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希腊人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其口味的科学，找到了一种机械主义的宇宙观。在神祇干涉人事的程度和性质上，这种机械主义的宇宙观与他们自己的怀疑论是完全一致的。通过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接触，他们带回大大改进了的天文知识，带回更为发达的数学。这两种知识都摆脱了祭司控制的枷锁。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因此而大大拓宽。米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和数学与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相结合，与他们生机勃勃的行为相结合，就产生了希腊的哲学—从根本上说希腊哲学是宇宙的不可知论，同时也产生了希腊的科学—它对后世科学的影响大大地被人们估计过高了。　　　　
　　后人赋予希腊人很高的科学研究能力，主要是基于如下认识：对希腊哲学的研究显示，在他们的各种猜度之中，偶然有这一点那一点预示着大多数的现代科学发现。然而，必须记住，这些猜度仅仅是猜度而已。它们是希腊哲学家提出的逻辑系统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可以被认为是科学证据的东西支持他们的猜度。在试图全面解释宇宙中，希腊哲学家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但是，如果全面考察他们提出的一切理论，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得分是相当低的；有一种被后世科学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至少就有十来种被后世科学证明为是错误的学说。　　　　
　　希腊哲学有一个使人困惑不解的副产品：希腊的早期基督教神父觉得，既需要建立宇宙学，又需要建立神学和伦理学。如果不对宇宙作出某种解释，早期的基督徒就觉得，自己在与别人的哲学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争夺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中，其它哲学是他们最危险的敌手。所以，现代原教旨主义的存亡，实际上是维系在一个异教徒的假科学的模式之中。希腊古典时期接近尾声的时候，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城作出了一些虚弱的姿态，向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的真科学迈出了一步。然而，整个的希腊思想体系有一个不可救药的缺陷。一般的希腊人喜欢清谈，而不是喜欢实干。希腊哲学家相信，在任何情况下，仅仅靠言词的操作就可以达到终极的真理。希腊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弄清过外界客体和言语符号的区别—我们自己也难以弄清二者的差别。他们是分析方法的首创者。借助分析方法，他们把现象的轮廓加以切分，以便从概念上把具体的细目和序列分离出来单独予以研究。他们从未认清现象的外形轮廓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多种因素存在的条件下，如果只根据其中的几个因素提出假设，并根据这些假设进行逻辑推理，那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逻辑推理者就会离实际情况越来越远。现代科学家则尽可能多地积累资料，以资料为基础进行逻辑推理，提出理论，再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理论，或用其它需要取代实验方法的技巧去验证理论。希腊哲学家着手推理时，几乎并未占有任何资料，他们只是靠逻辑推理提出理论，然后就止步不前了。　　　　
　　希腊哲学家这种治学态度的影响，反映在希腊的技术之中。进入希腊化时期很久之后，希腊技术的特征依然是：手工技艺日益灵巧，完全缺乏基础发明，甚至连技术引进也几近于零。本来借助一些技术引进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希腊原有的技术模式的。结果，拱形结构和圆屋顶这两种近东已使用数千年的技术，并没有被希腊人采用，尽管它们在许多用途中显然是大有实惠的。希腊建筑术最大的革命性变化，开始于迈锡尼文化的后期，此时的公共建筑用石材取代了木材。即使在这个方面，木材建筑的陈旧形式，几乎仍然被盲目地照搬下来。与此同时，他们操作原有技术的技能又发展到使人惊叹的高度。原始古朴的建筑形式经过反复的提炼之后，表现出完美的平衡和谐和精湛的细节，巴台农神庙①的石柱就是这样的。这些石柱上大下小，圆柱表面从上到下略显外倾，给人一种柱身上下一样粗，上下线条垂直的视觉幻象。　　　　
　　①巴台农神庙—奉祀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神庙，位于雅典卫城。　　　　
