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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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德国的反间谍头子叫做塞伦堡，后来写了回忆录。
照他的说法，那些“证件”存放在一座文库里。文库失火，有一个捷克特务奉命从灰烬中掏出文件。另外一种说法，则是德国人通过捷克人，把文件卖给了俄国人。
这一手到底怎么搞的，关系不大。1937年5 月底，图哈切夫斯基的档卷已经高高摆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这位留髭须的乔治亚人大可踌躇满志了。德国人已经提供了必要的材料，让他去宰掉他非得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物。斯大林的目的是粉碎最后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因为这支力量在抵制他的政策。希特勒则抓住千载难逢的良机，斩下了红军的首级。
比亚特尼茨基案件，教育了纳粹领袖，懂得了案子决不会限于几位高级将领。他确信镇压的狂澜，必将席卷红军。没有好几年的时间，恢复不了元气。这样一来，他便解除了东顾之忧，可以放手先行战胜西方。从1937年起，德苏亲善，已露端倪，德苏条约只不过有待签署而已。
1937年8 月，清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后两个月，斯大林便召集红军政工领导开会，规划肃清军内“民敌”的运动。纵犬逐鹿的号角吹响了。于是血洗红军，十九位军团司令，杀掉十三位。一百三十五位师、旅指挥员，处死一百一十位。团指挥员屠戮一半。大部分政委引颈就戮。红军大量失血。好几年失去了战斗力。
德国人彻底运用这一对他们有利的情况，命令情报机构，把惊人的消息透露给英法当局。消息确实够叫人担心。肃反运动竟把红军搞成了什么模样！我不难想象英法参谋部为什么不那么热衷于和苏联缔结军事同盟。因为红军的脆弱，已为众所周知。
第十章 巧克力大楼
我之所以成为共产党人，只因为我是犹太人。我接触到了东布罗瓦的工人，才明白资本家是怎样的剥削他们。另一方面，犹太人问题从小便缠扰着我。只有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找出了真正的答案。我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结束种族主义、排犹太主义，让犹太文化发扬光大。我研究过排犹思想的起源和内因：从帝俄的屠杀犹太人到法国的德雷弗斯事件（译注：德雷弗斯是犹太族法国军官，以间谍嫌疑成冤狱。左拉名著《我控诉》，便是为冤狱平反而写的。）。在我看起来，纳粹主义正是排犹太思想在二十世纪的集中表现。我眼见妖兽成形，而为天下的太平担忧。
德国的工人党，兄弟阋墙，置公敌于不顾。很多人认为，希特勒一旦执政，必然会销兵卸甲，抛下《我的奋斗》，让冲锋队转业为夏令营辅导员。德国资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一律认为，德国的赤祸酿乱，吃一帖恢复秩序的药剂，治疗一番，未尝不是个妙计。
1933年1 月30日，各报以头版新闻报道，阿道夫·希特勒当上了总理。我当时已是共产党员，觉得警钟一声，足以振聋发聩。世界已向野蛮势力敞开了大门，奥国小军曹戴在脸上的民主假面具卸下来了。从此以后，首先是德国，接着是欧洲，将要学会在铁蹄下讨生活。
（译注：德雷弗斯是犹太族法国军官，以间谍嫌疑成冤狱。左拉名著《我控诉》，便是为冤狱平反而写的。）
1933年2 月27日，国会大厦有人纵火。起火刚刚几分钟，戈培尔和戈林已经到了现场。第二天深夜，一万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束手就擒。3 月5 日举行选举。戈林预告说：“今后我的行动，决不斤斤计较五花八门的法制成见。我们不用理睬那种假想的法制。该消灭什么，我就下令消灭什么。如此而已。”就这样，共产党得到的选票，一律作废。当时，恐怖气氛已经弥漫全国，而社、共两党仍然得票一千二百万。
其他各党一千万。纳粹得票一千七百万。仅凭希特勒一纸命令，共产党所得议席一律作废。德共总书记台尔曼被捕，跟着便是季米特洛夫被捕。
连锁反应是不可避免的。
3 月23日，魏玛宪法寿终正寝。
德国在赤党和褐党之间，首鼠两端，迟疑不决。现在却是褐色泥浆淹没了大地。希特勒为了摧毁德国的工人运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冲锋队向工人冲锋陷阵。1933年5 月2 日，工会大厦为冲锋队攻占。由总罢工来阻拦希特勒的指望，又成泡影。成千上万工会活动家，也被关到铁丝网后面去，奉陪社、共两党的党员。但是，恐怖统治还缺一条铁臂。
1934年4 月，盖世太保诞生了。
早在希特勒取得政权以前，我就读了《我的奋斗》。当时很受友好们的打趣。后来，我逐渐发现纳粹的发展过程，早在书中描绘得一清二楚。希特勒在这部书中不断突出两个主题：一个是“粉碎国际犹太帮”，一个是“消灭共产主义”。
