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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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政策合乎这些人的洋主子的意愿时，他们便被起用，以管理‘洋务’——这些人一上任，便开始大捞特捞帝国的‘油水’，同时，其他本分的官员，特别是那些须对地方负责的官员，则被抛下与饥民们一道挨饿。”
鉴于上述理由，我想将我要阐明的观点进一步总结，罗列如下：
第一、目前，在中国达成的媾和是虚假的，因为欧美列强并没有原原本本地去弄清中国眼下的“无政府”局面出现的根源。
第二、欧美列强可能在中国施行的惟一正确的政策，只能是“让中国独立，看管好在华洋人，使他们循规蹈矩，安居乐业。”
第三、遍观当今世界，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不在中国，而在欧美诸国。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件事：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非常伤害我自尊心的事——
如果说中国有人有权利抱怨太后陛下的清政府，那么我就有这个权利。我已经为这个政府工作了十八年，但是至今我仍然停留在刚入职的官位上，始终没有得到升迁。再论及我现在的薪水，甚至还不如赫德爵士手下的一个四等助手。我承认，这种事非常有损于我那颗在西洋诸国培养起来的自尊心。总之，我强调这一现状的意图，与其说是要证明我写上述文字时所持有的正直无私的心态，倒不如说是我想让人们记住这么一个教训：现在，在欧美列强的对华政策之下，如果有人像我这样只关心中国现实的“善治”秩序和真正的文明状态，那么他绝对升不到一个最能使他为国家尽忠效力的位置上，因为这不是列强想看见的事情。反之，那些热爱李提摩太先生兜售的“进步”、“文明”等诸如此类狗皮膏药的人，或者那些欣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提出的“秘密满洲政策”的老爷们——这样一些身居中国政府高位、却受洋人操纵的官老爷们，终将使整个国家蒙受耻辱并走向灭亡。因此，太后陛下的政府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完美的。否则，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我就会站在太后身边为她出谋划策了——如果必要，我甚至可以为之献出生命，而不是仅仅通过撰写这本书在国际社会中大声争辩，以维护她的荣誉和祖国的尊严了。
辜鸿铭
于武昌，1901年11月18日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1）
太后，臣等愿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的真实感情的声明书
箴言
“请记住：一个不满的民族意味着更多的军队。”
——出自一封戈登将军发于毛里求斯的信
中国的事态现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在某些人看来，眼下似乎只有奉行“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的信条，非诉诸武力不可了。然而，本人却宁可倾向于赞同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做法，他在克里特危机发生之后，为了支持海军将领，反对那些只会卖弄口舌的外交官员，应付那场严重的危机，表达了一种不同于“强权即公理”的看法。同样，在中国这里，自这场危机（庚子事变）爆发以来，欧美列强所采取的最为明智的措施，乃是联军司令所发布的那则重要通知。那则通知发得正是时候，它使得中国南方各省的督抚们能够以之安抚其管辖范围内的民众，使他们不必再面对那种正在中国北方蔓延的恐慌。
不过，此时此刻，所有具备思考能力和责任心的人都应该关注的问题是：“所谓‘公理’，它还可行吗？”对于这个问题，长江流域诸省的总督们已经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做出了肯定性的答复。如果说正义还是可行的，那么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如何实行？为了有助于回答第二个问题，本人拟通过报章杂志等媒体提出下列建议：
首先，列强应尽可能快地同意我们的做法，他们必须充分而清楚地说明此次各国联军出兵中国北方的目的，以及他们关于中国之未来所存的意图；列强应专门指派某个人，并令其作为他们的全权代表，去公开地向所有中国人宣布这一消息，而这个人必须具有权威性。
其次，除非列强决定承担统治中国的责任，否则，他们首先应该立即向外界公开保证，在对待我大清国的皇太后陛下时，要与对待我国的皇帝陛下一样，不得侵犯其人身自由、权利、尊严和荣誉。
下面，本人欲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
其一，各总督、各省巡抚以及所有现在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的善治和秩序维持负有责任的人，都绝对不应该同情设立于上海的外国报刊媒体谈到的所谓“新党”。
其二，对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个人及其正统权威所存的感情，那些所谓的“新党”在国内散播、随后又经上海的外国报刊加以附和的断言，绝对是虚妄而毫无根据的。
其三，中国是一个“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因此，中国最根本的国法乃是基于子女绝对服从父母的原则。作为国母的皇太后陛下在中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得到了中国人的绝对认可，这一点毋庸置疑。
