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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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西方列强都身兼数职地成为原告、法官和刽子手时，我想我们可怜的皇太后陛下剩下的惟一选择就只有——赔、赔、赔！但如果我是太后，我将拒绝赔偿——即便列强把我抓起来送到圣赫勒拿岛（42）我也无所畏惧。除非，西方列强答应将来不再将这三种东西——（德国的）犹太高利贷商，（法国的）龙骑兵和（英美两国的）爱管闲事的小人派到中国来作为沟通双方关系的使者。
罗斯金曾激烈地表示，所有主教都该被绞死，而我，甚至连那些在中国为非作歹的传教士也不忍心绞死。现在，大家通常都想把目前发生在中国的灾祸完全归咎于传教士们，然而对于主张正义高于强权的人来说，假如必须在犹太高利贷商和主教之间权衡，选择让谁活下来的话，我宁愿选择主教。
尽管如此，我还是保留一些自己的主张：那些曾经一度同俗不可耐的犹太高利贷商们沆瀣一气，现在又同流合污地叫嚣着要教训“野蛮的中国人”的在华主教和传教士们——这类传教士应该像那个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主的犹大一样，立即被绞死。至于其余的人，则应受到正义之鞭的笞打，因为他们曾像彼得（43）一样不认其主，既没有挺身而出为那些曾徒劳地反对强权的弱者辩护，也没有为奋勇抗击八国联军的端王殿下辩护。讲求功利的人如今不再信上帝甚或魔鬼，他们只相信赤裸裸的物质利益。那么，是什么样的利益驱使着那些追逐功利的人们仍然乐得掏钱孝敬主教老爷们呢？恐怕，主教老爷们大肆宣讲的知道面包的哪一面该涂上了黄油（44）的现代福音书，对讲求实惠的现代西方人相当有用吧？
孔老夫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乡愿，德之贼也。”（关于后面这句话的解释，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的解释是，受尊崇的好好先生们如果不坚持自我心中的原则的话，就是破坏道德的贼子。）（45）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一次，有个人在人群中高声叫喊：“JedemandeParrestationdeslachesdescoquins！”（我要求把乱臣贼子们抓起来！）上苍为证，我指认，对中国目前的事态负有责任的真正罪人绝不是端王殿下和义和团的战士们，甚至也不是犹太高利贷商和传教士们，而是那些来自西方的居心叵测的乱臣贼子们。没有那帮乱臣贼子，就不会有犹太高利贷商的存在，那些“上帝的仆人”（传教士）也不会四处为害中国——甚至还可能真的如愿以偿地为中国做些好事呢。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3）
在古犹太人生活的时代，贼子被称作Scribe（《圣经》中称之为“文士”），乱臣则被称为Pharisee（法利赛人，耶稣曾指斥过他们，认为他们是虚伪的人）。假如读者们想见识一下现代的乱臣贼子们是怎样的彻头彻尾的下贱胚子，只需去读读在上海出版的那些报纸，看看他们是怎样评价皇太后陛下的，就足够了。的确，我曾看到《字林西报》的一个撰稿人在文章中每当提到皇太后陛下的名字时便不断重复着使用“贱婢”一词，此人似乎试图以此来昭示他有多么鄙视皇太后陛下。在我看来，其卑鄙恶毒的程度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实在让人感到滑稽可笑之至。
在这场灾祸降临前夕，《字林西报》另一个主要撰稿人曾认为，皇太后陛下贪婪地存了很多钱，以便在动乱时期逃到陕西去尽情享受。遗憾的是，这个撰稿人根本没有想到，堂堂大清帝国的皇太后，天潢贵胄、贵为国母的她是绝不可能像身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大人那样一走了之，回英国老家去享清福的。总之，那些乱臣贼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惟一而经常担忧的是有无足够的钱财可供挥霍。
两千年以前，中国的一个专制皇帝（即秦始皇）曾活埋了四百六十个他称之为“儒士”的乱臣（46），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安定，因为这些儒士都是编纂蛊惑人心的书籍的行家里手。现在，欧洲的霸主——英国企图通过海牙会议给世界带来和平，然而却以失败告终了。下一个想要取而代之的欧洲霸主，看来是非采用那古代中国专制皇帝的办法不可的了。
驻巴黎的中国公使向世界公众透露，西方列强目前同中国进行的和谈只是在装模作样。其实，这一点本来就无人不晓。因为当乱臣贼子们还在猖獗活动的时候，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是没有和平可言的——除非欧洲某个正直而有头脑的霸主出面召集在所有国家处于当权者之位的正人君子，一起向乱臣贼子们开刀，到那时才有实现真正之和平的可能——那样，真正高雅的文明、真正令人感到激动和愉悦的“世界大同”局面才会出现。目前，残酷的现实是，这些“文明”的东西在那些被联军士兵追杀、蒙受奇耻大辱的义和团战士那里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情况下，能使联军士兵们感到兴奋的惟一的事情便是大肆劫掠了。
