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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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书屋絮语邵水游
学界新论醒睡之间与古今之别 ——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一瞥王学斌
学界新论 事势可为 当求进益 ——从詹天佑到凌鸿勋马陵合
东瀛志略 雾里观花 知日百年李兆忠
俄乡纪程 得来全要费功夫霍红伟
俄乡纪程 奉使游历求真知 ——缪佑孙与《俄游汇编》马千里
俄乡纪程 绝域留印亦留心 ——王之春与《使俄草》易得见
西行漫录 书生琴剑怅飘零 ——王韬和他的时代伍 国
西行漫录 忍辱负重青山留 ——孤独的思想者郭嵩焘车玉铸
西行漫录 有为者亦若是 ——读曾纪泽《使西日记》陈心想
西行漫录 强国护商得民心 ——解读西方富强之本的马建忠刘立松
西行漫录 开拓者的心灵旅程 ——评容闳的《西学东渐记》李建军
西行漫录 放洋杂记应逢时宗义耘
西行漫录 枘凿硬接总是伤 ——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记秦 方
西行漫录 己轻群重复何言？方建锋
弦外之音 放谈《红楼梦诸公案》王 蒙
弦外之音 洛杉矶暴乱内幕与中美人权外交 陈 伟
封 二 漠 上刘大为 画
封 三 门郭建明 画
预 告 2006年第4期目录
《书屋》十年文献光盘
《书屋》二〇〇六年第二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邵水游
从“地之球形”到世界“大同”，再到天下同此“凉热”，国人的想象力确实惊人，较之其他尤为特别。
明清两际，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和地理书籍的迻译、世界概念的导入，觉醒之士方知天外有天，此番认知之艰难，颇为戏剧化，哪怕误读百出，至今仍令人深思。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一开，英国坚船利炮裹挟商业与文化的侵略扑面而来，西洋之厉之狠，给老大自尊的中国留下巨创。由此，“体”、“用”之争似水流年，撕裂之痛，时刻悚然。
国人被逼睁眼看世界。晚清第一代士人历西、游东、履北，保存了相当多的史料，阅读它们，常使人心神伸张，久难平息。他们的遭遇及感触，不仅仅是强弱之差，更主要的是政体、商业、民主、交通相较之下的隐痛。曾纪泽在日记中全文抄写马建忠上李鸿章书，是为显例，这篇上书可以代表当时的一种识见，难能可贵。抛开猎奇之笔和不恰当的中西文化比附，
他们那代人的观感和认知，验之当下，依然是真知灼见。换句话来说，他们的言论影响至巨且深，我们却没来得及细心地检讨，可以相信，这笔历史的遗产肯定会散发其应有的光泽。从徐图自强的洋务运动到后来的维新变法，都经这种见识的推动，是对时艰世败的正常回应，更是列强强逼之结果。然“体”与“用”如何处理，一直反复纠缠，从“中源西学”到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面上看似乎合乎实情，根子里却是开倒车，反不如第一代放洋士人的见地。及至清政府之君主立宪，民国时期的议会制、联省自治，实际上都是虚应，徒有其表而已，这无疑留下了一笔糊涂账，到今天还没有得到清算，其后遗症远没有治愈。时至今日，我们还在漩涡式的文化怪圈中难以自拔。
洋务却唯洋是务，一个多世纪的执拗，难得融通，疗时济世，技术至上，西化得可以，其影响如影随形至今。然道德文化沦丧在前，贫富悬殊结构失衡在后，物质丰富掩盖了人心的躁动和社会的不安，诚信和公平尚远。文化几成操作，数量化、标准化式的流水作业，论述如同刻板，翻译仿如嚼蜡，再好的思想恐难深入民心，成为指导，实有辱斯文。
“洋为中用”是一种常态，“古为今用”却少有人提及。我们有富矿般的历史资源，本应掘取，似该破除“体”、“用”的禁锢，无论中西，前后打通，得“体”文明，受“用”清爽，煌煌上国何必局限，何愁和谐。青山依旧，几度时维，前面应是美丽的故事，确实得靠大智慧大视野来抒写。
中国古地图——
地
形 图
一九七三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三幅彩绘于绢上的地图。根据其内容，分别命名为《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和园寝（庙）图》。《地形图》为一幅长宽各九十六厘米的正方形地图。幅面方位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图面所包括范围，大致为东经一百一十一度至一百一十二度三十分，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六度之间，相当于今广西全州、灌阳一线以东，湖南新田、广东连县一线以西，北至新田、全州以南，南面直达广东珠江口外的南海，为汉初长沙国南部即潇水流域一带，以及当时为南越王赵佗占据的五岭以南地区。以统一的图例绘有山脉、河流、城邑、居民点和道路等，现代地图中的基本要素均已具备，是世界上现存最早、具有相当科学水平的实用彩色地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原件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该地图分为主区和邻区。主区以今湖南道县（营浦）及潇水（深水）流域为中心，山脉以九疑山为中心，东南包括今南岭和萌渚岭，西则以都庞岭为界，今全县（桃阳）、灌阳（观阳）及钟水（舂水）一带为近邻区，广东南海一带为远邻区。主区及近邻区的比例约为十五万分之一至十九万分之一，经勘对推算，精度极高，反映出较高的测绘水平。远邻区的比例约为五十万分之一，属示意图。
