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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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心平气和、公正中允地给去年夏天的事变作一定论，我以为它是这样一种情况：先是外国公使丧失了常识，接着是中国人发起非理性的脾气，最后是欧美列国的人民和政府失去理性并丧失常识。
联军的海军将军们由于攻占了大沽口而受到责备，但这一责备是不公平的。联军对大沽口的进攻无疑让人感到可悲可叹——因为在此之后，清帝国政府要维护她的自尊，除了宣战之外皇太后陛下亦别无选择。可惜的是，联军的海军将军们只是军人，他们对于外交官们所给予的有关当时局势的评判，只能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考虑。事实上，他们参与进来，是由外国使臣的所做所为造成的。然而，在整个危机之中，真正的、最初的大错误，却在于向列国驻华公使馆派送卫兵——对于这一点，连具有最起码常识的人都会说：如果你要炫耀和诉诸武力，就请拿出足够的武力来，现在，不仅整个北京的民众，而且整个华北的民众都群情激愤了——重要的不是正确或者错误，而是反对洋人，反对那些送入这些民众当中的一小撮长着洋面孔、身上一套洋装扮、开口闭口说洋话的人，以及那些狂妄自大的洋兵。不仅如此，这些洋人还没有统一的指挥，而是成群结队地按照各种不同的命令行事！因此，我认为，用“丧失了常识”来描述外国公使的所做所为，还是非常轻微的。
严格地说，对于外国使臣的保护，是他们自己所持的信任书，正如在战争中对于一个军事谈判代表的保护是他手中的停战白旗一样。当外国使臣带来使馆卫兵的时候，他们的信任书严格说来已经失去了价值——不错，中国政府是同意过他们这么做，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做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政府减轻了对他们的保护之责，因为外国使臣们已经选择了一种自我保护措施，表明他们不再信任并依靠清帝国政府。
事实上，整个中国问题的关键，在此已经得到了非常有力的说明。事变发生后，列强们义愤填膺、惊魂未定。索尔兹伯里勋爵谴责中国人围攻使馆是蛮横无耻的行径——因为中国已经侵犯了使节的神圣法则（Sanctitaslesatorum）。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外国使臣首先也无耻地违反了一个同样重要的国际法——中国国土神圣不可侵犯，因为他们竟然把兵派到清帝国的首都来了！现在，在经历了这样一种因不当政策所导致的灾祸之后，列强们一面郑重保证要维持清帝国主权的完整，一面却又要建造一个俯瞰大清皇宫的堡垒！正如我们说过的，如果你要诉诸武力，就请拿出足够的武力来。假若列强想用暴力使中国就范，那么请便——但他们起码应该保持一种有效的控制，否则，清帝国就要分崩离析。
为了中国的善治（5）
的确，自从经历了去年的那次灾祸之后，列强并没有反思他们过去的政策并承认主权所犯的错误，似乎不仅要继续坚持下去，甚至还要加重这种错误。首先，他们没有立即派出具有新头脑的“新人”，没有努力为局势的缓和带来新的希望，以求得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解决结果。绝大多数列强都固执地使用那些导致这一局势恶化的旧人，让那些神经错乱、感情愤激的人来指导和议的进行。其结果，自然是那十二条不可更改的条款。
其一、外国使臣反对总理衙门（26）的设置——其实他们应当以更大的力度去反对目前的外国使臣共同议定的机构。如果没有一个公认的应该负责的领导，要想使和议迅速而满意地取得成果是不可能的。
其二、在列强赢了战争之后，提出不可更改的强权条款本来无可非议，但是，这样的条款一般要限定在对于当前和以往错误的直接补偿和规定军事行动状态的范围之内。就未来的和平、安全保证而言，这些条款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即外国使臣自以为比清帝国政府更懂得如何防止民众将来可能发动的反对外国人的暴乱，而这正是导致了目前这场灾难的政策。就未来的和平、安全保证而言，请求清帝国政府陈述它将以什么来担保未来的和平与安全，这不会有任何害处。
其三、事实上，12条中的绝大多数条款，不符合“给了强盗钱就不给强盗命”的原则，而是既要你的钱，又要你的命！要执行这些条款，意味着在中国不可能再有“善治”。我已经讲到过惩罚问题，执行这一款，对于帝国的稳固来说是最为严重的祸害，幸赖皇太后陛下个人的影响力，尽管这一条款得以履行，但没有导致帝国的分裂。接下来的问题，是可否在帝国首都的心脏建立一座堡垒——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已经谈过了。下面，我再谈谈停考问题（27）。撇开问题本身是否公正不谈，我想在此指出，在中国，举行考试并不是像在欧洲给予人民选举权那样普遍的一种特权。它毋宁说是一种职能，一种中国政府遵循“门户开放”原则的极其重要的职能。现在，你要求一个机械师能保持机器正常运转，同时又命令他堵塞机械中一个最重要的管道，我想，这将被认为是惊人的无理。然而列强们要求帝国政府停考的做法，就是如此。