其四，在当前局势中，所谓的“新党”在中国的上海及国外报刊上所散布的种种谣言，以及那些被用来诋毁皇太后陛下的关于其品质、意图和所谓“反动政策”的毫无根据的报导，再加上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很大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由这些谣言所造成的成见使得中国与列强之间的不信任和猜疑增加，破坏了外国使节和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之间存在的那种原有的良好信任。目前，皇太后陛下要以坦率、自信和坚定的态度去处理帝国政府所面临的许多新困难和错综复杂的问题，因此，中国与列强彼此间重新建立信任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是我接受委托要加以声明的内容。完成这一任务后，我想进一步对这些声明所包括的一些观点提供几点建议，它将有助于人们对这些观点形成更加清晰的认识。
首先，关于中国的所谓“新党”，西方人是十分偏爱和支持的，因为这些自命为“维新人士”的人，声称自己是“进步”人士，是西方文明的追随者，是西方人的朋友。然而，关于这帮政见鄙陋、知识贫乏的年轻狂热分子对所谓“进步与文明”的拙劣模仿以及他们此举的真正意图，我们只要问一问这帮头脑发热的人为什么希望中国进步和强大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从康有为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这篇文章被翻译后，发表在《字林西报》上。在这篇文章中，那些所谓的“维新人士”在不经意间就暴露出了他们的真实嘴脸。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2）
公正地说，人们对“维新”运动的支持被无端夸大了。这场运动在方兴未艾之时，确实得到了很多热心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的支持，因为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感受到了莫大的耻辱。然而，与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在这场维新运动中，也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这些分歧也引起了国民的不满。所有这些持不同意见者可以分为两派：一派由一心救国、社会经验丰富且具备出色判断力及辨别力的人组成，他们希望在中国推行近代化改革，希望中国能够进步，对于这些人来说，在西方文明中，只要是同中国现实国情并行不悖、且能使这个古老国度实现长治久安之“善治”事业的事物，他们都会尽可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尽量使用；至于另一派，我们则可以称之为“过激派”，这个派别由那些聪明的、头脑发热的年轻人组成，这些狂热分子自称是“爱国人士”，其实他们的本质是浮躁的，他们虚荣、自私、野心勃勃，既没有治国的实践经验，又缺乏判断和辨别能力。这帮狂热的年轻人倾向于要求在中国推行彻底、全面的改革，实现快速进步，而毫不考虑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阻碍——即便那样会意味着要冒颠覆大清帝国的危险，他们也在所不惜。究其目的，他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他们充满无知地设想，以为通过推行这样的激进改革便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中国获得现在西方列强所掌有的财富、权力和荣耀。这就是“新党”——康有为及其党徒的真实嘴脸。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些狂徒居然还能从西方人那里得到如此之多的同情与支持。这些人之所以整天叫嚷着“维新”和“进步”，是因为他们尽管渴求、艳羡西方人的财富和权力，却又极端憎恨他们——不难理解，这种极度的憎恨正是由前面提到的渴求和艳羡本身所滋生的。因此，他们也恨皇太后陛下，因为他们认为她对列强过于温和。
外国媒体报道说皇太后陛下推行所谓的“反动政策”，并断言这些政策对中国所要追求实现的“善治”事业已产生了恶劣影响，以我之愚见，这些报道是无知、鲁莽又毫无道理可言的。如果想要证明事实与此大相径庭，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即皇太后陛下的政策不仅不“反动”，而且，实际上，大清国能在今日国际社会博得当前的地位，正应归功于她一贯坚持的稳健温和的政策与足智多谋的机会主义的从政风格——这是一个久经政治风浪考验、有着四十年治国经验的国家元首经深思熟虑后所制定的政策——此时此刻，皇太后陛下的存在及其所能发挥的影响，乃是大清帝国保持稳定与团结的惟一保证。
为了证明我的上述观点，我想我不用精心准备什么论据，下面这几个众所周知、简单明了的事实便足以为我证明。
事实之一：翟理士（HebertAllenGiles，1845…1935）博士在他的《中国人名辞典》一书中（第799页），关于皇太后陛下的生平细节是这样记述的：“（慈禧太后）生于1835年。西太后；同治皇帝之母；咸丰皇帝的妃子（在她的儿子同治皇帝登基后，她被提升到与皇后同等的地位，同尊为皇太后）；此外，她还是光绪皇帝的姨母（一说为养母）。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行宫，八个极端仇洋排外的王公大臣被指定为小皇帝的辅政大臣。当时，恭亲王正在北京与英国和法国议和。这个时候，慈禧太后站出来支持恭亲王。在醇亲王的帮助下，那八个排外的辅政大臣被抓了起来，有的处死，有的则恩准其自裁。”
