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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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院大臣全部更换，并未因此引起国内局势的动荡。法国为共和制，总统由民众选举，议院的权力比西班牙的更大。议院中君、民两党争执激烈，身为君党的总统马克蒙由于得不到民党支持，被迫辞职，像这类更换国家元首的大事，竟然是“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之人，若弗闻也者”（《伯理玺天德辞位》）。更让黎庶昌开眼界的是瑞士的政体，瑞士不设总统，由民众选举议员，上下两院共一百三十多人，“办事则推七人为首，七人之中推一人裁决，定例每岁一易”。黎庶昌评议说：“西洋民政之国，其置伯理玺天德本属画诺，然尚拥虚名。瑞士并此不置，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视民政之国又益化焉。……西洋之人无不以乐土目之”（《西洋游记第二》）。对欧洲的民主体制，黎庶昌的欣赏体现在字里行间，但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不会公然反对专制体制，只能隐约表达他的意向，如在《答曾侯书》中他就暗示说中国君主独揽一切大权，不肯让朝臣分担其责任，应该把权力放给类似西方议院那样的机构。
中国皇帝对反对派向来是格杀勿论，以致株连九族的，而黎庶昌在欧洲见到的却不是这样。在《俄皇遇刺》一文中，俄国皇帝阿赖克桑得尔第二（今译亚历山大二世）因“横征无度，事皆独断专行。又不设议院，民情不能上达，素为国人所忌”，引起很大得民愤，在1881年遇刺身亡。行刺的主使者叫“平会”，音译“索息阿利司脱”（即今社会主义者），刺杀者被诛。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在三年前刺杀德国开色“行刺者就获后，刑司讯之，以‘为民除害’为词，迄无他语，刑司亦不株连”（《开色遇刺》）。文中介绍了“平会”的政治主张，还说“其党甚众，官绅士庶皆有之，散处各国”。文章描述了欧洲社会存在的社会矛盾，以及政府的处理方法，确实要比中国政府文明得多，而作者的叙述客观，毫无贬词。
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出现，机器的大规模使用而造就的强大的物质文明，既可使船坚炮利，又能为百姓生活造福，黎庶昌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参观访问了许多工厂和农场，详细记述机器的形貌和生产过程。在英国两次参观乌里治制炮厂，先后观看试演鱼雷和试放大炮，记录每种大炮的口径、工艺，包括制炮筒、车来复线、铸炮弹的过程，对操作技术和产品加工情况记录清楚准确。阿姆司汤制炮厂，葛美尔制钢铁厂的造船业，这些军工企业，都是黎庶昌首要关心之事。
黎庶昌不仅关心国计，还关心民生。他参观了印书局、织呢厂、瓷器厂、造纸厂和农务学堂等。印书局用铅字排版，几十张印机同时印刷，这使只见过木版印刷的黎庶昌大开眼界；用机器制呢的生产过程有如中国的纺织棉布，不同的是“中国以人工，西人用机器，西人可为百者，中国只能为一，优劣巧拙遂殊耳”（《布生织呢厂》）。法国赛勿尔瓷器局的瓷器“若论做法之精实远在中国之上，所以不及中国者，特瓷质松脆，不能如徽、饶等处所产之佳也”（《赛勿尔瓷器局》）。对巴黎大街上安装的电气灯（弧光灯）不仅描述其发光原理，还介绍了早期发电机的形状及构造。黎庶昌还介绍了西班牙的一所农务学堂的榨葡萄汁的机器、割草机、玉米脱粒机，对每种机器的功能、原理详细记录。其他如炼钢法、玻璃制造法、造纸法，也都不厌其详地予以记录。在《与莫芷生书》中他说：“计彼所以夸示与我者，则街道也、宫室也、车马也。衣服也、土木也、游玩也、声色货利也，此犹有说一折之。至于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气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
”
黎庶昌十分推崇欧洲现代都市建设。他认为，都会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他对欧洲各国都会均有描绘和评价，印象最好的是伦敦和巴黎。《与李勉林观察书》中说：伦敦都会大于上海二十倍，街衢广阔，景物繁华，车马之声，殷殷之闳，相属不绝，夜则万灯如昼，论者气象冠于欧洲，以此可以推知其国矣。对巴黎的街道和下水道，黎庶昌分别写有专文介绍，认为“西洋都会，街道之洁净，首推巴黎”；《巴黎街道》一文描绘巴黎的商腮利赛（即香榭丽舍）大街，是“地球上街道第一”。对于现代都市中的公园，他不忘指出西洋各国很重视其建设，各自都有一些著名的公园，如英国的海德公园，法国的白木公园，这些园囿“皆由公家特置，以备游观，为散步舒气之地”（《西洋园囿》）。
深受科举制之害的黎庶昌，对西洋各国的教育体制极为关注。他曾参观马德里农务学堂，十分关注学校的规模、国家重视的程度、教学内容、学校花费、经费来源等。如学堂开学时，君主亲临观礼，学部尚书还函邀各国使节莅临观光。学校设有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教具陈列馆，植物标本陈列馆以及各种农业机械。教具馆有植物模型、鸟巢模型，物理室里有测地平线的经纬仪，化学室的精密天平“虽毫发之细，可以知其轻重”（《马得利农务学堂》）。黎庶昌还向学堂总办询问了学堂开办情况：该学堂领有附近十来里的土地，归学徒自种。学徒都先学有根底，然后才能入此学。每年每人交学费银洋六元，满四年考试给文凭，再交八十元即出学。出学后，或充教习，或代人管理产业，各从其便。
