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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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一方面马建忠精心研读以理解欧洲各国富强的根本，另一方面他并非盲目崇洋。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他与同学师长反复辩论，“发现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从出。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美国总统由人民选举，似乎公正无私，但是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每次总统变更则内阁尽换，任人唯亲，治国基于党派私利；法国号称民主之国，似乎为官者不由世族，但也是结党营私，除少数杰出之士，若非同一派别，欲谋得一好的职位也是难上加难。这些应该算是中国人较早批判西方政党政治的例子。马建忠的这种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辩证求知，客观评价西方的态度，值得每一个研究西方的人所效法。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建忠的各种上言和著述中，他一以贯之地使用“中国”这个词而非传统的“天下”来指称中国，看似一词之变，反映的却是整个世界观和历史格局的变化。面对以西方列强为代表的现代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的挑战，中国再也不可能是“中央之国”和“家天下”了。思维敏锐如马建忠（后继者如梁启超、孙中山等），开始将中国置于世界各国之林中寻找中国新的坐标。这种现代性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产生，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变革形成了巨大的助推力，直到现在仍对国家认同、国民意识的塑造以及民众与政府间的关系处理产生持久的影响。
实干家：投身外交与商界
与同时代的很多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相似（如容闳和王韬），马并不是囿于书斋的空谈家。他的给李鸿章的不断上书进言，一方面是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自己的所学能得以运用和社会抱负能得以实现。当时的洋务运动，尽管有很深的局限，多多少少也给这些新学之士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历史舞台。
1880年马建忠学成回国，入李鸿章幕府。1881年，奉李鸿章之命前往印度，与英国印度总督黎彭等多次交涉鸦片包销及税收问题。1882年，鉴于当时日本正阴谋入侵当时为中国属邦的朝鲜，丁日昌向李鸿章建议劝导朝鲜与英、美等国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1882年马建忠受命出使朝鲜，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由马建忠“监盟”，朝鲜与美、英、德订成商约。日本对中国国内有此外交能人襄理订约之事，甚感惊奇。
不久，朝鲜国王生父李应发动政变（“壬午兵变”），日本使馆遭袭，军人被杀，日本派遣陆海军欲乘乱控制朝鲜。马建忠与海军提督丁汝昌东渡应变。等淮军将领吴长庆率兵到达朝鲜后，马建忠建议诱擒大院君，这样既可以应付日本借故追查人凶武装干涉，又可维持中国所册封的原国王的王统秩序。其后政变平定，马建忠功不可没。
1884年，中法战争的炮火从越南蔓延至中国沿海沿江地区。时任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的马建忠担心法国截夺招商局的船只，向李鸿章建议将轮船换用他国旗帜行驶以保存产业和实力，日后再按协议收回。时任招商局督办的盛宣怀亦同意此方案，具体操作由马建忠进行。马建忠秘密邀请招商局的英国律师担文调查各国律例成案，担文认为战争期间轮船换旗乃是“万国通行之公例”。1884年7月，招商局产业，包括轮船二十六艘，小轮、趸船及其他设备等，作价银五百二十五万两押给美国旗昌洋行。此次售产换旗未及禀报朝廷，属秘密进行，给当时对李鸿章不满的人士以口实，指责马建忠私自出售招商局产权，骂李鸿章为“大汉奸”，马建忠为“小汉奸”〔2〕。中法战争结束后，招商局向旗昌洋行以原价收回产业。
1890年，李鸿章请马建忠出任上海织布局总办。马建忠权力的扩充引起招商局督办盛宣怀的猜忌，1891年马建忠被迫离开招商局。1893年织布局毁于一场大火，种种因素，使马建忠决定去职回籍。1895年应李鸿章之邀，协助李赴马关议和。事实上马建忠的主要兴趣和精力在生命最后几年里已移至著述学问之上。
勤于著述，以报国粹
马建忠“奔走域外，时有论说记叙之作”。他虽然自谦为“就事论事，以承下问备省览而已”，但读其著述，可见其“上下中外之古今，贯穿驰骋，究其兴衰，之所以成一家之言”。他的主要言论思想，如《富民说》和他给李鸿章的多篇上书，收录于《适可斋记言记行》中。他的出使朝鲜和日本的见闻，也被名为《东行三录》出版，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外交的珍贵历史资料。此外，马建忠还编纂了八十八卷的关于各自然科学理论的《艺学统纂》〔3〕。
马建忠的著作中最为世人所知的是其语法巨著《马氏文通》。在留学时期马建忠就作为第一个东方人考取法国的“文词秀才”。对西方各国语言（包括古典语言如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精深了解使他能借以对比中国古文，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马建忠以拉丁文语法为参照，又借鉴中国传统训诂学中对实词和虚词的研究，对古汉语词法和句法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总结。
