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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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曾经听闻过窦纳乐爵士在香港所作的有关中国话题的演说。当时他谈到，“要捍卫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在华权益”。也就是说，他要誓死捍卫他的那些殖民强盗先辈在中国抢得的“牲畜与动产”。当然，这种极富苏格兰高地地域特征的老法子虽然无所谓体面不体面，但要知道，他这种坚持其享有偷盗“权利”的行为是无耻的！凭心而论，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公开抢劫可能算不上是耻辱的，然而偷盗却永远都是可耻的。
确实，在我看来，卡莱尔和罗斯金穷其一生所反对的那种政治经济学者们的“走狗”似的人生观，竟然能使窦纳乐爵士——这样一个集军人之正直及绅士之优雅于一身的苏格兰人的榆木脑袋开窍，实在可悲可叹！然而，据我所知，事实的确如此——假如没有那些“走狗”似的人生观以及那些污浊不堪、令人窒息的奇谈怪论的毒害的话（在华外国人已经深受其影响），窦纳乐爵士本该能够觉察到，目前，中国与他的祖国以及其他列强签订的条约，乃是他的先辈称之为“法定之不义”（IniquitydecreedintoaLaw）的玩意儿！
我摘录下列文字，对于那位此刻大概还留在中国的真正的英国军人兼绅士来说，也许将会是有益的。罗斯金曾在致伍尔维兹军校学员的信中指出：
“现代制度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它剥夺了本民族中最为精华的元气和力量，剥夺了勇敢、不计回报、藐视痛苦和忠实的一切灵魂之物，而只是将其冶炼成钢，锻铸成一把无声息、无意志的利剑，同时保留下该民族最糟糕的东西，诸如怯懦、贪婪、耽于声色和背信弃义——并给予它们这种声援，这种威权，这种最大的特权。其中，思想的能力被削弱到了最低限度。实际上，履行你保卫英国的誓言决不意味就要去推行这样一种制度。如果你只是站在商店门口保护店员，使其在里面骗人钱财的话，那你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卫兵。”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3）
言归正传，在上一篇札记中我说过，对于中国目前事态负有责任的真正罪犯是那些“乱臣贼子”。在此，我想进一步揭示，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罪恶的根源不仅仅只是那些乱臣贼子，还有英国国民、英国贵族和索尔兹伯里勋爵身上带有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傲慢作派，这是腐蚀他们心智的恶魔。而眼下这种“傲慢的恶魔”又将给谁带来毁灭性的威胁呢？依我看，不是中国，而是大不列颠帝国。
马修·阿诺德（56）曾经评论道，与其说是由于英国国民过于自私和不义，还不如说是由于该国的统治阶层不够友善，才使得诸如“爱尔兰创伤”之类的帝国的政治伤痕一直没有愈合——甚至可能永远无法愈合。
最近，由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那种粗野、傲慢和肆无忌惮的做法使张伯伦先生（即约瑟夫·张伯伦，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殖民大臣）及其所属的伦敦佬阶层有效地发布“命令”（Majuba），打开了非洲监狱的大门。在布尔人发出最后通牒之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演讲确如雄狮怒吼——但这不是自私的怒吼，而是傲慢的怒吼。
总之，索尔兹伯里勋爵身上的这个“傲慢的恶魔”成了他推行罪恶政策的真正诱因，它导致张伯伦先生强硬政策出笼，并引发南非的流血事件，造成了“冒牌帝国主义”的产生，使得列强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而导致被称为“中国联盟”（ChinaLeague）的伦敦佬寡头政治集团在北京开始进行掠夺比赛——总而言之，这一可怕的傲慢导致了目前中国这场可怜、可鄙、可悲、可叹的灾祸的发生。
在谴责英国贵族给予拿破仑荣誉时，爱默生评论说：“如何采取措施——哪怕是可恶的措施——来防止国家陷入一连串的危机呢？”“政府总是最后才知道，任用不正直的代理人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同对个人的危害一样严重。”
有一天，一伙人在一个寡居多年的老妇人家里展开了抢劫比赛。在激烈的争夺中，他们使房子失了火。这时，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其中一个“乱臣”说：“咱们把这个老太婆赶出家门去。”另一个“贼子”说：“还要先让她赔偿我们的损失，然后继续为我们看管房子。”对于这种令人发指的无耻论调，正人君子们的奉劝是：“先生们，如果你们实在没有诚意或本钱去赔偿老太太的损失，至少也应该拿出一些君子风度，向她表示歉意——至少有一件事你们应该做到，那就是以后要规矩一些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要和平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惟一可行的方法就在于推行一场改革——但不是中国的改革，而是欧洲的改革，特别是大英帝国的改革。在中国搞改革不难，因为在中国那种共同的理性意识和道义感——也就是“道理”（57）这两个汉字所表达的东西，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它很容易就能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理解。正是这种可贵的、坚强的意识，使得这场长达六个月的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无法避免。
