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1-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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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利益集团化当作我们时代的常态，并且因此大可不必将某些经济学家的言论奉为圭臬。
在近几次经济学界大争论中，某些经济学家讲出一些有违常识的话，如经济学最讲市场交易秩序的公正与透明性，最讲市场规范，但在这次股市之争中，有人却对主张规范交易秩序的意见说：要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护股市！再如在石油涨价过程中，一些经济学家不是去说国际油价上涨了，而我们的石油大量依赖进口，所以也要涨价，而是说，中国经济要对外开放，所以油价也要与国际接轨。等等。这些话不仅违背了经济学常识，也有违一般的生活常识。但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是为有他们利益所在的“集团”说话，就没有什么想不通的。真正应该令我们警惕的是，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舆论还没有发展到区分开“私话”与“公话”的地步，另一方面，我们这些经济学家都还以“天下之公器”自视，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族国家利益”等以自重，更要命的是，他们的面目还是“政府经济学家”的角色，这才是问题真正严重性之所在。
三、 区分开“私利”与“公利”
经济学家将私利与公利有意混淆，曾经在市场经济国家也是较普遍的现象。美国著名学者诺曼·奥恩斯坦在其名著《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和政策制订》一书中就曾经说过：“当一个利益集团为了经济上的目的，或者为了要促进一个组织的自身利益，而直接（和单独）采取行动时，它至少要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或者具有一种道义上的号召力。”他举美国历史上的例子说，“石油工业部门为使大石油公司免遭瓦解而发起的情报运动，实际上在它的每一个广告里都包含着对自由企业制度的辩护和对政府干涉企业事务的申斥。防务承包商经常把需要保卫美国免受外来共产主义威胁，作为他们呼吁增加防务开支的基础。当工会为撤销工作权利法而开展运动时，它们就谈到美国工人的天然权利。”
那么，在经济学家不自律的情况下，如何确保经济学家追求私利的目标不与公共政策目标相违背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两条值得我们去做。
第一，政府必须严格区分开体制内经济学家与体制外经济学家。体制内经济学家就是弗里德曼讲过的政府经济学家；而体制外的经济学家主要指在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主要供职于经济咨询机构、大企业发展研究部门或者顾问部门以及高校的经济学家。尽管对两类经济学家，我们都承认他们仍有自己的私利，并且会以私利影响公共决策，但对于前者，我们是以纳税人的钱以俸禄形式满足经济学家有一个尊严体面而优雅的生活，并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要求经济学家在已满足自利的前提下以他们的专业知识为公共利益服务，对于他们的约束，就是用政府公务员一样的标准。所以，必须杜绝他们与某个或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出现利益上的瓜葛，被利益集团收买，并且滥用他们为政府提供公共政策咨询的权力。关于这一点，左大培博士在《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一文中说得非常形象：即不能让一些经济学家“这个腰包里装共产党的钱，另一个腰包里装资本家的钱”。对于后者，即体制外的经济学家，他们私利的满足来源于他们所服务的特定利益集团。拿了人家的钱，为人家提供服务，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对于他们的约束，是必须杜绝他们所制造的舆论直接进入公共决策过程，而只能经由民主的管道，以他们服务的利益集团的意志表达出来。
当下中国经济学界之所以出现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将私利作为公利，就在于从体制上没有区分开他们的角色：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既担负了为政府提供经济决策服务的角色，又承担了为某些利益集团甚至个别大型企业集团提供服务的角色。比如，在卷入股市之争的经济学家中，基本都身兼数职：或是在人大财经委员会担当要职，或是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或是政协常委，甚至有的还是经济法的起草组织者，但同时，他们也几乎都是某大学教授，某个或数个协会、大型企业的顾问，有的还是基金会的顾问，有的还是某海外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所以，中国要避免经济学家将私利作为公利的现象，首先必须清理一次经济学家队伍，保留一些专门的政府经济学家，其他的都由利益集团出钱供养。
