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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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外国人在中国就很难再混下去了——除非依靠抢劫。
序言（2）
我要在这些文章中申明的下一件事，详情如下：时下，对于想要在中外贸易中获利的诸国来说，我想，很明显的，也是作为首要条件的，中国必须存在一个好的政府。但是，除非北京的清帝国政府获得足够的自由，并且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能够决定何事对中国的“好政府”来说是正确以及有利的，否则，所谓的“好政府”无疑就是镜花水月。需要我再次阐明的是，欧美列强现在的对华政策，就是支持各省所谓的“开明总督”反对所谓的“反动中央政府”，即慈禧太后和她的顾问们。这一精心谋划并准备贸然付诸执行的政策，实际上旨在分裂清帝国，或者说至少要把中国的政局搅乱，让这个古老的国度陷入到不可救药的混乱与无序中去。可以预见，这一无序与混乱最终将使欧美列强控制中国的迷梦破灭，作茧自缚的他们将不得不再收拾乱局，以让一切回归秩序。
目前，西方人对中国国情和时局的认识不足与他们掌握的相关信息的虚假，其荒谬程度往往令人咋舌。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制定、采用的可以称得上是正确、甚或显得比较实用的对华政策，不是“门户开放政策”，而是“让中国人独立”。这一政策应该由列强中的领头羊带头采纳，并努力在道德上强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强制列强中别的国家也同样采用。除此之外，只要能够保证治外法权的享有，列强中的领头羊应该坚持：列强都应该为在华外国人建立一个“好政府”，并进而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为了大不列颠帝国的声誉，我要在此力陈，关于列强应该为所有在华外国人建立一个“好政府”之事，究其所作所为，英国人所做的一丝努力便是在上海设立了不列颠高等法院。一些未谙世事的英国年轻人，他们被任命至各通商口岸领事馆工作——我在这里必须公平地指出，这些年轻人的言行真正体现了“责任”二字的分量，颇为符合人们对于一个英国人的期望。但是现在，这些可怜的年轻人的热情却被压制住了，他们的勇气无法得以彰显。一个英国领事曾经在一桩显然是非正义的案件中，对一个当地总督手下的官员说：“我感到非常抱歉，我无法考虑事件的正义与否，因为我身不由己。”另外一个在华的英国人也曾经写信给我，说：“我必须要依靠您和我之间的友谊，只有您的帮助才可以使我不至于陷入困境（hotwater）中去。您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曾经给您写过关于这次冲突（即传教士问题）的信，否则情况会对我极为不利。”诸位请看，可怜的维京海盗的后裔啊，如今竟然连热水（hotwater）都不敢趟了！
作为对列强这一正确政策的回应，并为了更好地执行它，首先，列强应该向中国派遣更优秀、更能干的代理人。爱默生说过：“政府总是在最后关头才会明白，用一个靠不住的代理人，对于国家与对个人同样有害。”现在，一个真正靠得住、真正能干的驻京外国使臣，不用我教他，他也能够明白，他的任务不是教习或者帮助他的同胞们做生意，或者是以兜售信仰、叫卖狗皮膏药、出售铁路股份以及后膛装填步枪来谋生，而是要让他同胞的行为规矩些，以体面、守序的方式做生意，并努力在一个文明有序的国家内建立所谓的“好政府”。已故的新加坡殖民总督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他曾经为了改善种植园的中国苦力的生活条件做过一些事情。一个来自英国的代表团为此前来劝他就此事发表一些演讲，他对苦力们说：“别忘了，你们这些种土豆的家伙！是女王陛下派我来统治你们的。”但是，在列强向中国派遣的公职人员中，从政府高官和舰队司令到普通的船长和警察，他们脑子里想的只是不断被邀请参加宴会，发表演讲——在这个前提下，当外国老百姓看到中国义和团兴起和欧美无政府主义盛行的时候，怎么会不感到惊奇？
总之，列强实行的惟一正确的对华政策就是“让中国人独立，并为在华的外国人寻求一个好政府”。但是“门户开放”政策又作何解释呢？是的，只要能够找到一个真正铁面无私的法官，或者至少找到一个像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那样的官员，让他们可以管束进入中国国门的外国人，使其循规蹈矩，搞“门户开放”倒也没什么。“不过，噢！”刚正不阿的洋清官对我说，“究竟有哪些外国人在中国不守规矩呢？”这个问题就像当年下令钉死耶稣·基督的罗马总督彼拉多问过的话一样可笑——“到底什么是真理？”那么，听着，去年夏天，在天津和北京，就有外国公民、传教士，甚至还有一些外国官员，竟然在中国的大街上极不体面地公开劫掠！《字林西报》，这份在上海出版、并算不上是明察秋毫的报纸也为此感到羞愧，因而不得不在社论中大声呼吁：“难道中国和本国都没有政府当局了吗？谁能来阻止这一可耻事态继续在北京蔓延？”
序言（3）
一年前，罗伯特·赫德爵士带着他为之苦心孤诣而作的学术新作，在世人面前宣称：“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抢劫案件。”因此，很明显，无论是让彼拉多总督做耶稣的法官，还是让像罗伯特·赫德爵士那样脑子里少根“道德之弦”的学者来判断事情的是非，都很不容易。近日，上海一个被称为“玛丽·菲奇夫人”的女传教士，针对那些头脑简单的在华洋人写了一篇文章，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人和西方人，到底谁是魔鬼？”
