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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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传承，被当做行业的秘密被保护起来。物质生活上的缺乏进步，可能是这些职业垄断的结果。垄断限制了竞争，阻碍了发明。
印度文化的特点，是将命定的地位和角色推向极端，这就使它成为最静滞不变的、迄今整合最完善的文化。社会的基础有三大支柱：村社自治、种姓制度和联合家庭。由于一连串超自然力的束缚，由于从高度繁杂和高度形式化的宗教和哲学体系中推衍出来的各种解释，种姓制度受到了强化。一个种姓由一群组织严密的人组成，他们具有共同的传统和强烈的团体意识。每一个种姓有一位首领和一个议事会。议事会不时举行会议，这种会议或多或少具有绝对的权威。议事会成员参加一些节日庆典，议事会对其成员有司法裁判权，有权对其成员实行惩罚，最严重的惩罚是把种姓的成员驱逐出种姓。
无论种姓的渊源是如何地千变万化，从理论上说，一切种姓按社会地位排列成等级，社会地位的根据是：人是从梵天身体的不同部位演生出来的。四大种姓的每一类又细分为数以百计的小的等级，每一个小的等级在社会级阶中都处在一个等级之下，一个等级之上。因为印度人口相当静止不动，所以这样的种姓等级排列是可以维持的。虽然个人不能在种姓等级中升迁，然而整个种姓是可以整体升迁的。只要特别严格地尊守祈祷、仪礼性的沐浴净身等方面的明确规定，整个的种姓就可以升迁。一位首陀罗不能升迁为一位刹帝利。没有哪一个种姓能全体升迁为婆罗门，然而，可以使用上述方法使一个小的等级在同一种姓的范围之内升迁一二个小的等级。
在维持一种极为繁复然而又是极为静止的文化并使之正常运转的过程中，种姓制度有完美的适应力。种姓成了印度生活的一个基本格局。任何新的社会成分都用种姓的字眼来阐释和调节。甚至连当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分成了小的等级，虽然他们并未接受印度教的等级和教阶制度。另一方面，许多“不可接触的”贱民信仰伊斯兰教和后来的基督教，以便逃避悲惨的地位。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尤其给村社生活的自治性和自足性以沉重的打击，而且使种性制度发生进一步的分裂。如今，在独立的印度，其它重要的社会关系形式在急剧形成之中。由于新法律的制定，种姓关系、土地所有制和联合家庭的结构都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些事件的后果正待产生，本书不打算探讨这些事件。
《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
拉尔夫·林顿著
9．中国
9…1 史前中国
中国人文化大一统的绵延不断的历史，比世界上任何其它文明的历史都要长，尽管中国文明绝不是最古老的文明。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比印度河流文明、近东文明和埃及文明都要晚得多。然而，中国文化整合为一体的时间早。而且，和其它古老文化不一样的是，中国文化从未发生崩溃。相反，自从实现整合之后，中国文化始终以不同程度的有效性继续发展。它与其它文化的接触非常之多。中国人曾经被几个外来的王朝征服过统治过，但是他们总是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去影响征服他们的外夷，并且能够最终同化这些蛮族，以恢复自己血系的王朝。中国文明最早建立了有效而稳定的政府，这个政府能够管理城市和乡间的庞大人口。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被外族推翻过。
中国历史学家（原文如此—译著）孟子认为，中国历史以500年的周期作循环往复的运动。其格局总是：先是被外来的征服者统治，接着是外族征服者被同化，然后是天下大乱的时期，最后是在一个新王朝统治下实现中国人的重组，这个重组的时期是推行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和对外征服的时期。倘若历史真会重演，中国应该能够脱离俄国人的羁绊，在二三百年内变成一个世界强国。认为中国人纯朴、友好、不好战的观点，离事实相去甚远。中国在自己的几个历史时期曾经是世界强国，曾经把她的征服推进到令人震惊的遥远地区。
中国可以断定的最早纪年，是公元前2250年，其根据是《史记》所载的天文观测。但是中国的发展迅捷。商代初年，约在公元前1750年，中国已经与西方的各种文明并驾齐驱了。自此之后，中国始终保持着令人钦羡的高水平的文化，保持着世间无与伦比的绵延不断的传统。
有几个因素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优势，现代的科学农业推广之前，中国的农作物和栽培方法在世界上大概是最为优秀的。这使中国有能力支持与埃及和两河流域一样密集的人口，而且使中国人口密集的地区要辽阔得多。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国人就关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早在基督纪年之前很久的时期，他们就形成了一套网罗精英人才参政的技巧。心术不正的男子和女子统治过中国。然而，很少出现过脑子不灵的笨伯统治中国的情况；即使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的统治也非常短促。由于这一套培养和遴选精英的技巧，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中国的统治体制成功地结合了英国政府公务员制度的长处和美国民主制度对人力资源的广泛利用。最后的一个因素是，在极为悠远的古代就创造了文字，这种文字又与口语脱节，所以许多操不同方言的人能够纳入一个单一的民族和单一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且，这种文字使行政官员能利用过去统治者的经验；西方的行政官员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每个欧洲国家的历史都发生过频繁的文字变革。