在巴黎，黎庶昌曾被邀请参加法国总官学堂的发奖仪式，该学堂每年从各学科中选择优等生十名，由学部尚书（教育部长）主持发奖，还邀请各国公使、下院议长以及外交部、兵部（国防部）的官员参加。黎庶昌还参加过盲童学堂的授奖仪式，这一私人学堂当时已创办了九十七年，可见法国的盲童教育开展得很早。法国还是一个尚武的国家，巴黎和乡下都开设有击剑学堂，这种开放的教育观念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黎庶昌作为一个文人，十分注重观察西人的个性特征。他在《与莫芷升书》中对西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气质做了概括的述评：“其人嗜利无厌，发若鸷鸟猛兽。然居官无贪墨，好善乐施。往往学馆、监牢、养老恤孤之属，率由富绅捐集，争相推广，略无倦容。亦不为子孙计划，俨然物与民胞而风俗则又郑卫桑间濮上之余也。每礼拜日，上下休息，举国嬉游，浩浩荡荡，实有王者气象。决狱无而人怀自励，几于道不拾遗，兵服而后止，不残虐百姓，蒙尝以为直是一部老、墨二子境界，老、墨知而言之，西人践而形之，鉴其治理，则又与《孟子》好勇、好货、好色诸篇意旨相合。吾真不得而名之矣。”这些话颇能概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一些特性：如天生好逐利，黎庶昌以之比《孟子》中的好货，即好商，指出欧洲社会重商的特点。然社会体制健全，所以看来居官不贪，富人乐善好施，子女养育的观念也与中国不同。黎庶昌用“郑卫桑间濮上的习俗”来形容西洋各国举国嬉游的风气，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但他恐怕只能找到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因为这种风气在他看来是见所未见的，只能从《诗经》里找到。
黎庶昌留心观察并记录各国民风国俗。他曾多次被邀请参加宫廷和民间的许多交际和节日活动，对各国风习亲历目睹其叙写真切生动。西洋之俗，男女婚嫁，虽有父母之命，而其许嫁许娶，则须出于本人之自择；女子到了一定年龄，父母会专为其举办舞会；每逢大节庆或慈善活动，还常举办假面舞会，参加人数众多，场面热烈欢快。《公使应酬大概情形》附记还记录了宴会座位安排礼仪，宫廷中王后怀孕、分娩、子女命名，都要举办朝贺仪式，各国使节及朝臣也须去祝贺。伦敦市长嫁女，婚礼在英国最大的圣保罗教堂举行，排场盛大，连英国市民也叹为“罕见”。在《日国公使奠慰君后》和《叶参赞之丧》两文中，详细介绍了西洋的丧礼，英君主为日本国君后之丧穿素，男女衣服、饰物颜色均有规定。描写芭蕾舞演员的演出服装“戏团之跳舞，女子数十百人，皆著一种粉白裈袜，俨若肉色，紧贴腿足，若赤露两腿然，腰间用各色轻纱十数层，缝为短衣紧束之，结队而舞，则纱皆飏起，此又极变幻之致矣”。
对于西方的传统信仰——基督教，黎庶昌也有描绘，如“复活节”活动仪式，他也去亲身经历。他还有一段评论：“耶稣窃释氏余绪以设教，其立言虽以劝人行善为主，而词皆肤浅，远不如释理之深。西人虽阳为遵从，实迫于习俗使然，不过奉行故事而已，非真于此心折也。”这种论点，说明黎庶昌试图去了解但没有了解到基督教文化的内涵，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早期的万言书就曾列“耶稣”为一大害，这是历史也是他本人的局限，当时的基督教不仅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冲击，而且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黎庶昌能以这种相对平和的态度记录耶稣受难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黎庶昌考察各国民情风气并非出于猎奇，观风俗，知政教是他的主要目的。他在《卜来敦记》中说，英国盛强杰大，外人只知其船坚炮巨，逐利若驰，所以能在世界各地驰骋纵横，而不知其国内百姓之优游，会出现这样休闲的场景。“夫维坚凝斯能整暇”，从而可以窥知其国人的精神面貌。
黎庶昌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其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他的思想认识、心性道德、兴趣爱好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通过比较，他对君主专制的弱点以及官场的腐败黑暗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这促使他在后来提出“整饬内政”、“酌用西法”的建议。而西洋的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火车、轮船、电气和各种机器生产，确是富国强民的首要之术，值得国人学而习之。
作为中国首批长驻欧洲的外交官，考察各国地理极为便利。极富民族危机感的黎庶昌在欧洲除了撰写《西洋杂志》一书，还写了地理学专著数种，即《西洋游记》、《欧洲地理考略》、《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和《由亚西亚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处路程考略》。
黎庶昌的一生是多变丰富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文化方面他曾编著《续古文辞类纂》，在日本辑录的《古逸丛书》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方面的贡献，他的散文流畅简洁、典雅清新。他的外交生涯对于他的社会变革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欧洲的生活，使他眼界开阔，洞察时事。他心胸广大，勇于接受西学，并希望清政府变革，最终实现富国强兵，改变中国的命运。
黎庶昌晚年把所积薪俸大都用于赈济穷人、修建寺观以及印制古籍，留给子孙的田产有限，这或是受西方富绅的影响“不为子孙计画”。他的生活思想已经和西方社会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
