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1-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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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不离乎虚张声势的毛病。”但《闲话扬州》这桩公案造成的影响还是很大。除了放任不羁的文人会多少收敛一下自己之外，一些出版社似乎也因此而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朱自清先生在《我是扬州人》一文中说：“我有些讨厌扬州人；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扬州人的这些毛病。后来要将这篇文章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不肯，怕再闹出《闲话扬州》的案子。这当然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骂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
如今，这令人沉重的一页已经翻过去。扬州已经站在了新时代的起跑线上，扬州人也已走出了“虚子”的话语人格，走向了具有多向度的精明求实和创新进取，其胸襟和气魄已远非过去能比。在今日宽松的社会和文化氛围里，扬州也已经找到了文化的脉络与正确走向，其城市素质和涵养也比以前大大深厚和开阔。相信历史上由《闲话扬州》而引发的风波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一部饱含忧患意识的新诗集
——《俯瞰人间》读后
？ 周溯源
上个世纪末我主编的《历代忧国忧民诗选》（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选取了历史上数百首杰出的忧患诗词予以赏析，当我为书中的忧患诗情所打动久久不能平静，同时盼望新世纪有新的忧患诗作问世之际，诗人、乡友田海给我寄来了他刚出版的新诗集《俯瞰人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细细品来，共鸣顿生，我高兴地发现这是一部饱含忧患意识的新诗集。
《俯瞰人间》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哲理篇”，收长篇哲理诗《俯瞰人间——优势论》，堪称“大写意”；第二部分是“叙事篇”，收四篇叙事诗：《打工》、《摆摊》、《父与子》、《银杏村纪事》，宛如“工笔画”。无论是哲理诗，还是叙事诗，是“大写意”，还是“工笔画”，莫不情景交融，情理交融，给人以美的愉悦，情的陶冶，理的启迪，让人聆听忧患的警钟。
《俯瞰人间——优势论》是诗人献给新世纪、献给所有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懈奋斗的人们的一首长篇哲理诗，运用的是浪漫主义手法，是“大写意”。诗人站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时间长河与人类竞争的空间进程的交汇口，回观人类漫长而雄浑的竞争历史，审视古往今来优胜劣汰的社会进化，用凝炼的语言揭示了诸多哲理。诗中富含人文关怀，对充满战争斗杀的历史发生感慨：“亲情无限啊亲情无限，让人心颤又让人心酸。太多的搏杀，太多的仇斗，仿佛要将世界撕成碎片。”然而，“有谁愿将身躯交付镣铐？有谁愿将心灵交付锁链？有谁愿将翅膀交付囚笼？有谁愿将呼唤交付浓烟？有谁眷恋地狱拒绝天堂？有谁选择屈辱放弃尊严？有谁追求困窘排斥富有？有谁采撷卑微躲避伟岸？”一组设问，体现了诗人对人类命运的庄严思考。于是，诗人以“优势”为突破口，寻找改变个人命运、企业命运、政党命运、国家命运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途径。希望人们“认识强项——锤炼自信，寻找弱处——消除顽症。”这样，“你会坚强地站在起跑线上，向优势冲刺，或开始远征！”诗人期盼着未来：“全球化不再是强者的盛宴，地球村不再是弱者的墓地。文明将由千溪万河汇成大海，爱之舟会荡漾在更遥远的星系。平等之树将普遍繁茂。自由之鸟会常来栖息。成功之果会到处微笑。幸福之泉将不断涌溢。”这也正是诗人俯瞰人间、追寻优势的目的所在。
第二部分四首叙事诗《打工》、《摆摊》、《父与子》、《银杏村纪事》，运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宛如“工笔画”。诗人把叙事、描绘、抒情、说理熔于一炉，于感人的故事中塑造了一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弃农离乡赴深圳打工饱尝艰难而不气馁的青年农民（《打工》），有一心为民受人拥戴而下岗摆摊的老厂长（《摆摊》），有因儿子迷恋以权谋私而“含泪望北斗”的老共产党员（《父与子》），有热爱土地而被迫离开土地到县城去“捡垃圾”的老农民（《银杏村纪事》）。通过这些各具特色，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诗人为读者揭示了我国改革过程中的矛盾与困难，光明中的阴暗面，阳光下的罪恶，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心声，倾注了诗人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苦难的同情，表达了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诗中并未指明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如同鲁迅说的，把病症指出来，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这便是文学的功能，当年白居易不就是这样做的么：“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我们的各级党政干部和一切有志作为的改革者，应从这些忧患诗句中得到启迪，保持清醒，把工作做到实处。