第二，经济学界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话语霸权。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很高明。正因为他也意识到经济学与经济学家实际上处处在进行价值判断，所以，为了确保私利不影响甚至能够促进公利，他给找了一条出路：即通过“自由言论”建立“思想市场”，通过这个市场，“所有参与者都将在边际点上获得共同的价值观念”，从而发展价值观念，使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成为“共同满足的源泉，而不是争端的契机”。弗里德曼解决矛盾的办法，如果用我们今天的通俗话讲，就是使各种意见都能充分表达并相互制衡，然后达到一个平衡点——即经济学上讲的均衡点。也因此，他还专门发表了一篇名为《自由言论经济学》的文章。文中考察了经济安排与自由言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结论可以用当下中国知识界常讲的一句话概括：反对一切形式的话语霸权！
话语霸权背后往往是社会的强势集团。我必须承认，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社会中，经济学家追求自己的私利，所以，往往是社会中能出最高价钱的强势集团，能购买到社会中最有话语权力的大腕经济学家为他们服务；而弱势群体因为组织起来费用高得他们往往承担不起，同时他们自身也的确很难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比较涣散，所以，很少能雇得起有很大话语权力的经济学家。这个局面与在诉讼案中视多少钱请什么样的律师很类似。所以，如果听凭所谓“思想市场”的调节，最后还是会造成话语权力的越来越不平等。
所以，这里也有政府调控的余地：一方面，对于政府经济学家，政府要对他们有所要求，即在市场经济的文化与政治背景下，政府经济学家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政府直接掌控的媒体，要有意识地为这个社会中处于边缘或非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留出说话的空间，以作为这个社会内在稳定器及调节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学界目前也存在形形色色的话语霸权与学术垄断。这种话语霸权与学术垄断也必须打破。在中国经济学界内部营造一个有利于竞争而非垄断的环境也很重要。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知道，让非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参与到竞争中而非搞压倒性话语霸权对于主流自身完善自身的体系也非常重要。这方面，萨缪尔森可充当一个反面教材。1968年，萨氏在其《经济学》第九版中嘲笑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加尔布雷思说：“不是经济学家的人过分重视了加尔布雷思……在他所写的东西中，基本上没有可供博士论文或学会会刊论文作为验证和调查的对象的命题。”然而，仅仅三年后，加尔布雷思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而萨氏也被迫在以后各版《经济学》教科书中修改了对加尔布雷思不公平的字眼。
四、 更长远的考虑
政府严格区分开体制内经济学家与体制外经济学家，经济学界自身反对话语霸权与学术垄断，这仅仅能保证中国经济学家不会以私利妨害公利。如果说中国经济学界作为一个整体，真要对转型期的中国作出一些实质性的贡献，那么，经济学家还最好有更长远的考虑。
首先，我想说明，这种更长远的考虑不是说要经济学家“无私奉献”——这本身是很不经济学的话言，而是说经济学家更好地保守住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促进了转型期中国整体利益。
转型过程就是制度变迁过程。道格拉斯·诺斯曾研究认为，人们对制度变迁的态度取决于支持变迁的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的比较。但因为不同收入阶层对于制度消费的贴现率不同，所以，收入较低阶层往往看到眼前，而收入较高阶层才更看重较远的预期。以此标准，中国经济学家因为总体上属于这个社会中收入较高阶层，所以，要有更长远的眼光。
转型期中国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各利益集团的发育很不平衡，所以，实力相差十分悬殊。而改革又是一个重新分配交易资源以及各利益集团争相抢夺其中最大份额的过程，所以，社会中强势集团当然会抢到比弱势集团大得多得多的一块。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差距拉得如此之大的实质性原因。表面上看，这很符合强势集团以及为之服务的主流精英经济学家的利益，但从长远看，则完全有可能因为收入差距突破人口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所能承受的底线，导致社会出现动乱，这时，强势集团及附着其上的主流精英经济学家很难再保守住自己的利益。
所以，即使是出于自利的需要，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也应该学会让步，并鼓动他们所服务的强势集团让步，使得这个社会上弱势群体能更多地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实质性好处。或者干脆暂时“高尚一把”，也站到弱势群体这边说说话。说到底，这还不是经济学家“良心不良心”、“道德不道德”问题，恰是经济学家自身长远利益之所在。因为只有使中国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能够形成制衡的局面，从而使民主能实在地建立在这种利益集团相互擎制的基础而不是建立在一个虚幻的所谓“全体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也才能确保国家能走出反复治乱的循环之中，也才能真正保持住经济学家自身的利益。