然而，如果要在欧洲或者在大英帝国搞改革，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正如罗斯金所说的，现代的欧洲教育所造成的惟一结果，就是使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时产生错误的认识。但是，进行这样的改革又是极为必要的——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还可以防止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4）
现在，要想使改革成为可能，英国国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将那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傲慢的恶魔”从民族的习气、从贵族的传统中祛除。当这种心灵的恶魔被赶走以后，那些堵住了开放公职的门户（opendoor）的“乱臣贼子”们就会如秋风扫落叶般被清除出公职服务系统。正是在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了这种“门户开放”，罗伯特·彭斯（RobertBurns）唱道：“管他这一套那一套”；也正是为了这种“门户开放”，卡莱尔宣扬英雄崇拜的思想。当这种“门户开放”原则得到人们充分的认可并得到贯彻实施的时候，一种海涅所谓的新公职贵族（StaatsdienstAdel）就会出现。这种新兴的贵族将保留旧式贵族那种高尚的情操与优雅的气质，并将其与真正的现代自由主义文化结合起来。以这种新式贵族为基础，就能建构起真正的“帝国主义大厦”——一种可能比古罗马的“帝国主义大厦”还要坚固耐久、宏伟美丽的帝国大厦，因为这种新式帝国主义拥有古罗马帝国主义所没有的强烈的基督教虔诚色彩。英国的这种新式帝国主义，将不再只是通过舰炮政策来确立盎格鲁…撒克逊的霸主声望了，而是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保卫人类文明——Turegereimperiopopulos，Romane，memento！（罗马人，请记住！要用王权去统治人们！）
我之所以如此激动地对英国人民写下这些措辞强烈的文字，是因为我相信，中国问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我的这种信念和希望，来自于此次事变之前路透社（Reuters）报道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那场演讲。在那场演讲中，这位高贵的勋爵说他确信四万万勇敢的中国人不会灭亡，也不可能灭亡。在我听来，这几句电文就好像是对中华民族发出的勇敢、雄壮乃至声嘶力竭的欢呼，它们仿佛出自真正的英国人民的灵魂深处，并得到了现存的英国贵族首领的声援。UltimeRomanorum！Setusetuseguituastella！（你这最后一个罗马人！如果你能追随你的星宿而去，那该多好！）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1）
箴言
对一切事物，特别是对爱和友谊不存利害之念，是我的至上追求、指导原则和人生准则。因此后来，我在两首诗中有这样一句调皮且显得有些唐突的话：“如果我爱你，那与你有何相干呢？”这就是我心灵的剖白。（58）
——歌德
罗斯金曾说：德国人的优点中甚至也含有自私成分。他说此话时想到的是铁血宰相俾斯麦（59），而不是毛奇（60）和歌德那两个已修成正果的ZuchtundOdnung（秩序与风纪）的化身。
瓦里柴夫斯基（M．Waliszewski）在他的《风流女皇》一书中，谈到具有德国血统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曾说：我们听说，有一个如今还在维也纳担任要职的德国人宣称，就性情而言，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喜欢所有的民族——惟有他的本民族德国例外，因为这个民族尽管有许多长处，却有一个超越其他民族之上的令别人都厌恶的缺点：那就是德国人不懂得怎样才算是慷慨大方。
事实上，就我所知，中国人、苏格兰人和德国人，是世上三大最为自私的民族，原因非常简单：在苏格兰和德国北部，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生活条件艰难。而在中国，早婚和必婚的社会风习，加之人民酷爱和平，人口剧增，以致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变得异常艰难。
时至今日，德国人仍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马丁·路德首次给他们提供了共同的标准语言，但马丁·路德同英国的约翰·诺克斯（61）一样，只不过为德国人民接受今日的现代文明而奠定了民族统一的基础。
正如克伦威尔是维护约翰·诺克斯光荣事业的帝国主义者一样，腓特烈大帝（62）也是维护马丁·路德辉煌事业的帝国主义者。卡莱尔以其敏锐而冷峻的眼光，透过腓特烈那爱挖苦人和怀疑一切的哲人表象，洞察到其清教徒的本质。当年的“七年战争”（theSevenYearsWar，1756…1763），实际上是普鲁士清教徒和奥地利骑士之间的争斗。