面对新世纪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读罢田海的新诗《俯瞰人间》，令人心潮激荡，深长思之……
跨时代人物的记录截断
？ 刘洪波
读《武训传批判纪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版），注意到黄炎培1951年6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试拿一枝尺来量武训的为人》，以参加批判武训的运动。
黄炎培写到，“今天应当判定武训这些丑恶的行为，高利贷剥削的行为，向着官僚摇尾乞怜的行为，是无耻的，是‘非’的，不能因他办学而宽恕的。”文末还附告他自己在1945年
12月曾在报上写文章“歌颂”武训乞学，现在读了人民日报谢兴尧《武训其人其事》，“我明白了，过去所说是不正确的。”黄炎培写的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结合的文章。
我之所以注意到黄炎培的文章，是因为联想到他与毛泽东有过著名的“周期率对话”。那次对话的时间，就是他写歌颂武训的文章那一年。那年7月初，6位国民参政会议员对延安作了5天访问。访问期间，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及中国历代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一回答相信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中间人士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感，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黄炎培回到重庆，就出版了一本“拒绝送审”的书《延安归来》，充满热情地介绍了延安行，包括那段今天已经无人不知的对话。
6年过去了，新政权已经产生，各种反蒋力量也在政权中分配到了相应的席位，一个民主共进的时代似乎确凿来临，此时的黄炎培担任着中央政府的政务院副总理。现在他面临着武训批判运动，写出了一篇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结合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否他由衷的认识，我没有充分材料加以评判，只能凭着新政权初期那种赤诚“追求进步”的一股心情来推测，黄炎培所写的未必不是他内心的感受。然而，自觉写作批判与自我批判文章的黄炎培与窑洞纵论周期率的黄炎培，这种反差还是意味深长的。
由此，我希望找到黄炎培在以后时间里的个人经历。很遗憾，我过去没有专门关注过他，一时就无法获得相应的材料。手头有一本关于黄炎培的专著，但只写到1949年为止。找来找去，我只找到两个材料。一个是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中，讲到黄炎培在1957年6月12日（又是6年过去），在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对章乃器的思想品质上的错误和缺点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另一个是一份“反右派文章目录”上，著录有黄炎培1957年6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
多少还是不死心，又想在工具书里找到一些材料。事实证明这想法不切实际。手头有《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电子版，里面都有黄炎培的词条，大百科全书中黄炎培还在教育卷和中国历史卷中都被收录。
在这些词条中，黄炎培1949年以前的事情记录的不少，足以看出他极具社会活力和创造性。他当过塾师，中过秀才，在上海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曾因鼓吹反清被捕，曾两次拒绝担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之职。发起、主持和创办过的事业有上海广明小学、广明师范、浦东中学、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暨南学校、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救国通讯》、《新教育》月刊、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主建国会。教育与政治主张有首倡教育与学生生活、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实用主义，主张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职业教育，积极主张抗日救亡，抗战后主张团结、统一，反对一党专政。有多种教育学著作。
黄炎培1949年以后的经历，在词条中则极为简单。写法也极为标准化：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一个富有活力、个性、鲜明主张和创造性的人，变成了一个由一堆职务和一个去世日期所组成的符号。
这一现象引起我的兴趣，不由得又翻了几个人的词条，结果除了几个“伟人”，现代史上的其他人物，情况基本类似，都是1949年前事不绝书，1949年以后只有职务和何时去世。典型的辞条，大抵是像这样写的：