　　希腊的政治体制对我们特別有趣，因为希腊的城邦政府面临的问题，与我们今日的市政府面临的问题，不无相同之处。这两种文化基本上都是从乡村生活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们都继承了极端重视个人独立性和独创性的价值模式。它们都面对着城市生活所带来的问题，面对着经济结构深远变革所带来的问题。古典时期来到之前不久，希腊才出现名副其实的城市。前文已经述及，古典时期的希腊人维持生活，主要靠出口制成品；靠出口橄榄油和酒等农产品。用出口主要农作物的农业模式来取代自给的农业模式，总是要打击小土地所有者，因为他们只好听凭中间人摆布。虽然希腊人没有象后来的罗马人那样发展使用奴隶劳动力的大种植园，可是仍然有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城市里集中的人口日益增多，原有的大家族随之瓦解。个人淹没在人的海洋中，谁也不认识谁，这个潜在的趋势日益严重，正象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一样。　　　　
　　希腊人对付这个情况的办法，部分靠的是限制公民的规章制度。他们把选民的范围限制在城市居民的后代之中，甚至只让有公民权的人参加选举。每个城市里都有大批的异邦人，尽管他们可能受人尊敬，生活富裕，可是他们无权参与政治活动。尽管城市人口太多，不可能形成一个面对面参政的单位；然而，即使在雅典和柯林斯这样的大城市里，任何竞选公职的候选人，都必须是许多选民认识的人，他的履历都必须为全体选民所熟悉。限制选民人数使代表政治的问题得到了简化。可是，许多选民的教育程度低，再加上希腊人的基本个性是个人主义、情绪外露和强烈妒忌的结合；所以，选民参政这个本来已经简化了的问题又被抵消而变得复杂了。　　　　
　　希腊文化模式使公民参政不光成为一种特权，而且成为公民的一种义务。希腊公民似乎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来议政，他们在与政治不可分离的权术谋略之中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此相联的是，原始部落式的忠诚和对自己群体的激情残留下来，进入了城市生活之中。一位剧作家如果不在自己的城市里首先演出他写的剧本，那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连艺术家和剧作家也觉得有义务把自己天才的首批成果贡献给自己的城市。只有当他们的成果被本城人拒绝时，只有等到他们的天才受到普遍承认并且给家乡人带来了声望时，他们才会转向比较陌生的城市中去。　　　　
　　大多数希腊城邦政府的发展，以过去的印欧部落模式为雏形。这个政治模式由国王和部落议事会组成，贵族家族的族长控制着议事会；不过部落中可以自由讨论，允许任何人畅所欲言。国王首先是作战的领袖和执政官，他执行议事会的决定。没有迹象表明，他有神授的特权，就连他的祭师职能也不重要。新型的商业文化和都市文化兴起之后，国王和贵族的特权象汽泡一样化为乌有，代之而起的是暴富阶层支持的寡头政治。寡头政治随后又反过来被民主政治所取代，民主政治很快又被一位领袖人物把持。最后，有一位铁腕人物总会站出来夺取政权，以国王的方式实行统治。但是，他通常要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王朝的徽号。这位铁腕人物的地位，与我们城市里牢牢扎根的政治机器的老板的地位大致相当。虽然民主的外表象征通常保留下来，可是一切权力都被他抓在手里。希腊人给这类城市政治机器的老板取了一个名字，叫“僭主”。英语里的暴君就从这词转借而来。不过，在希腊语原有的用法中，它缺乏英语中暴君一词所具有的大多数残酷和压迫之类的内涵。任何城市的第一位僭主通常是能干而仁慈的统治者。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他的一位后继人总会变成压迫人的统治者。接着，一位“较开明的统治者”又会站出来把这位暴君赶下台，以寡头政治取而代之。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寡头政治又会让位于民主政治。随后，民主政治又让位于另一位暴君。希腊人看出了这个循环规律，视之为自然而然的现象，认为它可以推迟，但是要迴避则是不可能的。　　　　
　　以上述模式为起点，希腊人确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可是，似乎没有一个章程成功地运转了很长的时间。制定一个章程，是建立一座新城前所做的超前规划中的一部分工作。这些章程代表着希腊政治理论的最高成就。遗憾的是，它们从来没有得到长期的贯彻执行。没有一个章程提供过一个成功的文官系统，而成功的文官系统本来是有稳定政局的作用的。在政治事务中，希腊人和别人一样是只能贏不能输的。被击败的政府官员候选人可能会煽动叛乱。放逐制度的根据就在这里。失意的候选人要被逐出城邦去流亡若干年。　　　　
　　至少在一个方面，希腊城邦比后来的罗马城市幸运。希腊城邦中没有游手好闲、一贫如洗的平民。这些平民俯首听命于任何政客，甘心情愿为任何企图制造动乱的政客效犬马之劳。在希腊古典时期，没有公民权的人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公民的人数又比较少，这就防止了上述情况的产生。可以肯定，贫穷的公民也相当多，不过其人数尚未多到需要经常不断施舍的地步，罗马的贫民阶层就需要这种经常不断的施舍。前古典时期的晚期和古典时期之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城市穷人和乡间涌向城市的剩余人口被新建的城市吸收了。大多数新建的城市位于地中海西部，尤其是在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南部的新城区后来被叫做“大希腊”。　　　　
　　在有利的位置有计划地建立殖民地的能力，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文化成就。显然，德尔菲城的神谕宣示所，就发挥着新殖民地消息发布所的作用。指望建立殖民地的城市要朝拜神谕宣示所，祭师们则利用从其它香客那里获取的知识给这个城市建议一个最佳的地方去殖民。殖民者是从自愿报名的公民中选拔出来的。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设备和粮食，使他们能维持生活，直至他们能够种植并收获自己的庄稼。母城要帮助他们，直至他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母城与子城之间没有持久的联系，可是殖民者仍有强烈的恋母情绪。作为继续联系的象征，神圣的火种从母城被带到新居民区去点燃第一批火苗。许多新城后来比它们希腊本土的母城更富裕，拥有更多的人口。但是，在艺术上和思想上，他们被认为—而且他们自己也接受这样的看法—是乡巴佬，凡是小有名气的希腊人到殖民地周游，必然象英国大文豪到美国观光一样，无疑捞到很大的好处。　　　　