我以为我所讲的已足以表明，西方列强在中国不仅行使着治外法权，而且行使着“治内法权”。目前，这种情况似乎变本加厉：一个中国官员若被任命到一个重要位置，必须首先从外国官员那里接受一个半官方的许可证书（exequatur）。其结果，我可以在此提及，湖北省因为过去8个月的事情，已经罢免了一个巡抚。湖广总督不得不忙于帝国的国体问题，并为保护外国传教士这些的事务所烦，而省内实际的民政管理工作正面临着越来越糟的危险。外国人干涉中国官员任免事务的另一个后果是，那些最无德行和名望、最没有教养和行政能力、只是一味奉迎巴结、如果没有实际贿赂、至少也给外国官员和有权有势的外国人带来好处的人，他们能够官运亨通。最近的例子是中国驻日本大臣（28）的任命——我冒昧地提醒列强驻日本官员注意此事，以便能够调查一下，看日本驻中国的官员究竟是否干预了这项任命。正是外国官员和外国人对中国的此等不肖之辈所显示出的偏爱和支持，使得中华民族的一些最优秀分子不可能对外国人和外国事物表现出友好态度。
另外，还有必要提及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外国政府允许天主教传教士公开干涉其教徒与不信教的中国民众之间的诉讼案件。至于新教传教士，他们不仅干预诉讼，还在外国报纸上和中国国内的报纸上公然鼓动造反。最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们的惟一“事业”，就是参与从事所有通商口岸仍在继续的一切声名狼藉的商业活动。
为了中国的善治（6）
鉴于以上所述，我想任何一个尽力了解事实的人都必能看到，清帝国政府要想在上述情形下保持善治，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沮丧的事情。而且，在中国，就其治理而言，又是一个没有系统警察机器的国家。和平与秩序，本是通过民众的常识和亲善友好来维持的，当民众有关“义”与“礼”的常识遭到践踏时，就会发生地方当局没法加以镇压的暴乱。暴乱之后，人民则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一种过于高昂的代价——正如我们可以从最近送到省府衙门的遇害天主教传教士以及新教传教士的名单上所看到的那样。
然而，所有那些在地方上出现的特定伤害之总和，都无法与外国使臣行使“治内法权”所造成的损害相比。中国人民已被剥夺享受“善治”的正当权益。比肯斯菲尔德勋爵（29）说过：“除非一国的现存政府有绝对的权利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否则该国的善治便无从谈起。”现在，列强在中国既不负取代清政府而统治中国之责，又不允许清政府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总之，它们实际上做的便是要使中国的中央政府瘫痪。一旦中央政府瘫痪，帝国的各省政府及其官员也将随之陷入混乱。在此，我想说，有关近年和眼下那些甚嚣尘上的“新政”呼声，从这个角度看，确实存在很多理由。国家的实际管理状况正变得越来越糟。然而，要改善中国现存的统治状况，却不应由此入手。对此，我将另外撰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只有当帝国的中央政府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只有当帝国的法律至少对于所有中国国民还具有惟一和绝对的效力时，推行所谓“新政”方才成为可能。简而言之，只有当每个总督和巡抚，以及所有在职的高级官员，都用脑袋对皇太后和皇上负责，而不只是为了保护洋人，更不是为了讨得外国政府的欢心——而是为了真正的“善治”即为了每个下属的品德、行为和生计而着想，为了托付给他们的人民的幸福与长治久安而鞠躬尽瘁时，中国才有可能存在真正的善治。
概括起来说，中国难题中主要且关键的问题在于，西方列强必须清楚而毫不含糊地决定，究竟是要代行统治中国之责，还是要将此一责任留给清帝国政府？如果列强决定代行统治中国之责，那么请便；但如果列强要求清帝国政府负起“善治”之责，那么它们的简单义务就是绝对地承认和尊重精帝国政府作为一个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的政府所应保留的一切权利——在目前，只有裁判外国侨民除外，因为“治外法权”目前还应当存在。
三、对外国人的管理
然而，在中国，治外法权的行使，亦使列强对于其侨民是否循规蹈矩、列强对于本国使臣是否能维持“善治”状态负有责任。任何人，只要认真去读一读上世纪前三十年英国的蓝皮书和国会文件就会清楚地看到，英国之所以要派一个国王的代言人到中国来，实际上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对于英国侨民是否能处于“善治”状态下负责。在广东，英国侨民所做所为体现出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已经恶化到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英国向中国派驻使臣的主要及最初的目的不是推进贸易，而是要照看好英国侨民，使其规规矩矩地保持“善治”秩序。