在结束我的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文字前，我想说明一点：尽管本文也涉及到了一些个案，但绝不针对任何个人。借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闲话《闲话扬州》
？ 吴锡平
不久前闲逛书店，偶尔在满是灰尘的书架上找到一本安徽黄山书社1993年版的《闲话扬州》，翻读之后，感慨系之。
今天已没有多少人了解或者对这本书感兴趣了，但就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却在六十年前的三十年代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震惊文坛的轩然大波。
《闲话扬州》的作者易君左（1899～1972），字敬斋，笔名意园等，湖南汉寿人，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作品除《闲话扬州》外，尚有《西子湖边》、《江山素描》、《杜甫传》、《中国文学史》等60余种。三十年代初，江苏省会设在镇江，湖南沅陵人周佛海任江苏省教育厅长，易君左任教育厅编审室主任。“一二·八”事变后，江苏省级机关一度疏散，易君左随教育厅的一部分人暂时迁移扬州，住在扬州南门街。扬州清秀雅致的景观和独特的历史文化形态引起了易君左的兴趣。他利用这个机会，一面大量阅读关于扬州的笔记文稿和历代地方史志，一面纵情游览，仅平山堂一处，他就游览过二十多次，写下了大量的日记、诗歌和小品文。回到镇江后，易君左根据客居扬州的见闻，兼之查阅的文史资料，写成了《闲话扬州》，由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1934年问世。
客观地说，《闲话扬州》是一部风情游记，文史兼顾，笔调优美，但问题就出在该书的“扬州人的生活”一节。作者易君左在这一节里，因为说了些“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实则扬州的娼妓也未见得比旁的地方高明”之类的闲话，激起了扬州人的公愤。以妇女界领袖郭坚忍为代表，扬州人组成声势浩大的“究易团”，声讨、抗议、告状，搅得易君左惶惶不可终日。直至最后，扬州妇女界将易君左告上镇江地方法庭。第一次开庭，易君左慑于扬州人民的浩大声势，未敢到庭。第二次开庭，易君左来了，神情沮丧，被带入被告席，忽有人高呼：“揍易君左这个杂种！”庭外喊打声不绝于耳，吓得易君左面无人色。后来，地方名士王茂如出面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易君左公开向扬州人民道歉，赔偿名誉损失八百元；二、中华书局销毁扬州《闲话扬州》版本。易君左公开在《民意日报》上道歉，离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之职。易君左的道歉启事全文如下：
敬启者：君左去年曾著《闲话扬州》一书，本属游记小品，其中见闻不周，观察疏略，对于扬州社会之批评致多失实之处，以致激动扬州人士之公愤，引起纠纷；事后详加检点，亦觉下笔轻率，实铸大错，抚躬自省，以明心志。荷蒙中委王茂如先生本息事宁人之商意，爱惜君左之苦心，不辞烦累，毅然出面斡旋；而扬州人士亦深喻君左之诚意，承蒙谅解，撤回诉讼。君左已辞去现职，以明歉意，并致谢忱。谨此公布，诸希鉴谅为幸！
一部书稿在全国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并且最后竟以一场官司收场，这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想想现今“笔墨官司法院打”的现象觉得似乎是有来由和历史的。
我不是扬州人，但自1992年负笈来扬，至今已客居七年，将一生中最精彩的大学时光消磨于此，加之所学专业与扬州多有牵涉，因此，关于扬州，我想我还是有发言权的。灯下细读《闲话扬州》，我并不以为它有何“丑化扬州风土，侮辱扬州人格”之处。易君左不过是以一个“异乡人”（湖南人）的身份，一个文人的视角审视了扬州的风土人情以及人文环境，充其量说是一个异乡人眼里的扬州。扬州人非但不能接受，还群起而伐之，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叹扬州人的“气量”了。正如鲁迅先生写了《阿Q正传》，我们不能认为鲁迅先生就是亵渎了中华文化，污蔑了中国人的人格一样。这种文化上的引喻和比附完全是一种风马牛式的战斗精神。倘若不是地方文化保护主义作祟，那么就完全是一种闭关自守式的文化盲动行为。如果易君左只是浮光掠影、不痛不痒地记叙一些扬州风物，说一些柔靡艳丽的话，那么此书不成了“扬州风物志”之类的技术性读物了吗？若删除这些“闲话”，作为散文小品，其人文精神又栖于何处？
历史上扬州曾历尽繁华，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但扬州并未因此而生发出博大包容的文化胸襟，相反，越来越走向偏狭与自闭。其作为城池文化因循守旧的劣根性是显而易见的。也不是易君左一部薄薄的《闲话扬州》所能概括的。朱自清、郁达夫这样的文坛大家，同样也在自己的散文中对扬州的人文环境和人文精神颇有微词。朱自清先生在写给陶亢德先生的信中，谈到曹聚仁先生的《说扬州》一文时，说：“现在的扬州，却不能再给我们那么美感。从前扬州是个大地方，现在盐务也不行了，简直就算个没落的小城。可是一般人还是忘其所以，他们耍气派，自以为是，几乎不知天多高，地多厚，这真是所谓‘夜郎自大’了。扬州人有‘扬虚子’的名字，这个‘虚子’有两种意思，一是大惊小怪，一是以少报多；总而言之，不离乎虚张声势的毛病。”但《闲话扬州》这桩公案造成的影响还是很大。除了放任不羁的文人会多少收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