图中共绘有八十多个居民点，其中八个县治用矩形符号表示，乡里一级用圆圈表示。二十多条道路以细线绘就，未加记注。三十多条大小河流用粗细均匀的曲线表示，其流向、交汇关系及主要弯曲轮廓与今之实测大致相近，河名统一记注于河口，重要者加注河源名称。山脉则采用闭合曲线内加晕线表示，其走向亦大体正确，虽无名称记注，但脉络分明，形态逼真，容易判读。
关于西汉长沙国的南部境界，文献记载语焉不详，该图与同墓出土之《驻军图》为此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据《史记·南越尉佗传》记载，汉高后七年（前181）南越王赵佗曾发兵进犯长沙国边邑，为寇灾不已，高后（吕雉）派军抗击。这两幅地图可能与此军事事件有关。
（万 方 文）
醒睡之间与古今之别 ——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一瞥
醒睡之间与古今之别
——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一瞥
？ 王学斌
一
十九世纪中，鸦片战后，西学输入，部分开明人士作出积极回应。但此后二十年间，天朝上国闭塞依旧，西学在中国影响十分有限。庚申一役，危机加重，出于自强求富之需要，清政府发起“采西学”、“制洋器”的洋务运动，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也拉开了序幕。首先是洋务派与保守派之争，一派力持“中体西用”，一派严守“夷夏大防”。由此，洋、保两派展开了影响深远的三次论战：六十年代的“同文馆之争”，七十年代的“海防之议”和八十年代的“修筑铁路”与“派遣留学生之争”。两派虽争执激烈，但根本立场并无不同，皆是要维护中国之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维新派逐渐崛起，他们开“新学”，倡“新政”，突破“中体西用”模式，介绍西方政教制度，中国思想界始从洋务派与保守派双峰对峙向维新派、洋务派与保守派三足鼎立的局面过渡，维新派同洋务派的直接交锋也肇端于此时。发生在1887年的何启、胡礼垣对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批评便是维新派与洋务派论争的典型个案。
1887年2月8日，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由香港《德臣西字报》刊登，全文三千八百八十五字，未分段落。曾文开宗明义，指出：“列国经营缔造，永骛战功，以期国祚之长存，此同然之势也。乃有时大展规为，不惜帑藏。”这种穷兵黩武、四处扩张的行径，到头来只会招致“坐而待亡”的下场，因为“古来富强之国，或一朝而灭，或寝衰而终至倾颓者，皆以此耳”。曾纪泽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反侵略的立场，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胆识。在那个备受欺凌的时代，敢于横眉冷对列强，不屈于淫威者，少之又少，曾堪算一位。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门户大开，庚申一役更是变本加厉，中法之战又不败而败，大清帝国一再丧权割地，致使中外人士都认为“中国有似年老者，奄奄待尽”。针对这种论调，曾纪泽提出了“中国先睡后醒论”，以图改变舆论，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在曾看来，“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
沉沉睡去的东方巨狮何时方能醒来？曾纪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鸦片战争惊醒了天朝迷梦，继而“庚申圆明园之火”更是焦及国人眉毛，“俄国之僭伊犁，法国之吞东京（今越南北圻地区）”，中国“始知欧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势极形危险”。也就自庚申以后，“中国突然醒悟”，有识之士“深悟前失，改弦易辙”，先羞而后勇，学习西方，求强求富，至今日已粗具规模。“盖今正用其全力整顿海防，创立坚固实在得力之战舰也”。海疆稳固、水路军务推广开来之后，“以目前论，铁路等事，凡可以富国利民者，在所应为，然尚可期诸异日也”。同时，外务邦交也会一一妥当处理，“今拟于十年重定之期，更张厘正，全国体也”。机器、矿业、铁路等行业，“中国皆有竟为之也”。基于此上种种依据，曾纪泽断定“中国真醒大醒”，“无复有睡之意矣”。
既然中国已经醒来，那么就应当积极有所作为。权衡内外形势，曾纪泽认为“盖邦交一事，实系今日急务，不可缓图”，而“起造铁路以及别项富国之法”，可“姑置不为”。因为“国势既强，则筹度国是，肃整纪纲，始为有益”，而若要国势强盛，则先须从改善外交入手，“急外缓内说”实乃当今最佳方案。其具体内容如下：