现在，人们却大谈特谈帝国主义了。帝国主义意味着公正无私的统治——一种既不用害怕谁，又无需讨好谁，绝对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对于国家的善治有益的事情的统治状态。然而现在，要想让一个英国大臣以公正无私行事，却是困难的。现在的英国大臣不是为了祖国的荣誉去对国王负责，而是对坐在众议院的那六百个不固定的“小国王”负责。英国国会最初是一个智囊，或曰一个智者的会议，现在却只是一个私心重重的市侩们的会议。
为了中国的善治（7）
我实在想知道，英国统治阶层的人们是否从未想过到，如此热心地并如此高声地谈论英国利益，至少可以说是相当自私的。英国绅士所以鄙视纯粹的“职业作风”，就是因为后者要求关心并且只是关心利益，也就是钱。无论怎么说，那些建立大英帝国的人们并不谈利，而是谈责任。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像窦纳乐爵士一样，是个军人，曾做过新加坡的殖民总督，他曾在造访新加坡的一个英国同胞代表团面前对种植园的苦力们说：“我是女王派到这儿来统治你们的，你们这些种植土豆的家伙！”在英国殖民地，在那些有中国移民的地方，英国政府尚有常识，尚可以指令一个官员去做中国人的保护者。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他们本来更应该像在殖民地一样，指派一个同样的官员来，以保护那些雇不起律师以抵挡恶霸之欺凌的、可怜的中国人的利益，使他们免于那些粗暴无赖、肆无忌惮的英国侨民的欺侮。至于说到贸易，用不着派一个商务专员来教英国商人如何经商，或者招徕他们去影响“进步”的中国官员，我想恐怕组成一个由像麦克唐纳这样的人参加的委员会，指令他们来华调查贸易情况要更为有益。他们的任务是要调查何为合法贸易，即那些既有益于英国人也有益于中国人的贸易；当然，他们也应该何为不合法贸易，即那仅有利于英国某些个体的利益而损害了上面所提到的那种合法贸易的贸易。因此，正如已故的威妥玛（30）爵士所说的那样：“持久地伤害中国人，最终必定也要伤害到外国人，甚至包括那些在华外国人。”
总而言之，外国列强首要的责任，是当他们行使治外法权的时候，要采取严格的、适当而有效的措施，以保证他们每个可敬的国民都遵纪守法，形成“善治”秩序。必须承认，要在外国侨民中保持“善治”秩序是不易的，因为治外法权是国际法中的一个怪胎。让人费解的是，似乎上述问题还不够棘手，如今列强又试图增加它的困难，他们竟然愚蠢地要求每个国家在每个通商口岸都应划有一个独立的租界。于是，现在每个通商口岸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小国林立的“火药桶”——巴尔干半岛，每个小火星都有可能引爆它。在此，应当指出，欧洲列强要求拥有一个独立的租界，大概存在一个合理的理由，那就是英国政府所犯下的一个错误，即它把主要的权力授予所有的英国殖民者——不仅授予英国领事，而且授予由多人组成的市政当局，甚至还将其授予到英国商人卷入的每场官司上。对于外国列强来说，要使其国民服从于市政当局——尽管英国官员的市政管理已然糟透，仍然可以勉强维持，但若使其臣民服从于英国商人的权威，那就太过分了。事实上，正如已故的弗劳德先生（31）曾指出的那样，在一个鱼龙混杂的社会中，要实行代议制政治是不可能的，在这样一个地方，你必须实行君主统治。带有强烈的种族与民族偏见的人们，是决不可能成功地通过选举并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的。为了废除那愚蠢的独立租界的规定，也是为了维持外国人的“善治”秩序，外国殖民者的机构应当接受调查，并加以改革。
四、真正的困难
在中国问题中，真正让人担心的是，那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乃是列强之间如何实现和谐一致——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一致，而非实质上的一致。事实上，华北地区所发生的那场事变已经清楚地表明，就像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一样，因为不同的政府派别之间害怕争斗，所以他们允许各种各样的暴行竞相登场。同样，在中国，因为列强们害怕彼此开战，他们宁愿让中国人民惨遭各种暴行的蹂躏。然而，列强们逃避责任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不仅对于中国人民负有责任，而且对于真正的“文明”事业负有责任。列强们必须心平气和地同意绝对尊重中国作为一个君主国的主权完整，否则他们就必须开战。至于和平瓜分的其他选择，根本行不通，尊敬的布罗德里克（Brodrick）就说过，“对大不列颠帝国来说，企图管理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都将是疯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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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