（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枘凿硬接总是伤 ——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记
枘凿硬接总是伤
——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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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希望与绝望并存，探寻与踯躅同在。
就在这一年，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将实行长达十多个世纪之久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统治者们以牺牲莘莘士子十年寒窗苦读为代价，将士人们抛入一股滚滚向前的洪流之中。士子们的惶恐与无奈、哀怨和愤懑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
然而也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早已将关注的目光从科举移向他处。他们关怀社会而非死读圣贤之书，心怀挽救国家危亡的宏大志向，翘首以盼清朝政府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改革，尤其是在政体方面，这其中首推立宪思想。即使在戊戌变法时期，立宪思想曾一度随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出场而被推向历史前台，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归于寂静。可是，就在1905年，事情却发生了变化。
这一年，日俄战争告一段落。两国交战，战于中国的领土之上，而清朝政府却宣布严守“中立”，这一幕自然颇具讽刺意味，可战争的结局更是令人诧异，小小的岛国居然战胜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面对这一幕，中国知识分子不禁回想起十年之前甲午之战，而这场战争也无情地击碎了洋务派的“自强”梦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日本的强大，以致于连续打败了诸如中国和俄国这样的老大帝国？
立宪！立宪！
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立刻刊载文章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1〕尽管将两国交战之结果简单归于政体之不同，难免有流于浮浅之嫌，但此文却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社会上众多支持立宪的人士的心声。立宪人士的积极奔走，再加之报纸舆论的广泛宣传，一时间，立宪似乎发展成为一股全国性的思潮。“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2〕。此言虽多少有其夸张之处，但确也反映了立宪在社会中拥有众多支持者和宣传者的事实。
“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
于是，在1905年7月16日，清朝政府又是一纸令下，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在政治政体方面状况，多少做出顺应民心民意、锐意改革的姿态。
清政府的诏书称：“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著外务部、户部议奏”〔3〕。
其实，从清朝政府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颁发圣旨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出洋大臣的人选问题一直变化不定，但最终还是确定下来了这五位官员，他们分别是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这五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有的是来自清朝宗室，代表了满族皇室的大臣，有的是来自地方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有的是来自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
实际上，这次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等国考察宪政，对于清政府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而言，确实是一次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便被无情打破，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心态之中。清朝政府对于“西方”或者“洋”背后所隐含的力量也因此而表现出一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不管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层面——惧怕着，却又不断地试探着；观望着，却也在不断地学习着。而如今，一甲子的时间弹指而过，清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