我既是犹太人，又是共产党，自然觉得两档子事都有我的份。1935年1 月，颁布了“种族纯洁法”迫害德国犹太人。同时，我觉得纳粹势力虽然暂时限于第三帝国境内，不久终将戏害全世界。大祸将临，朕兆不断显现。1935年1 月 13 日，纳粹政府决定实行强迫兵役制。希特勒悍然把凡尔赛条约扔进了字纸篓。同一年，萨尔省居民百分之九十赞成归并于德国。
西方民主国家就是不肯正视危机，一味拖延，期待奇迹。
他们迁就姑息，妄想舆论责难能使纳粹却步。西方民主国家越是首鼠两端，希特勒便越发步步进逼。1936年3 月9 日，德军开进莱茵区。西方对此毫无反应。1936年7 月初，西班牙内战爆发，其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英法政府标榜不干涉政策，听任德意军队扑灭西班牙革命。然后，在1936年，德意终于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同盟。
世界各国迟疑不决，不肯在蛋壳里便把褐色瘟疫的苗头扑灭，反而姑息养奸，听其蔓延。1937年5 月1 日，我头一次出差去法国，路过柏林，更叫我如梦方醒。街道上景色，令人看了没法忍受。成千上万戴便帽的工人，成千上万青年人，挥舞着纳粹旗号，高唱希特勒赞歌。我在人行道上，看得目瞪口呆，就是不知其所以然。德国群众到底发了什么样的集体狂呢？歌声响彻云霄，不久就将响彻欧洲。我呢，已经深信不疑，没有一次剧烈的冲击，不打一场世界大战，纳粹势力是无法遏制的。这一场残酷的斗争，将决定人类的前途，我下决心把我的岗位放在第一线。
谁给了我参加战斗的机会呢？是苏军情报组织。组织的领导机关设在红场附近，士纳门斯卡亚街十九号。楼房不大，由于油漆的颜色，大家称之为“巧克力大楼’。这时候，苏联情报机关跟西方的作法不一样，主要依靠各国的共产党人。这种机构成立于内战时期，没有来得及培训真正的特工人员。
任何特务机关搞情报，都想在对象国家就地物色特工人员。苏联当然也不例外。红军自然也掌握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这些党员并不把自己当作间谍，而自认为世界革命的先锋战士。一直到1935年，苏联军事情报组织还保持着这种国际主义性质。如果不放在世界革命的范畴里面，那就没法理解这等样人怎能加入这样的队伍。我跟这样的人交道打得多了，可以证明他们是完全无私的。他们绝口不谈钱，不提工资。他们不过是平民百姓，就象在工会里那样效忠心。
红军情报领导人是柏尔青将军，老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两次被判死刑，两次越狱脱身。内战时期，他指挥一个团，指战员都是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这个团负责警卫列宁和中央政府。那时候，布尔什维克领导，确实奉行国际主义，否则决不可能把中央警卫交给外国人负责。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在各国拥有自己的耳目。民族各部搜集各种政治经济情报。主要因为长时期内苏联同其他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谁都知道，搜集情报一般通过外交途径，所以，在苏联的处境下，只好成立当地机构来弥补这个缺陷。
苏联情报的第三组成部分是内政部。内政部负责国内治安，就必须搞清苏联境内的外国特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内政部的职权日益扩大。国外的保安工作也交给了它。接着又负责监视各国白俄的阴谋活动。最后，内政部既管国内，也管国外，跟军事情报展开竞争，并派特务钻进军方情报系统。
革命刚结束，莫斯科的外国使馆，便变成反革命的核心。
特别是英国大使馆里，有一个特工孤菌在蠕动。这人名叫洛卡特，朝思暮想推翻苏联政府。他跟一些极端分子联系，要跟布尔什维克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柏尔青听说他要收罗军官，士兵，加入他的阴谋活动。柏尔青便亲自找他，说自己手下一个团，一心只想投奔他，因为这些人都不满意新政权。全国人民群众都破灭了幻想，知道受了革命党的骗。
俄国已经大乱临头，非采取救急措施不可云云。然后，柏尔青以口问心，对洛卡特说，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免除这场大难。
洛卡特开头还略存戒心，说来说去便落进了圈套。他俩搞了一个计划，推翻掌权的班子。这样一桩大事，当然需要非常的手段。单说答应举事士兵的酬劳，就花一大笔钱。柏尔青当即暗示要马上先付一千万卢布。洛卡特如数交清，连眉头也不皱一皱。
他俩随后又规定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细节。行动将是简单的，但又是彻底的。先包围政府大厦，逮捕政府首脑，连如何处置列宁都规定明确。一位有名有姓的东正教神甫，提供教堂，为共产党的领袖治丧。
柏尔青把收到的巨款，存放在安全场所。到了约定的日期，乱党开向政府大厦。红军团队当即截住包围，生擒洛卡特，逐回英国。