现在说到最后一点了。我在“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系列文章中曾努力阐明，有人告诉我，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文章让西方人看了以后会很不愉快，特别是英国人。我想说的是，我是故意以现代英语“公平竞争”的调子来写作这些文章的。我很明白，无论如何，当这种调子被一个中国人所使用时，是很不讨英国人喜欢的，因为现代的英国人相信，或者至少努力让自己相信，他们是维京海盗的惟一后裔。最近，一个英国人在上海对我这样说：“你们中国人很聪明，记忆力很好，但是，我们英国人仍然认为你们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我并没有反驳这个出言不逊的英国人，也没有争辩说只有死海古猿才没有记忆力，而是想起了曾国藩大人的忠告（见本书第52页）。我温和地笑了笑，并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显得愚蠢。那么，在英国人身上，在他们所有那些让人厌恶的国民性中，最糟糕的甚至还不是他们那种麻木迟钝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傲慢——这种傲慢态度往往会以所谓“冷酷的英国式逼视”把人吓呆。我想说的是，英国国民性中最糟糕的乃是现代英国人满口伪善言辞的语言习惯。在英国人说的所有伪善言辞中，最荒谬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莫过于他们硬说自己是维京海盗的惟一后裔。身为一个受过近代教育的人，持有这种信仰，真是不可思议——即便这一信仰已被证明只有部分是真诚的。对于这真诚的部分，我不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不禁要为可怜的现代英国人如此忽视自己所受的教育而感到悲哀。对于时下的现代欧洲文化，如果说这一文化可以承认、包容一切，那么也应该认可孔子说过的这么一句话：“有教无类。”最后，我要认真地给现代英国人一句忠告——前提是听忠告的人知道该把黄油涂在面包的哪一侧——那就是公平合理地参与竞争，将骨子里的伪善清除掉；如果非要保持那份傲慢，那么也请在自己的傲慢中贯之以真诚。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在那些写于近日的札记中要说明的乃是，当今世界上真正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在中国——尽管如今中国人正在饱受其折磨——而是在欧美诸国。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无政府状态，并不在于境内或者统治范围内是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无序状态，以及管理不善的状况。“无政府”（Anarchy）一词原来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无君”，即“没有君主了”。
这种所谓的“无君”或曰“无政府”状态，总共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一个民族或者一国缺乏雄才大略、其才能足以安邦定国的君主；第二阶段，人们开始公开地或者在暗地里不再相信君主政体统治的权威性了；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是最坏最可怕的阶段，即人们不仅不再相信、承认君主政体统治的权威，甚至开始连“君主统治”这种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政体本身也不相信了——事实上，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人们便丧失了辨识“君主政体”、自身之道德价值甚至人类尊严之所在的能力了！在我看来，现在，欧美诸国——恰恰是这些所谓的“文明国度”，其本身正迅速地堕落至“无政府状态”这一最后和最坏的阶段。德意志诗圣歌德曾在18世纪末以下列诗句哀叹这种时代精神的没落：
Frankreieh’straurigGeschick，dieGrossenmoeen，bedenken；
AbetbedenkenfirwahrsolhnesKleinenochmehr．
GrossegingenzuGrunde；dothwetbesehitztedieMenaeGegendieMenge？
DawarMengederMengeTyrann．
译成英文，意思就是：
DreadfulisFrance’smisfortune，theclassesshouldtrulybethinkthem；
Butstillmore，Ofatruth，theMassesshouldlaytoheart．
Classesweresmashedup；well，then，whowillprotectnowtheMasses
AgainsttheMasses？TheMassesagainsttheMassesdidrage．
上面几句诗的大致意思是——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暴民们的怒吼声余音未消，该欧陆文明古国所遭遇的不幸让人觉得实在可怕，但是，“肉食者”（theClasses）们真的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不过，更为必要的还是普罗大众（theMasses）也应该认真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肉食者”们全部被打倒，那么谁来操心大众们不曾操心过的事，谁来保护彼此争斗的大众们？彼时，所谓“大众”可能已经成为压迫“大众”本身的暴君。
序言（4）