中国目前所最应整顿者，如下数事：一善处寄居外国之华民；一申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一重修合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
近代以来，华侨在国外的处境日益艰难，“近日华民在外国屡遭酷虐，三四年来彼之为华民，设立酷律”，致使大批华侨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饱受冤屈，苦不堪言。曾纪泽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保护华侨，既“合乎万国公法”，“亦合乎以善待人之道”，无疑是正义之举。
曾纪泽认为，越南、朝鲜等地，本乃中国管辖之藩属，可是西方诸国每每“垂涎亚洲”，以致纠纷不断，边衅连连，“而中国已失外藩数国”。若仍等闲视之，袖手不顾，则中国不仅国际威望会一落千丈，而且等藩属诸邦被蚕食殆尽，中国也就陷入列强包围之中，自身安全失去保障。因此，曾纪泽郑重声明：中国政府已派钦差大臣赴各藩属加强统治，如果今后再发生某国侵蚀邦属土地或干预其内政的事件发生，中国政府“必视此国为欲与我弃玉帛而事干戈”，不惜与之一战。曾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审视中国与周边藩属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唇亡齿寒之严峻形势，殊为不易。
对于修改不平等条约之事，曾纪泽表现得格外坚定。在他看来，被他国击败的耻辱容易遗忘，而“败后另生之牵制及一切遗害则难忘”。中国“战后所立和约，未能平允，则其怨难消。盖所立之和约系中国勉强设立，中间有伤自主之体统”，所以不得不设法加以改订。况且，修订不平等条约，在国际上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咸丰六年间，欧洲诸大国与俄国订立和约，其中黑海一条，碍俄之体统，随于同治十年在伦敦商酌废去。中国亦必如是”。曾纪泽认为中国应当拟于第三次十年换约之期，将不利于自身权益的相关条约悉数废止，以绝后患，并且强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应竭力为之，毕竟“此次决当力任其难，以免将来或任更难之事”。
《中国先睡后醒论》刊发后不久，何启、胡礼垣二人便于是年夏天撰写《曾论书后》一文，与之辩驳。何、胡认为，曾文“于中外交涉事体，昭然若揭，洞中机宜”，可见曾纪泽对西学还是颇有研究的。然而，“独惜其言于本末先后，未免混淆，效验工夫，漫无次序”。立意甚高，但不易于实施；初衷虽美，却恐难获善果。当然，作为官方代言人，曾纪泽所言所论不免“是权奇之说，而非作探源之论”，或许存在言不由衷的隐情。但曾毕竟是外交使臣，且其文刊登于西方世界，流布甚广，若不及早加以驳斥，纠错正缪，恐怕文中的一些言论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正出于此意，何、胡二人强调：“侯之此论要不可以不辩。”遂对其“中国先睡后醒论”和“急外缓内说”分别加以驳斥，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变革方案。
何、胡指出，曾纪泽文中所提到的军事、海防、铁路、邦交诸事，大多皆“中国未有是事，而侯则谓其先有此心；谓其先有此心，即信其必有此事”。此种志向诚足嘉赏，“然使中国实有此心，而黾勉以赴，果能如愿以相偿乎？”曾纪泽谈到的很多都是目前尚未发生或清廷正欲实施的事情，即好像预言一个正在睡觉的人醒后会干什么、怎样做一样，这些都是十分抽象、难以把握的。即使醒后，“且使勉力枝梧，薄著成效，而中国之心即可谓之虚灵不昧，中国之事即可谓之湛然常惺乎？吾不谓其然也”。因此，强国之梦易做，但强国之路却终究难走。
确定了曾纪泽所言是一个美梦后，何、胡的批驳又进一步。中国独立富强是每位国人都期盼之事，“此等事虽甚所乐闻”，但并不是每每必能心想事成的，“然非徒日愿之即可得之也”，正确的途径在于努力奋斗，况且“又非徒日为之即可得之也”，必须“道在为之而当”。视今日中国之情形，并非曾纪泽描绘得那样美好，若是沉溺于此种假象，无疑将是“睡中之梦，梦中之梦也”，危害将会更大，甚至一睡不醒。
曾纪泽明明说中国早已奋发有为了，但在何、胡眼中，这远远不够。曾侯所说的“此等奋发举行者”，实际上“如酣睡之人，或被魇梦里张拳，或托大而梦中伸脚耳。以其全无心肝，绝欠依据故也”。这种努力（特指洋务运动），既不系统，也欠科学的经营管理，其成效也只能“有懵然酣睡而在榻侧者，中国可乘其无知而中伤之；有惺然无端而来枕伴者，中国可出其不意而偶挫之，如斯而已矣”。中国所谓“醒”时的水平，也只配偷袭酣睡者，偶尔打击将睡者或未醒者，捏个软柿子罢了，以其“奋嗡瞢之横力，发冒昧之狂威，一旦触及坚贞重大之质，银衡铁室之防，其实反自倾伤不止也”。所以，中国还远非西方列强的对手，何、胡“深觉可危者也”。
既然曾纪泽的中国已醒论有不小的偏颇，包含着盲目乐观的危害，“故夫睡与醒之喻，不足以明一国也”。因为假使“一国不得其道”，“多思多虑，多作多为，而犹不得谓之醒者矣”。“而能得其道”者，“虽不思不虑，不作不为，而亦不得谓之睡者矣”。
那么，“欲明一国，从何而观？”何、胡二人提出治与乱的观点，用以取代曾纪泽醒与睡的国家观。何、胡的治乱观并非传统“一乱一治，选换循生”的翻版，而是“永治永乱，分途异适”。因为当时之社会，“礼教昌明，群雄角立者势均力敌，并驾齐驱。其公议所归者，治则勃然。其公议所排者，乱则立现。乱之生，有确然难救之象。治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