这是柏尔青初试身手。后来便负责组织苏联的情报机关。我在1936年12月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公认的领导人物。
他为众望所归。为人全不象个机器人式的情报专家。他最重视人的品质。他爱收罗的人才必须是这样的人，他说，“苏联情报人员必须具备三种品质，一是头脑冷静，二是心肠热烈，三是神经坚强如钢铁。”他和一般的特工作风相反，决不扔下遭难的部下，决不牺牲一个部下。在他看起来，情报人员首先是人，而且首先是共产党人。
柏尔青跟他派出国外的人员，经常保持个人联系。就这样，他和苏联情报巨头里查德·索尔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去比国以后，于1938年，在布鲁塞尔遇见索尔格。他告诉我第一次会见柏尔青的情况。
索尔格是个人才，非常聪明，是德共积极分子，曾写过几部经济著作。他本来在中国工作，1933年召回莫斯科。柏尔青在一个象棋俱乐部和他约会，因为这个俱乐部里常有德国人来往。
索尔格谈道，柏尔青真叫单刀直入。他说：“你看，当前，苏联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哪怕作这样一个假设：就算苏联会跟日本打起来，以我所见，真正的危险，还是来自纳粹德国。”（谈话时，希特勒上台才几天。）
柏尔青说：“正因为这样才请你来这儿。我们想让你去日本……”
“为什么去日本？”
“因为在东京，德日接近已见端倪，你可以搞到不少军事准备的消息。”
索尔格开始弄明白，人家想叫他干什么，便插话说：“怎么，叫我到日本去搞谍报？我是新闻记者嘛！”
“你说你不愿意当间谍，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间谍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有些什么想法？你心目中的‘间谍’是搜集情报，提供本国政府去利用对方的弱点。可是我们苏联人，我们不想打仗，我们只想知道敌人在怎样准备，发现敌人的弱点，以免临事措手不及。”
柏尔青接着说：“我们的意图是：由你在日本成立一个保卫和平的团体。你尽量招徕日本的名流，尽力使日本不至于拖进一场反苏战争。”
“我用什么名字到那儿去？”
“用你自己的姓名。”
索尔格十分惊讶。在场的柏尔青的助手们，也掩盖不住他们的惶惑，说道：“他是德共积极分子，德国警察早有他的档案。这又不是新近的事情。1918—1919年代，他已经为德共活动。你可以相信，德国警察决不会失掉了他的踪迹。”
柏尔青答道：“我知道，我完全知道这得碰碰运气，不过我认为，只有自己的鞋子最衬脚。我也不是不知道盖世太保掌握了德国警方的档案，可是，等到他们把索尔格的材料补充整理就绪，莫斯科桥下的河水，已经流过不知多少了。
再说，就算盖世太保动作神速，超过咱们的想象，索尔格当共产党员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他就不能在十五年里改变主意吗？”
柏尔青又转过身去，对他主管德国的助手说：“你去设法让《法兰克福》日报，派他当驻东京的特派记者。”
接着，他又转身对索尔格说：“你瞧，这不是得心应手了吗？你再也不会觉得白己在当什么奸细了罢？”
柏尔青早就定下这么一条金规玉律：情报员的掩护，并不是只装门面。预料的事居然实现。《法兰克福》日报真派索尔格去日本当记者。日本官方对他的文章估价甚高，最难打进去的部门，也都对他敞开了大门。他一一结识了德国驻日大使和武官，并且被认为“自己人”。柏林供给驻外使节最机密的消息，都到了索尔格手里。
大战前两三年，盖世太保派代表去东京，监视使馆人员。
索尔格很快便跟这个人混熟。后来，柏尔青害怕的事情毕竟发生了。那个盖世太保特派员，收到从柏林寄到的材料，载有索尔格的共产党员经历。
这人对索尔格说：“当年，真有你的！”
索尔格便照柏尔青的说法说；“不错，年轻时候胡搞嘛！老古董啦！〃 他甚至再开个玩笑，不久便加入了国社党。他的把戏玩得那么巧妙，等到日本政府有所察觉，德国大使还正式提抗议，说是不该逮捕他的“优秀助手”。
第十一章 追寻魔侠
魔侠案以后，比尔和斯特罗木都判了三年徒刑，1936年年底，他们获释回莫斯科。直到这时候，法国公安厅的官方说法是苏联情报组织领导机关同意的。根据这个说法，比尔集团之所以破案，那是因为有一个叫做利季埃的法国特务钻了进去。他是《人道报》的记者。可是，斯特罗木和他的伙伴们都确信利季埃是无辜的。他们反对这个严重的指控把法共牵连进去，同时提议到巴黎去重新调查。共产国际很想刺穿这个脓包，便叫斯特罗木提出人选，结果提出了我。
他声称，“董伯具备一切保障，在出事的时候，他人在巴黎。可是没有参预。他能讲法语，又是位老同志，定能把这桩疑案搞个水落石出。”
共产国际同意了，并且转告柏尔青将军，他未有异议。
我为了准备出差，才破天荒跟苏联情报部门发生接触。主管西欧的斯蒂加上校，别名奥斯加，接见了我两三次，把调查工作的细节安排就绪。
他对我说：“问题只在于联系费鲁齐和安德烈．菲力普两位律师。你得重新研究案情文件，把真相弄明白。”
最后一次会晤以后，斯蒂加交给我一本护照，冒充一位卢森堡商人。他又问我说：“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