然而，我想在此唤起世人，唤起一切愿意听我意见的拥有强权而又不失正直的沙皇、恺撒（47）、总统、皇帝、国王以及政治家们注意的是：列国的乱臣贼子现在已经狼狈为奸，合伙为害整个世界了——大不列颠的乱臣时常被认为是平民，但其正式称谓应该是“帝国主义者”，从族谱上看，他们是犹大的真正传人；日耳曼德国的贼子是犹太高利贷商，其正式称谓是“殖民地政策推行者”，从族谱上看，其应该是强盗巴拿巴的后裔。
这四个月来，我一直相信索尔兹伯里勋爵身上具有的那种不列颠贵族及英国绅士之传统风度和情感能使他在对待中国问题时不会站在“乱臣”们——即所谓的“英国平民”、实际上的“大不列颠帝国主义者”一边；我也一直愿意相信德意志帝国的皇帝陛下身上的那种霍亨索伦皇族和普鲁士军人的传统精神和荣誉感，会使他反对“贼子”，即反对犹太高利贷商，反对德国的“殖民地政策”。但是，现实让我大失所望，那么，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保护文明，那么我国的皇太后陛下、端王殿下和义和团的战士们就不得不奋起保卫文明了。
康有为先生的朋友们现在也许非常难过，因为他们发现康有为及其党徒既无法改造贫弱的中国，也无法改变皇太后陛下统治中国的局面。然而，当他们最终发现非但是康有为先生未能改造中国，反倒是端王殿下和义和团的战士们要改变“文明”的欧美列强的面貌时，他们将会感到更加悲哀。
皇太后陛下、端王殿下和义和团的战士们并非是欧洲人以及自1789年巴黎街头兴起“拳匪”巨变（48）以来他们一直努力要实现的真正的“欧洲文明”的敌人，而是这种文明真正的朋友。为什么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因为皇太后陛下、端王殿下和他的义和团战士们现在正奋起反抗欧洲和全世界的真正“文明”的敌人——那些正在合伙欺骗、压榨、威胁、谋害和抢劫整个世界并最终要毁灭世界所有文明的乱臣贼子们。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4）
最后，我请求你们，编辑先生（49），召集所有的正人君子和我们一道，首先挫败、进而永远消灭乱臣贼子们的新联盟，继而发动和开展一场彻底清除两类人——即所谓“乱臣”和“贼子”的不屈不挠的战争——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现他们，我们都要团结起来，坚决消灭之。
今天正好是皇太后陛下的六十六岁生日，借此机会，我请求编辑先生和所有读过我这些札记的正人君子们，在今年的圣诞节，不论我们何时相遇，请同我今天一样，干它一大杯，并恭祝皇太后陛下健康、幸福、万寿无疆——这一切荣誉，永远都是与端王的名字以及那些勇敢、出色、强直的义和团战士们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端王，他在告诫出面议和的列强巨头时说：在我们的皇冠落地之前，将有许多皇冠要被打破！每个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让他们跟随强直的端王及其同仁——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
追随强直的端王及其同仁。
端王备了马，他骑马上了路，
他们喊叫回来，他们擂响战鼓；
但李鸿章（好客者）却说：“哦！为了使先生们愉快，
我们将尽力摆脱端王那个恶魔。”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
追随强直的端王及其同仁。
有比陕西更远的内地，有比四川更高的山丘，
假如在湖北有“张们”，湖南有“刘们”（50）
有勇敢无畏的四万万人，人们将高喊：
“干得好啊！强直的端王及其同仁。”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
追随强直的端王及其同仁！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1）
箴言
罗马人，请记住！要用王权去统治人民。（51）
“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这段孔夫子的话用来描述当今的英国人是非常合适的。罗斯伯里（52）勋爵是这种人的最典型代表。
孔子又说：“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这是当今另一类英国人的真实写照，而索尔兹伯里勋爵是这类人的最突出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英国贵族向来非常傲慢，有时甚至到了专横的地步，因为他们最初就是征服者——1066年，法国诺曼底的贵族们来到这个岛，便成为了英格兰的王者，这就是他们傲慢的根源。直到今天，英国军队的编制还是有别于欧洲诸国的，英国军队绝不是一支保卫领土和人民安全的国家军队，而是像大清国的八旗军一样，仅仅属于皇家所有，他们只是维护女王及该国统治阶级的人身安全与国家荣誉的一支占领军。
爱默生曾说：“在英格兰，这样的事让我感到无法容忍——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是否能够拥有显赫的声名，完全取决于其拥有的财富与所属门第。一个有学问的人，无论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都不能被上流社会所接纳，除非他是社交界的明星或喜欢卖弄、钻营的人。”