与印度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一贯富有历史头脑。中国的历史文献真可谓汗牛充栋。遗憾的是，他们借古喻今的欲望，他们对系统条理性的爱好，常常导致重修过去历史记录的后果。所以，早期竹简上记载的历史，不如经典著作里记载的同一时期的社会那样富有田园诗似的美景。然而，所有史籍记载的文化信息中，有很大一部分有确凿的事实根据，这倒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北方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阶段，显然是北极圈共生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个时期的遗址，常包含圆形的地穴，通常被称之为地穴式居室。但是地穴如此之小，所以它们用做地窖式粮仓或储藏室的可能性更大。即使被用做居室的话，恐怕也是冬季避寒才用的居室。最早的农作物是一种高大硬杆的粟，叫高梁，就象今天华北栽培的高粱。陶器上一些偶然的印痕被解释成稻谷留下的印迹。但是，如果真是这样，至迟在公元前2500年时华北就已经在生产水稻，这就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难解的问题。与粟、稻（？）文化同时出现的，还有猪和狗的饲养业，华北人养猪养狗是用于肉食。早期新石器阶段结束之前，绵羊和牛也相继出现。遗址中偶然能见到的马骨说明，当时的马仍然是狩猎的对象，而不是家养的牲畜。
商代以前无文字可考。论述事物起源的《易经》里说，汉字发明之前，古人已在借用绳结记载信息传递书信。秘鲁印加人使用的结绳记事法说明，绳语可以是非常有效的。《易经》屡次三番经过修改和编纂，故其中所言不能尽信。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易经》的编修者均为学者兼哲人，他们认为宇庙自有其逻辑组织；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所以他们认为，远古半神半人的君王通晓神谕，洞察宇宙的逻辑结构。远古君王要洞察天理，方能加强并维持天理；只有在洞察天理之后，他们才将自己的才智转到功利之器的发明上去。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始于商代（前1766—前1122）尽管商代在经典中常有记载，然而几年前它仍然被认为是神秘莫测的时期，直到黄河河套地区（原文如此—译注）前不久发现了很古的甲骨文。自那时起，人们对商代的王陵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易经》中记载的历代商王，大部分在当时的甲骨文中得到了证实。出土的商代文物，当时的甲骨文，再加上传统的文献，使我们对商代的了解胜过了对其后若干历史时期的了解。继商代之后的周代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然而迄今为止，尚未用令人满意的现代科学考古法发掘出任何周代的遗址。中国人收藏古董的兴趣给青铜器和石刻文物提供了市场。最迟在纪元初期，盗墓之事已屡见不鲜，以盗墓为职业已司空见惯，虽然盗墓者声名狼藉。盗墓者使许多艺术珍奇重见天日，可是孤零零脱离遗址的古物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安阳殷商帝王陵墓的发掘，迄今仍然是科学考古的唯一的孤立佐证。此地发掘的文物中，最能说明上层阶级日常生活的文物是商王占卜用的甲骨。商王对占卜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用几种方法进行占卜。他们最喜爱的方法是用火烧灼牛的肩胛骨以问吉凶。商代的祭司在甲骨上刻契占人的问题，用火烧灼，然后从甲骨上的裂纹看兆象定吉凶（此为原文所述占卜顺序—译注）。占卜的问题主要是宫廷大事、礼仪良辰、风雨气候、作物收成、出征吉凶等等。
商代的贵族似乎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证据见之于商王墓葬之中。他们的陵寝被视为死者的居室，其中的铺陈摆设与宫廷无异。墓中置放着青铜的兵器和甲胄、石刻和玉雕、青铜的礼器。青铜器的造型雄浑精湛，其浇铸技艺是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
商帝国的结构，似乎介于征服性帝国和部落联盟之间。帝国各部分在政治上是自足的实体，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着皇家参议会或贵族议事会之类的机构。各地区由世袭贵族统治，各地贵族臣服于商王，并且从商王主持的祭礼中分享好处。中央政权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商王的品格。商王弱，贵族就互相征伐。在任何时候，商王都在与华夏族之外的蛮夷交战。甲骨卜辞中反复提及一个叫做“牧羊人”的部落，这个部落生活在商帝国西部边陲之外。商王常常袭击蛮族部落虏掠奴隶，尤其虏掠战俘用于祭祀的牺牲。在卜辞所列的牺牲之中，可以看见这些“牧羊人”与家畜是相提并论的。