在研究中，马建忠得以与其四哥马相伯互相交流切磋。马相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教育家和民主人士，为复旦大学（前身为天主教背景的震旦学院，1905年独立成建复旦公学，1917年后用现名）以及北京的辅仁大学（1926年）的创建者，马相伯亦精通西方多国语言，曾教蔡元培拉丁文，其时正编订《拉丁文通》。马相伯回忆道，马建忠平时留意收集有特殊语法的例句，《马氏文通》是他“经二十年长期的记录”而成的呕心沥血之作〔4〕。
《马氏文通》总计十卷，分为“正名”、“实字”、“虚字”、“句读”四部分，1896年书成，“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独创之作”，1898年和1899年商务印书馆分两次刊行其木刻本。后来经总理学务大臣审定，商务印书馆正式以教材的名义出版了《马氏文通》。
1900年，李鸿章再次邀请马建忠襄理文案。8月30日，在连夜赶译一篇俄国专电后，马建忠猝然去世，时年仅五十五岁。
1896年，在为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出版所作的序中，梁启超写道：
中国之为人弱，其效极于今日，而其根伏于数十年以前。西人以兵弱我者一，以商弱我者百。中国武备不修，见弱之道一，文学不兴，见弱之道百……君之所学泰西格致之理，导源于希腊，政律之善，肇矩于罗马。君之于西学也鉴古以知今，查末以反本，因以识沿革递嬗之理，通变盛强之源，以审中国受弱之所在，若以无厚入有间，其于治天下若烛照而数计也……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
观照中国过去百余年的风云变幻，马建忠的真知灼见，如富国为先和权力制衡，又岂止是“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只是商业的进步似乎不难达到，而如何让“人人有自立之权”，在二十余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仍是深刻而艰巨的话题。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文海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
〔1〕Paul J Bailey；
〃Introduction〃 in Strengthen the
Country and Enrich the People： the reform writings of Ma Jianzhong （1845…1900）；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Paul Bailey； Durham East Asia
Series； No。2； Curzon Press Ltd； 1998； p19。
〔2〕〔4〕薛玉琴、刘正伟：《马相伯》，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马建忠等著：《东行三录》，中国近代内乱外祸历史故事丛书，台湾广文书局1964版。马建忠编：《艺学统纂》，上海文林出版社1902年版。
开拓者的心灵旅程 ——评容闳的《西学东渐记》
开拓者的心灵旅程
——读容闳的《西学东渐记》
？ 李建军
《西学东渐记》是容闳（字达萌，号纯甫）1909年在美国写成并出版的一部自传，原文是英文，书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15年，徐凤石和恽铁樵把它翻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又有各种译名的版本出现。
容闳是中国最早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由于容闳一生的追求和主要成就即促成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留学，所以容闳又有“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美誉。《西学东渐记》一书主要反映的就是容闳一生的这个追求和事业，全书充满了他对留学教育事业的无比热爱，洋溢着他对中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无限热情。
一
容闳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彼得罗岛（Pedro
Island）的南屏镇（今属珠海市）。该镇与当时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毗邻，澳门又是西方传教士最早涉足和聚集的地区之一，因而得风气之先。1835年，刚刚七岁的容闳随父亲到了澳门，进了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夫人在这里办的一家教会学校。从而，按照容闳的说法，“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1841年，容闳又进了澳门的另一家教会学校——马礼逊学校（该校1842年迁往香港）学习。马礼逊学校的宗旨是“以学校或其他方式在中国推行英国教育”，由于美国教育多沿袭英国的教育模式，这为容闳留学美国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1846年下半年，机会来了，他的老师布朗突然宣布回国，并表示出于对这所学校的厚爱，希望能带几个他过去的学生一同回国，使他们在美国继续完成学业。容闳第一个站起来表示愿意跟他去。随后，容闳说服了母亲，终于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1847年1月4日，容闳所乘坐的轮船从黄浦江起航，4月12日到达纽约。在友人的帮助下，容闳进了马萨诸塞州的蒙森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实际上是一所大学的预科，容闳在那里半工半读，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