正因为如此，上个世纪，当英国处于革命的风雨飘摇中时，竟然没有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站出来帮助贵族们或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智者——托马斯·卡莱尔，当时正过着单调而刻板的生活，并在苏格兰的政治泥沼里糟践自我的性情。就在英国贵族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并不出色的犹太小伙子——这个犹太人后来被证明只是一个志大才疏的平庸之辈，后来，他成为了比肯斯菲尔德勋爵（53）。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曾说，当他发现所谓的“自由党”其实不过是一个寡头政治集团——即新兴资产阶级的寡头集团或“伦敦佬”阶层时，他才真正明白，大不列颠政府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后来，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带领群氓帮助绅士们推翻“伦敦佬”的寡头政治集团的统治。在摧毁了这个集团之后，他见群氓无法管治，于是就宣布英国再回到帝国主义的老路上去。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在晚年时曾指出：“我不知道君权神授论是否还能站得住脚，但我相信，除非一个国家的现政府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否则治国安邦便无从谈起。”由此可见，比肯斯菲尔德的帝国主义论，意味着政府绝对有权——既无顾虑也没有偏袒地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这实际上意味着“允执厥中”（54）的统治——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的统治哲学的精髓所在。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死后，高傲的英国贵族们又变得束手无策了，他们的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遇到了一个具有“伦敦佬智识”的青年——伯明翰。这位年轻人接过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大旗，并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傲慢与专横摇旗呐喊，以此献媚于傲慢的英国贵族，从而巩固自己的位子。
实际上，那些优雅的旧式英国贵族们，在这个浅薄、自以为是、挥舞着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大旗的伯明翰小青年的领导下，既缺银子花，又胸无大志，并且思想贫乏——其境况虽然还不至于沦落到“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悲惨地步，但说他们的嘴脸同苏格兰那些“身无分文，徒有往日门第”的女佣一样滑稽，也不是空穴来风。
最近，有人让一个叫“水上学校”的男生给所谓的“罗马公民权”下个定义。对于这个定义，他解释道：“所谓罗马公民权，就是罗马人在出去干‘免费捕鱼’的勾当时乘坐的一艘大船。”
我很想知道索尔兹伯里勋爵和真正的英国国民是否了解，在那群卑鄙、贪婪的伦敦佬当中，究竟有多少英国人是打着冒牌的“帝国主义”旗帜，抱着“免费捕鱼”的目的而经过敞开的大门，径直走进中国的？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2）
当然，我并不责怪这些旅居中国的穷困潦倒的“伦敦佬”，我只是在偶尔看到这些家伙时很讨厌他们。这些流氓无产者虽然毫无维生的资本，但正如我最近所见到的，他们竟变得越来越恬不知耻，整日就知道招摇撞骗，试图在忠厚老实的中国苦力面前抖威风，并喋喋不休地议论中国官员们的腐败事件。这些可怜的魔鬼啊——这些旅居中国、如饿狼般卑鄙的伦敦佬们，此时他们脑中所存的惟一念头便是得到像从京津两地“劫来之物”那样的一笔横财。Nonragionamdilor（别跟他们讲道理）。
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也。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然而，对于英国伦敦佬在中国干的那些“免费捕鱼”的勾当，真正应该负责的乃是那些“乱臣贼子”，是他们使大不列颠的冒牌“帝国主义”的公职服务体系变得百孔千疮。我在此举一例为证：窦纳乐爵士（55）曾真心实意地试图清除中国公职服务系统中的腐败现象——真难为这个可怜的英国绅士了！后来，他却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但必须指出的是，他的任务是永远都完成不了的，因此也不能全怪他。话说回来，是什么动机驱使他，让他担负这一特殊使命的呢？应该说，他不是为了捍卫女王陛下的荣誉和英国国民的好名声，也不是为了捍卫公理，而是为了维护切实的“利益”，英国商人的利益——老爵士为了英国商人的实际利益，甚至还跑去参与在北京展开的公然抢劫活动！我曾发现，要他将军人职责、绅士般的本能和他肩负的使命进行协调的话，非常困难。最近，爵士大人几乎被这种协调工作弄得精神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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