商代文化具有强烈的宗教和巫术取向，虽然它同时又缺乏神秘主义。每个村子都举行每年一个周期的庆典，都祀奉自己的祖先。各地的贵族还主持其它一些典礼，为本区的人民赐福。显而易见，各地都有自己崇奉的独特的二等神校嘤衅湫叛龅纳骄帧Ｗ詈笫怯缮掏踔骷赖匚蛔罡叩纳裥｝，尤其是天上的神灵，祈求神祇给全国賜福禳灾。商王和贵族主持的祭礼均有其严格的程式。每一种祭礼各用何祭器祭品，亦有严格的规定。毋庸置疑，每种典礼的程序也有严格的规约。
商人的族源尚不明确。显然他们的祖先从西北进入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征服者进入中原时始终遵循的路线。而且，商代的开国年代（约公元前1500年），与亚利安人侵入印度，与草原民族入侵近东的年代颇为接近。亚利安人和北方草原民族和商人一样，已驯化马，已在使用马车。人们广泛接受的理论是：商人把许多西方的文化成分带入中国，尤为显著者有小麦和大麦的栽培、马的役使、战车、青铜铸造和文字。小麦和大麦在商代确已出现，这两种作物起源于西方是不庸置疑的。但是龙山文化①各部族已经知道驯养马牛羊。没有迹象表明，商代的建立导致了畜牧业的大发展。而且，商人亦不利用牛奶；如果说商代文化是由草原民族的共生传统衍生而来的，那么商人不喝牛奶就成了他们一个令人费解的特征。
①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800…前23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分布于山东、河南等地；磨制石器发达，制陶已使用陶轮；已出现卜骨；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亦较发达；早于商代文化。
无论商人的族源是什么，商代建立之初，华北地区有许多独立的部族，它们的新石器文化变化多样。可是，到了商代末年，华北已经形成统一的，不容置疑的华夏文化。在许多方面，商代预示着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商代起始于外族的入侵，随后是外族被同化；商代使文字的地位上升，此后的中国文化亦重视文字；对学问的尊重亦肇始于这一时期，宗教仪式也形成于商代，在人与超自然力的关系中技术已战胜了情感；尤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商代使这样一个模式明确固定下来：将最重要的世俗和神圣两种职司授予同一个人；有知识的贵族阶级也形成于商代，他们兼有祭司、武士和统治者的职能，这样一个贵族阶层的出现使政教成为完全合一，不可分割的整体。
而且，贵族阶层的出现根本没有产生神权政治。中国人办事的态度是非常实在的，这样的态度使宗教成为政府的补充。上述商代的文化模式在中国历史从古至今保留了下来，使中国免受了祭司和君王的倾轧之苦，正是这样的倾轧使许多別的文明分崩离析。早在商代没落之时，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宣传战的格局，后来历代的改朝换代者都利用了这样的格局。周入侵入中原推翻商朝时，把末代商王描绘成罪恶和残暴的怪物，自称自己是上天派遣的仁义之师，旨在救百姓于水火，惩罚商朝暴政的罪恶，以便恢复天下太平。
9…2 历史时代早期的中国
周代建立之后，中国进入了历史完全明朗化的新阶段，中国文化大多数典型的模式此时已呈现出来。其中的许多模式在商代业已形成，但是到了周代它们才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与其说周朝是一个朝代，毋宁说它是一个时期，在历代王朝的纪年表中，周朝大约起始于公元前1000年，灭亡于公元前221年，但是周天子对全国的控制时间大约到公元前770年就已经结束了，这一年是都城东迁至洛阳的一年。甚至在此之前，封建制度固有的破坏力量就已经开始削弱周天子的中央集权了。周王朝的成就，是建立起全国彻底整合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中国原已存在的文化模式和从西部蛮族借用的文化模式可以得到发展，可以被组织起来。周朝的开国元勋在把先前业已存在的文化模式整合成一个体系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个人作用，这一点难以判断。周代初期的几位天子，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曾经有过把夏文化成分与草原蛮族文化成分整合起来的经验。
据《竹书纪年》①载，历代周天子的历史均表现为不可动摇的权力意志，崇尚大治和崇尚礼仪的结合。直到周人对商王称臣的历史结束之前，周人对商王的权力、秩序和礼仪在外表上都非常之敬重；然而与此同时，他们逐渐把商王之下的小国越来越多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周文王灭商纣王建立周朝时，他表现出最大的惋惜和遗憾，并且立即着手去整顿社会秩序和国家的秩序；根据竹书记载，他按照严格的体制整顿天下的秩序。根据中国历史学家的记载—中国历史学家总是笃信伟人理论的—周天子建立的新体制甚至改变了家庭的组织结构。显然在贵族血统的继承上进行了变革。然而，改变任何社会的家庭结构都是最艰巨的任务。周代实际的变革可能是这样的：鼓励商朝遗民中的贵族改变一些风俗习惯，使商朝贵族的家族制度与周朝贵族的家族制度一致起来。因为农民的主要职能是纳税，所以新王朝曾试图改变农民家庭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