作人的《泽泻集》（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来读。
一
《泽泻集》收入了周作人在1926年“三·一八”之后写的大多数文章。
“三·一八”的第二天（3月19日），时为女师大教授的周作人就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写下了《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发表在3月21日的《京报》副刊），他控诉“这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上海事件更为野蛮，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屈为谅解。”第三天（3月20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对于大残杀的感想》，痛感“就是在满清，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