翟理士博士这段不带偏见的历史记述中的最后两句所提供的证据，可以彻底推翻关于皇太后“一贯排外”或“反动”的指控——人们甚至可以反问一句，如果当时皇太后陛下真的排外并站在辅政八大臣一边，那么现在的中国将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事实之二：无论人们用什么样的借口都难以否认，北京的总理衙门诸大臣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中外双方彼此间存在的不信任和猜疑，并进而引发的这场灾难负有责任，因为他们除了公事公办地与驻京各国公使进行官方交往外，同其他一切外国事物都持与之隔绝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北京的当权者中，皇太后陛下是惟一一个尽管身居高位，却愿与外国公使的夫人们交往并成为知心朋友的人，胸怀广阔的她甚至还会请那些外国女人去宫里做客。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动、令人产生同情感的证据，更能表明皇太后陛下渴望自己以及治下的臣民与外国人和平友好地相处呢？然而，对于那些听风就是雨的新闻界的政客们来说，他们只会从这一切当中嗅到深藏其中的虚伪气息，这一点不假。但是，我相信任何人都会同意——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帝国国母以这种礼貌好客的态度对待外国人，这样的“榜样”岂不会事与愿违地对臣民们产生极坏的影响？除此之外，人们还应记住的是，可能是生怕臣子们指望不上，出于这种绝望心理，皇太后陛下甚至还一度让她的儿子，即年轻的同治皇帝学习起英语来！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3）
事实之三：应该承认，我们现在在长江流域诸省享有和平，应归功于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人的智慧、人道和政治家风范——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辜鸿铭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我不便为张（之洞）大人邀功。在眼下这个攸关社稷存亡的关头，幸亏有老成持重的刘坤一大人坐镇南京，南方诸省才得以免遭生灵涂炭之苦。本来刘大人曾屡次乞骸骨，要求退隐，他之所以至今仍担任两江总督之职，应该完全归功于仁厚的帝国女主人的热情挽留与个人恳求。因此，如果说这一事实与皇太后陛下之间还存在某种逻辑联系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人，以及所有外国人——甚至包括那些正凭着一股愚蠢的狂热与冲动在上海的报章上歇斯底里地对皇太后陛下大加诋毁和持有偏见的人——都应该承认，在中国南部我们现在还能幸运地享有和平与安全，归根到底应当归功于皇太后陛下的圣明和远见卓识。可是，迄今为止，有些人竟然还在一味指责她“排外”和“反动”！
如果外国读者对中国过去的四十年历史不熟悉，那么本人恐怕也很难使其懂得，在那四十个灾害频仍、国家动荡的岁月里，身为掌舵之人的皇太后陛下应该需要怎样的政治家风范、胆略、耐心、意志和政治智慧才足以驾驭大清帝国这艘庞大的龙舟？本人在此稍举以下一事，通过此事读者足以对皇太后陛下的伟业做一个管中窥豹的了解。1861年，当皇太后陛下与已故的东宫慈安太后一道（众所周知，后者没怎么承担实际的治国工作）为辅佐同治皇帝陛下而垂帘听政的时候，帝国统辖的内地十八省之中，已有十三个省份正惨遭叛乱的太平军与捻军的蹂躏。皇太后陛下既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又拥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并以此激发御下大臣的忠勇之心，使其鞠躬尽瘁，尽效犬马之劳。同时，她还唤醒了举国乡绅的勇武精神。为了辅助她这个照顾着幼主的可怜寡妇，湖南和其他省份的各级乡绅们在曾国藩侯爵的率领下，以其拳拳赤子之心和抑悲之调哭喊着：“Moriamurprorege，regina！”（太后，臣等愿肝脑涂地，以报圣恩！）最终，皇太后陛下得以消弭可怕的叛乱，使整个国家逐渐恢复到往日正常与和平的状态，实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
在前文中我已经谈过“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我曾阐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统治阶层以及士大夫们因忧心国事而产生了极度的耻辱感和绝望感，这是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源头。从这场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到它突然急剧泛滥，正如我曾说的那样，其中包含了许多思想倾向和形形色色的论调，在中国统治阶层中，甚至还一度存在过因不同派系之间互相倾轧而几乎导致政府崩溃、帝国瓦解的危险。让人称奇的是，正如在所有国家都发生过的政治危机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在中国，以帝师翁同龢为代表的偏执顽固的极端保守派（或称法利赛派，典出《圣经》），出于彻底的绝望，悍然加入到——更确切地说，是任用了——肆无忌惮的“过激派”（或称“税吏和罪人派”，与“法利赛派”一样，典出《圣经》）中去了。所谓的“过激派”人士则把大清帝国这架精密的国家机器和行政管理工具搞得一团糟。皇太后陛下获悉这一情况后，不得不放弃多年来一直为她所渴望且极其需要的退隐的休养生活，站出来帮助皇帝陛下收拾残局，重新料理国政。现在，人们都可以看到她是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