　　希腊人殖民模式的过程难以追溯。毫无疑问，希腊以西尚未开化。然而并非不友好的部落刺激了他们殖民的欲望，蛮族部落给希腊商人提供了高额的利润。然而，建立一座新城要重新安置数以百计的人，这与单纯建立一个贸易货栈，是迥然不同的；它需要周密布置，许多美洲殖民失败的遭遇就证明了精心安排的重要。自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700年，腓尼基人也在建立殖民前哨基地，虽然他们在周密系统的安排上不如希腊人。希腊人可能模仿过腓尼基人的殖民模式。更大的可能性是，希腊人和腓尼基人都在与米诺斯人的接触中学到了向外殖民所必需的技巧。米诺斯人广泛建立海军基地的情况已如前述。此外，亚述人也长期执行广泛的移民计划，把它作为他们帝国政策的一部分。希腊人也可能从亚述人那里借用了一些向外殖民的技术。　　　　
　　还应该提一提希腊城市化的另一个结果，因为它对美国文化的某些方面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虽然当时每一座希腊城市都修建了奥林匹斯神庙，都选择了奥林匹斯神系中的一位神祇作为本城的守护神，作为本城特别奉祀的神校�，可是这些神校�日渐成为盛大游行和仪式的借口。人们从中得到美的满足，而不是精神上的充实。据说—这一点大概是真实无误的，在萨拉米战役①之后，奥林匹斯神系的神祇全都死去了。　　　　
　　①萨拉米战役—公元前480年，波斯帝国入侵希腊，在萨拉米岛（靠近雅典）被希腊人击败。　　　　
　　另一方面，前印欧部落时代的宗教习俗又抬头，并且在城市环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许多地中海地区特有的古老的狂欢作乐的地方性宗教仪式，又重新组织起来，超越了原有的地区局限，变成了各种神秘宗教。城市人口，尤其是许多没有公民权的人，强烈感到需要某种组织系统，使他们能以平等的地位和別人建立联系。人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要求，人需要社会接触，需要归属于一定的内部集团。从这个角度来看，各种神秘宗教的兴起可以被认为是人遭遇挫折后的必然结果，同样的挫折导致了今日美国社会中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组织。凡是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打破了亲属群体和地区群体的地方，取而代之的社会组织一定要兴起。　　　　
　　仅用以上原因还不能完满地解释何以会出现神秘宗教。希腊人缺乏与较大的社会群体无意识认同的机会，这就加重了他们的个人主义倾向，本来他们的个人主义就够强烈的了。仅仅靠思考亲属群体和部落的世代延续，再也不能满足无所归属的、默默无闻的个体对来世的向往。他开始渴望个人的永生，随之而至的是向往来世过愉快惬意的生活。阴曹地府对城市贫民来说，显然比对乡下人更加枯燥无味。神秘宗教的兴起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对村民伦理行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在城市中再也无法运转。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数成年人是在较小的社区中出生和长大的；对他们而言，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不再发挥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损失。在没有适合个人需要的舆论时，就需要一种有效的东西来取代。按照他们的观点，过去的神校�是超道德的。新的神校�是超自然力对人实施制裁的源泉，它们惩恶扬善，即使同时代的人没有察觉到神校�的惩恶扬善也罢。　　　　
　　上述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系列教派，所有教派都有一些共同之处。任何人入教前都要预先接受教育，行入教礼。这个过程旨在使入教者作好心理准备，以便日后与该教派的神祇与教义产生认同，保持一致。其程序是与别的教徒一道重温该教派神校�的一些经历。所有的神秘宗教都保证入教者能祛病延年、来世幸福。所有的教徒都有伦理义务，至少对教友承担着一定的伦理义务。因此，神秘宗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帮会，教徒有义务相互扶助，教会的伦理准则使教徒在相互交往中获得安全感。　　　　
　　希腊古典时期转入希腊化时期之后，城市人口更加集中，人口的空间流动大大增加，神秘宗教随之而增多，并且加注了新的含义。地区教会中不但包含享受公民权的教徒，而且包括着异族教徒，甚至还接纳奴隶入教。希腊人常常把整个城市的人口都作为战利品变卖为奴隶，考虑到这个常见的模式，必然有许多人是先入教，后来才沦为奴隶的。教会不得不照旧把他们当兄弟看待，否则神秘教会的秘密就无法保住。各种神秘宗敦都強调独立自主，有它们自己的名分等级制度，其根据是入教仪式的不同等级。所以，在教会外面为奴的人，在教会内部有可能占据着最高的地位。　　　　
　　人们转向神秘宗教的倾向发端于希腊古典时期，这一倾向在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