腓特烈之后，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异军突起。德国是欧洲大陆上的苏格兰，而普鲁士是其中的苏格兰低地人，他们因生活在平原地区而缺乏想象力。并且，在普鲁士，气候比苏格兰低地还要恶劣得多。因此，普鲁土人除了想象力贫乏之外，还有惊人的胃口。俾斯麦宰相曾说：“在我们家里，所有的人都是些能吃能喝的大肚汉（1auterstarkeEsser）。如果人人都有我们这样的胃口（Kapacitfit），国家还怎么能够存在！那时，我们将不能不移民。”
腓特烈没有想象力，但他却具有杰出的才华，同时还有着法国人的文化教养及精神。作为一个帝王，他兼具灵敏的头脑和法国文化滋养出的明智。在他之后，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清教徒无法继续行使对于德意志诸邦的保护权。于是，拿破仑经过在耶拿的“光荣复辟”，使得法国人的势力进入德意志。
华兹华斯在与爱默生谈起歌德的《威廉·梅斯特》（WilhelmMeister）时，曾尽情地痛骂说：“它充斥了各式各样的私通行为，就像苍蝇群在空中杂交。”其实，《威廉·梅斯特》正是伟大的歌德对拿破仑入侵时期德国状况的真实、清晰和冷静的描述，正如莎士比亚作品中对英国社会的描摹一样。
同英国的情况相似，富于理智的德国人对拿破仑的到来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这时候，那个普鲁士清教徒只好咬牙切齿，退隐山林，到女人们的美好心灵（SchoneSeele）中去寻求慰藉了。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2）
爱默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把拿破仑送到圣赫勒拿岛上的不是缘于他在战场上的失败，而是缘于其自身的粗鄙、平庸和俗气。当他带着法国大革命伟大自由的思想转战各地时，欧洲所有有教养的绅士都热烈欢迎他；而当他们发觉这个科西嘉的小资产者只是再想建立一个封建王朝时，则都开始对他感到厌恶了。于是，那些身穿‘前进’（Vorwarts）元帅制服的普鲁士清教徒闻风而动，与其他的欧洲绅士们一道去讨伐这个科西嘉小资产者了。”
海涅在诗作中对那些身穿“前进”元帅服、训练有素的普鲁士清教徒的描绘，对那些冷酷无情而又缺乏想象力的“苏格兰低地人”进行过令人心酸的描绘，但是，我们现在读起来，至今仍显得活灵活现，且不过时：
这个单调刻板的民族
习惯于循规蹈矩，
他们那阴沉沉的脸上
永远是冰冷兮兮。
走起路来身子僵硬，
穿上衣时死板笔挺，
就仿佛吞下了那根
从前他们挨揍的棍子。
让我不理解的是，列强怎么会选择一个德国陆军元帅（63）——一个既是老毛奇的信徒，更是俾斯麦“铁血政策”的狂热拥虿的人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当年，当叶卡捷琳娜二世任命普罗佐罗夫斯基（Prozorofski）为莫斯科卫戍司令时，帕提奥姆金（Patiomkine）向这位女沙皇写信说：“您从您的武库中搬出了一门最古老的大炮，您指向哪里它肯定就会朝哪里发炮，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目标，但是，当心它要给陛下的名字蒙上血污。”
还是言归正传。当身穿“前进”制服的普鲁士元帅将拿破仑赶出德意志时，他想连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思想也一并赶出。因此，所有富于理智的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是为“KulturKampf”（文化斗争）之滥觞。
法国大革命真正伟大的自由思想是要求“门户开放”，表现在政治上，是Carrireouvexteauxtalents（向一切有才能的人敞开大门）；表现在宗教上，则是扩展身穿“前进”制服的普鲁士元帅们身上的那种苏格兰低地人特有的自私本性，使他们不至于讨厌“门户开放”，在这里显得棘手的是，普鲁士清教徒想象力的缺乏又妨碍他们进一步理解宗教意味上的“开放”的含义。
当年，在威廉一世还仅是普鲁士国王的时候，他在第一次与俾斯麦交谈时所显现出的SchoneSeele（美好心灵）实在让人感动。有一次，他表示他反感某人，因为那人是一个虔敬派（64）信徒。
“何为虔敬派信徒？”俾斯麦问道。
国王回答说：“就是那种以宗教为幌子谋取私利的人。”
“这不是那个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用法，”俾斯麦说，“所谓虔敬派信徒，指的是刻板地相信耶稣·基督乃是献身为我们赎罪的惟一圣子的人。”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3）
“什么？”国王叫了起来，“真有人被上帝如此遗弃，竟然会不相信有这回事？”
俾斯麦只好说：“当心，陛下，如果人们听您这么说，他们会把您当成一个虔敬派信徒的。”
海涅知道身为普鲁士清教徒的威廉一世所指的“虔敬派信徒”是什么。他说，我熟悉这支曲子，我晓得它的歌词，我还认识它的作者。我知道，他饮过家乡的美酒以及那布道时用的圣水。实际上，“虔敬派信徒”利用了威廉缺乏想象力的特点，不仅使他那SchoneSeele（美好心灵）面临被扼死的危险，而且还威胁到德国人的生命安全。“前进”元帅与伟大自由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1848年欧洲革命危机的爆发。
1848年，所有德国人都起来反对“前进”元帅以及作为被保护者的“虔敬派信徒”，并使德国的“王权”以及一切秩序与风纪面临被毁灭的威胁。正如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带领群氓帮助英国的绅士一样，在德国，俾斯麦宰相听到柏林的骚乱声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波美拉尼亚的Bauer（农民）召集起来，问他们是否愿意随他出征去挽救“王权”，即他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