1850年，容闳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854年，他以“有史以来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中国学生”完成学业，并获得了当时“相当于中国的秀才”的文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的这段时间，尤其是最后一年，是容闳确定自己志向的阶段。他说：“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当我意志消沉时，往往想反而不如根本不受教育，因为教育已经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责任，而茫然无知的人是决体会不到这一点的。一个没有教养的、冷漠无情的人，对于人类的苦痛和邪恶是绝对无动于衷的。知道得越多，痛苦越深，当然快乐也就越少；知道得愈少，痛苦愈少，而快乐也就愈多。但是，这种人的人生观是卑微的，感情是懦弱的，不足以被称为品德高尚的人。我为了求学，远涉重洋，由于勤奋克己终于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虽然所学可能不如理想的那样完备和系统化，但总算够得上正规标准和大学文科的水平。因此我可以自称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那么，就应该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方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在1854年到1872年的这段时间里，我不顾命运的坎坷多变，一直为圆满地达到这个目的而辛勤地劳动着，期待着。”
1854年11月13日，容闳怀着对阔别七年多的祖国的无限热爱，踏上了归国的路程。他是这样描写当时的心情的“对我来说毕生最有意义最热衷的一件大事即将开始。投身于这项事业的第一步是回到阔别近十年的祖国。我虽然去国甚久，但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无时无刻不渴望她走向富强。”
二
经过一百五十四天一万三千海里的航行，已经不怎么会说母语的容闳终于于1855年的4月16日回到香港。随后回家探望母亲，他对母亲说的一段话非常能反映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当母亲问容闳受到如此高等的教育能挣多少钱时，容闳对她说，对于我来说，大学教育的价值远超过金钱，而我自信我是能挣很多钱的——“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则重于财富”。
接下来的十年是容闳考察中国国情并为实现他的留学计划的准备阶段。1855年6月至8月，在他的家乡，容闳看到了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两广总督叶名琛因太平天国起义而迁怒于人民，大开杀戒，屠杀了七万五千无辜的人民。容闳评论说：“这次大屠杀在现代文明的记载中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嗜杀成性的暴君如凯里古拉（Caligula）及尼罗（Nero），甚至法国大革命，也不免为之黯然失色。”容闳回忆当时的感受时，说道：“从刑场回家后，我感到浑身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心胸烦闷，食欲全无，神经紧张，夜不能寐。白天所见景象，激起了我的思绪。我当时想，太平天国叛军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推翻满清王朝。我完全同情他们，并且确实想去参加太平军的行列。可是冷静地思索一番，我还是退回到我的原有计划。”
在做了一段时间伯驾（Peter Parker）的秘书之后，容闳放弃了这个在他看来对他的理想与计划毫无益处的悠闲职务而另觅他途。1856年8月，容闳来到上海，但他不愿在总税务司李泰国（Lay）的手下从事待遇优厚但有损中国人人格的工作。对于朋友的不解，容闳是这样说的：“也许我这个人太富于幻想，不切实际，或是太高傲难以发迹。但是在紧张的生活中，一个人必须有幻想，才可以使可能的事情成为现实。人到世界上来，不单单是为活着而劳碌。我曾为求学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而就觉得应该使所学到的微薄知识发挥其最大作用，造福全民，而不是仅为自身利益着想。这样三番五次地调换职业，只是为了试试看我究竟能干什么，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于国家的人。”
在当时的中国，随时随地都有刺激有血性的中国人的事件发生。在回敬了一个英国人的无理取闹之后，容闳说道：“中国人的性格一向是那么温和谦让，既不怨恨也不反抗地容忍了侮辱和无礼行为。这无疑助长了一部分无知的外国人的傲慢和专横。不管怎么说，总有一天教育会启发中国人，使他们明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公权或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他们都将会有勇气来维护。”
1859年，由于生意的关系，容闳来到了当时太平天国与清朝军队对峙的地区，并因而“得到一个考察民间实际情况的机会”。经过战争，本来人口极其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变得人烟稀少，“双方军队的劫掠后，那些地区的人民所受灾难究竟有多深，谁也说不清”，他说：“应该给中国人民一个拯救自身、解决自己问题的机会。……近年来，轮船、战争和种种条约不但破坏了这个劳动体系，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劳工情况，而且还要使中华帝国在未来的历史上改变其经济、实业和政治状态。”
次年11月，容闳又与两位传教士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