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人，原名雄生。1929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创办《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等刊。1935年底参加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次年11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同被国民党逮捕，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创办《前方日报》、自由出版社。建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著译有《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现代欧洲外交史》、《历史哲学》、《荒谬集》等。
这个词条出自1999年版《辞海》，短短两百字，应是很概括性的写法。即便如此，仍然可以看出，人物在“建国前”是相当活跃的知识分子，“建国后”值得概括而言之的，只是出任一个大学教席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这种写法，无论在《辞海》中，还是在别的工具书中，都是最常见的格式，绝大多数跨时代人物，都是这样变成了一个词条，他们的人生开始于轰轰烈烈的开拓创造，终止于“建国后，任代表、委员、教授、X长（副X长）”。
这些人的生命分成了两个看上去毫不相干的部分，如同一刀截断，比地质运动留给自然的横切记录更为干脆利落。到底是词条没有写好，还是词条没法写好；到底1949年以后的记录本身没有价值，还是记录人为消失；到底是他们的活力突然丧失，还是此期活力就是职务？跨时代人物，大多有过创造的热望，他们中的杰出人物也确实在极为困难的时代里展现了自己的能力、个性和抱负。他们当然相信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将使他们的事业达到更加辉煌的境界，尤其在他们看来新时代的肇基“自己有份”时，个性得到进一步伸展，活力得到进一步发挥，主张得到进一步施行的自负，恐怕也是极强的。然而到头来，他们中许多人则是郁郁含恨而离世。他们有过这样那样的职务，但创造何在，个性何在，活力何在，主张何在，辉煌何在，都让人难以找到。
如果硬要有什么记录，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数人完备而真实的记录，也无法令他们自豪，他们写过各种文章，做过各种发言，主持过各种会议，批判过各种谬论，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些都难以像他们以前的那些创造，成为个人生命有意义的标记。
当黄炎培作他的窑洞对话时，他期望着什么？当他1965年病逝于北京时，他回想到了什么？这都是谜，然而也并非不可以找到通向答案的路径。在他们的期待、向往、热诚、投入、参与和最后的结果之间，存在不小的反差。
对跨时代人物人生记录的截断现象，但愿能看到研究现代史研究家们的系统研究。我相信这将是解读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人生和现代中国民族命运的一个新维度。
火中取栗的人
？ 周 晗梵高的一生充满了孤独和被遗弃感，常常分文莫名的他曾呻吟或叹息着：“上帝啊，我的妻子在哪儿？上帝啊，我的孩子在哪儿？孤独地生活值得吗？”梵高又说：“一个人必须保持隐士的某种本质，不然，他就失去了根本。”为了绘画，孤独是必要的，孤独又是不堪磨耐的，于是，梵高这个脆弱的个体生命在不可解决的悖论中被撕得粉碎，他的神经像是深渊上架起的一道细弱的桥，随时可能折断。
在梵高看来，“绘画就是要设法穿过一堵看不见的铁墙”。同时，这也是画布对梵高的召唤。当梵高刺破了这个世界蒙在他眼前的厚重的布幔，他看到了一道强烈的光，他用舞蹈着的画笔在画布上涂抹上异样的光芒。梵高就是这样进入画布的。“不少画家害怕空白画布，但空白画布也怕敢冒风险的真正热情的画家”，梵高把艺术活动当作极富挑战性的生命活动，让满腔热血在画布上挥洒流淌。对梵高来说，理性可以忽略不计，表达远远大于揭示真理。梵高在画布上完成了生命，成就为一名艺术的殉道者。
在梵高的画作前，我首先要提问的是，在这些令人无以言说地震撼的画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灵魂？在艺术史里，梵高是突兀的进入者，是不可定义的。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是个曾做过教师、营业员、传教士的穷困潦倒的外来者。他的画被那个时代认为是可笑的涂抹。但他没有局促而褊狭的形式感，以一种特殊的手段，不顾一切地表达，直接而强悍，如同天启，显示出了罕有的品质。这个底层艺术家是怎样产生的？他作品里的什么元素使他超越了专业的技法、规范和禁忌？面对这些提问，我们只能深入到他的辽阔又黑暗的灵魂深处，发掘将他引向终结之路的危险的激情，寻找梵高作品的源头。
除了大量的并未湮灭和佚散的书信，梵高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其他文字。读他的倾诉，让人觉得他拥有纯金般的生命。他是个底层的观察者、感受者和传达者，一个实践理想和使用决心的人。他对绘画有一种独有的生命的虔诚。梵高在给他胞弟提奥的信中写道：“几乎没人知道，成功的作品，其秘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真实和真挚的感情。”他又说：“我需要多些灵魂，多些爱，多些感情。”他是如此单纯，单纯是他面对世界和画布的态度，而他情感的纤细和尖锐的痛苦一样令人震惊。在伦勃朗的画里他看到了“神明一般的对凡人深沉的一瞥”，在月经来潮的情人苍白的脸上看出“受苦和艰难的日子磨炼了她，使她更加美丽了”。他的生命里也充满了相识、离别和重逢。他是那么的看重爱情和友谊。他说：“谁想了解许多女人，谁就必须忠实于一个女人。”在生活里他实践着他的巨大、宽厚的悲悯和仁慈。他与既不会读书也不懂艺术的怀孕的下等妓女西恩生活着，让她和她的孩子分享他的面包，忍受着她的暴戾，时时忧虑着她重犯以前的错误，努力感化着她，对她的孩子如同己出。他也从未停止怀念。他写道：“我不断想起荷兰，记忆越过双倍遥远的距离，追溯流逝的时光，有种令人心碎的感觉。”他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