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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2006-03-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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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院大臣全部更换,并未因此引起国内局势的动荡。法国为共和制,总统由民众选举,议院的权力比西班牙的更大。议院中君、民两党争执激烈,身为君党的总统马克蒙由于得不到民党支持,被迫辞职,像这类更换国家元首的大事,竟然是“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之人,若弗闻也者”(《伯理玺天德辞位》)。更让黎庶昌开眼界的是瑞士的政体,瑞士不设总统,由民众选举议员,上下两院共一百三十多人,“办事则推七人为首,七人之中推一人裁决,定例每岁一易”。黎庶昌评议说:“西洋民政之国,其置伯理玺天德本属画诺,然尚拥虚名。瑞士并此不置,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视民政之国又益化焉。……西洋之人无不以乐土目之”(《西洋游记第二》)。对欧洲的民主体制,黎庶昌的欣赏体现在字里行间,但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不会公然反对专制体制,只能隐约表达他的意向,如在《答曾侯书》中他就暗示说中国君主独揽一切大权,不肯让朝臣分担其责任,应该把权力放给类似西方议院那样的机构。
  中国皇帝对反对派向来是格杀勿论,以致株连九族的,而黎庶昌在欧洲见到的却不是这样。在《俄皇遇刺》一文中,俄国皇帝阿赖克桑得尔第二(今译亚历山大二世)因“横征无度,事皆独断专行。又不设议院,民情不能上达,素为国人所忌”,引起很大得民愤,在1881年遇刺身亡。行刺的主使者叫“平会”,音译“索息阿利司脱”(即今社会主义者),刺杀者被诛。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在三年前刺杀德国开色“行刺者就获后,刑司讯之,以‘为民除害’为词,迄无他语,刑司亦不株连”(《开色遇刺》)。文中介绍了“平会”的政治主张,还说“其党甚众,官绅士庶皆有之,散处各国”。文章描述了欧洲社会存在的社会矛盾,以及政府的处理方法,确实要比中国政府文明得多,而作者的叙述客观,毫无贬词。
  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出现,机器的大规模使用而造就的强大的物质文明,既可使船坚炮利,又能为百姓生活造福,黎庶昌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参观访问了许多工厂和农场,详细记述机器的形貌和生产过程。在英国两次参观乌里治制炮厂,先后观看试演鱼雷和试放大炮,记录每种大炮的口径、工艺,包括制炮筒、车来复线、铸炮弹的过程,对操作技术和产品加工情况记录清楚准确。阿姆司汤制炮厂,葛美尔制钢铁厂的造船业,这些军工企业,都是黎庶昌首要关心之事。
  黎庶昌不仅关心国计,还关心民生。他参观了印书局、织呢厂、瓷器厂、造纸厂和农务学堂等。印书局用铅字排版,几十张印机同时印刷,这使只见过木版印刷的黎庶昌大开眼界;用机器制呢的生产过程有如中国的纺织棉布,不同的是“中国以人工,西人用机器,西人可为百者,中国只能为一,优劣巧拙遂殊耳”(《布生织呢厂》)。法国赛勿尔瓷器局的瓷器“若论做法之精实远在中国之上,所以不及中国者,特瓷质松脆,不能如徽、饶等处所产之佳也”(《赛勿尔瓷器局》)。对巴黎大街上安装的电气灯(弧光灯)不仅描述其发光原理,还介绍了早期发电机的形状及构造。黎庶昌还介绍了西班牙的一所农务学堂的榨葡萄汁的机器、割草机、玉米脱粒机,对每种机器的功能、原理详细记录。其他如炼钢法、玻璃制造法、造纸法,也都不厌其详地予以记录。在《与莫芷生书》中他说:“计彼所以夸示与我者,则街道也、宫室也、车马也。衣服也、土木也、游玩也、声色货利也,此犹有说一折之。至于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气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
  ”