现在，在欧美诸国，“肉食者”乃至所谓的“好人”们出于绝望之心态，都开始对本国的“群氓”（或曰暴民）放任不管——甚至部分“肉食者”为了所谓的“民主”而迎合为数众多的“群氓”，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眼下，各国官老爷们惟一要处理的事情，便是以所谓的“爱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去愚弄本国的“群氓”，以转移他们的斗争视线，转嫁本国的统治危机。我们以中国的情形为例：英国的政治家们已经弄得很清楚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导致一个大困局的出现，因此，他们现在通过所谓的“中国协会”，试图愚弄上海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希望借机胡作非为的“群氓”，其手段便是拆除吴淞炮台！然而，我认为，当权者应当尽量保持一些“诚实”。我在这里所提的“诚实”，不仅是指财政方面，而且还指理智方面——总之，当权者要老实承认错误，勇敢面对困难。法国先哲伏尔泰说过：C’estlemalheurdesgenshonntesqu’ilssontdeslaches——意思就是“怯懦乃善人之不幸。”中国的圣人孔子也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里，君子应该追求的“义”，就是我所说的“理智之诚实”或者“诚实之理智”——反过来意思也差不多。最后，歌德的诗句亦足以平静地陈说“义”之微言大义：
Sage，thunwirnichtrecht？WirmossendenPobelbetrigen；
Siehnur，Wieungeschickt，siehnurwiewildersichzeigt！
UngeschicktundwildSindallerohenBetrognen；
SeidnurredlichundsofahrtihnzumMonschlichenan。
译成英文，意思是：
Aren’twejustdoingtherightthing？Themob，wecanonlybefoolthem；
See，now，howshiftless！Andlooknowhowwild！Suchisthemob。
Shiftlessandwildall！SonsofAdamarewhenyoubefoolthem；
Bebuthonestandtrue。Thusyouwillmakehuman，themall。
难道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群氓，我们必须愚弄他们；
你瞧，他们多么懒惰无能！看上去多么野蛮！
所有亚当的子民，当你愚弄他们的时候都是无能和野蛮的；
惟有真诚，才能使他们焕发人性。
我们再回过头来评价评价中国。即便到了眼下的地步，我们也不能说大清帝国已经完全陷入纯粹的无政府或者“无君”状态。去年夏天，八国联军悍然侵占了中国的首都，两宫西狩，洪水肆虐，当整个中国政府机构的运行几乎完全陷于瘫痪时，中国的民众却仍然忠诚地服从于他们认定的权威，并没有起来作乱。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对此深信不疑。总而言之，眼下中国可能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只是一种功能失调，而欧美诸国本身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乃是更要命的组织混乱。
接下来，我想从我的一本书中摘录一段话，以说明当前中国的统治状态——这本书写于四年前，我准备在将其进行压缩后以《中国的治体和公职服务》为书名出版：
“在一个公允无偏的旁观者眼里，中国政治今日存在的弊端实在不是‘误治’，而是‘无治’。所谓‘误治’，是指任意地、没有限制地滥用权力——不受节制的贪官污吏们公然欺上瞒下，残酷、专横地践踏民众的根本利益，伤害他们的感情，乃至盗用、挪用公款，导致贪渎横行的恶劣局面出现。目前，中国政治的腐败尚没有外国人想像得那么严重，但不幸的是，这类事情的确存在。不过，我必须指出，现在此类腐败的情形主要存在于有关‘洋务’的那些部门或者事务上——诸如建立兵工厂、购舰、购置外国机器及战争物资等事。甲午中日战争发生以前，天津（1）出现的情形大抵就是如此。我们将这样一种事物状态称为‘误治’，是非常恰当的，并且这已经成为致使中国公职人员道德堕落的最恶劣根源之一。至于各省的公务部门，其所存在的弊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误治’情形远不如‘无治’情形严重，而所谓‘无治’，就是完全忽视地方的利益和人民的福利，甚至连官员自己所欲求的好处都得不到满足了。”
序言（5）
“在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无治’状态，其原因不难找到——为了应付洋老爷们到来所引发的统治危机，也即为了满足列强的侵略野心——洋老爷们称之为‘帝国之目标’，整个清帝国被压榨得油尽灯枯。与此同时，为了维持中央政府的统治，中国各省的地方利益也不得不被忽略了。当太后陛下的政府在全力关注清帝国统治命运的时候，那些封疆大吏们（诸如各总督，或者准确地说，应当称他们为‘制军’大人）被赋予的职责是关注整个帝国的问题和利益，因而，他们手中的权力实际上被无限扩大了。他们不仅享有挥霍公款的特权，甚至开始拥有官员的任免权。至于那些本该对各省或者地方负责的巡抚们，则什么权力也没有了。此外，在现在中国的公职服务体系中，还存在一个寡头政治集团或者说是‘派系’，他们伪装‘进步’，以获取洋人的青睐。当大清政府的政策合乎这些人的洋主子的意愿时，他们便被起用，以管理‘洋务’——这些人一上任，便开始大捞特捞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