  黎庶昌十分推崇欧洲现代都市建设。他认为,都会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他对欧洲各国都会均有描绘和评价,印象最好的是伦敦和巴黎。《与李勉林观察书》中说:伦敦都会大于上海二十倍,街衢广阔,景物繁华,车马之声,殷殷之闳,相属不绝,夜则万灯如昼,论者气象冠于欧洲,以此可以推知其国矣。对巴黎的街道和下水道,黎庶昌分别写有专文介绍,认为“西洋都会,街道之洁净,首推巴黎”;《巴黎街道》一文描绘巴黎的商腮利赛(即香榭丽舍)大街,是“地球上街道第一”。对于现代都市中的公园,他不忘指出西洋各国很重视其建设,各自都有一些著名的公园,如英国的海德公园,法国的白木公园,这些园囿“皆由公家特置,以备游观,为散步舒气之地”(《西洋园囿》)。
  深受科举制之害的黎庶昌,对西洋各国的教育体制极为关注。他曾参观马德里农务学堂,十分关注学校的规模、国家重视的程度、教学内容、学校花费、经费来源等。如学堂开学时,君主亲临观礼,学部尚书还函邀各国使节莅临观光。学校设有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教具陈列馆,植物标本陈列馆以及各种农业机械。教具馆有植物模型、鸟巢模型,物理室里有测地平线的经纬仪,化学室的精密天平“虽毫发之细,可以知其轻重”(《马得利农务学堂》)。黎庶昌还向学堂总办询问了学堂开办情况:该学堂领有附近十来里的土地,归学徒自种。学徒都先学有根底,然后才能入此学。每年每人交学费银洋六元,满四年考试给文凭,再交八十元即出学。出学后,或充教习,或代人管理产业,各从其便。
  在巴黎,黎庶昌曾被邀请参加法国总官学堂的发奖仪式,该学堂每年从各学科中选择优等生十名,由学部尚书(教育部长)主持发奖,还邀请各国公使、下院议长以及外交部、兵部(国防部)的官员参加。黎庶昌还参加过盲童学堂的授奖仪式,这一私人学堂当时已创办了九十七年,可见法国的盲童教育开展得很早。法国还是一个尚武的国家,巴黎和乡下都开设有击剑学堂,这种开放的教育观念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黎庶昌作为一个文人,十分注重观察西人的个性特征。他在《与莫芷升书》中对西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气质做了概括的述评:“其人嗜利无厌,发若鸷鸟猛兽。然居官无贪墨,好善乐施。往往学馆、监牢、养老恤孤之属,率由富绅捐集,争相推广,略无倦容。亦不为子孙计划,俨然物与民胞而风俗则又郑卫桑间濮上之余也。每礼拜日,上下休息,举国嬉游,浩浩荡荡,实有王者气象。决狱无而人怀自励,几于道不拾遗,兵服而后止,不残虐百姓,蒙尝以为直是一部老、墨二子境界,老、墨知而言之,西人践而形之,鉴其治理,则又与《孟子》好勇、好货、好色诸篇意旨相合。吾真不得而名之矣。”这些话颇能概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一些特性:如天生好逐利,黎庶昌以之比《孟子》中的好货,即好商,指出欧洲社会重商的特点。然社会体制健全,所以看来居官不贪,富人乐善好施,子女养育的观念也与中国不同。黎庶昌用“郑卫桑间濮上的习俗”来形容西洋各国举国嬉游的风气,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但他恐怕只能找到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因为这种风气在他看来是见所未见的,只能从《诗经》里找到。
  黎庶昌留心观察并记录各国民风国俗。他曾多次被邀请参加宫廷和民间的许多交际和节日活动,对各国风习亲历目睹其叙写真切生动。西洋之俗,男女婚嫁,虽有父母之命,而其许嫁许娶,则须出于本人之自择;女子到了一定年龄,父母会专为其举办舞会;每逢大节庆或慈善活动,还常举办假面舞会,参加人数众多,场面热烈欢快。《公使应酬大概情形》附记还记录了宴会座位安排礼仪,宫廷中王后怀孕、分娩、子女命名,都要举办朝贺仪式,各国使节及朝臣也须去祝贺。伦敦市长嫁女,婚礼在英国最大的圣保罗教堂举行,排场盛大,连英国市民也叹为“罕见”。在《日国公使奠慰君后》和《叶参赞之丧》两文中,详细介绍了西洋的丧礼,英君主为日本国君后之丧穿素,男女衣服、饰物颜色均有规定。描写芭蕾舞演员的演出服装“戏团之跳舞,女子数十百人,皆著一种粉白裈袜,俨若肉色,紧贴腿足,若赤露两腿然,腰间用各色轻纱十数层,缝为短衣紧束之,结队而舞,则纱皆飏起,此又极变幻之致矣”。
  对于西方的传统信仰——基督教,黎庶昌也有描绘,如“复活节”活动仪式,他也去亲身经历。他还有一段评论:“耶稣窃释氏余绪以设教,其立言虽以劝人行善为主,而词皆肤浅,远不如释理之深。西人虽阳为遵从,实迫于习俗使然,不过奉行故事而已,非真于此心折也。”这种论点,说明黎庶昌试图去了解但没有了解到基督教文化的内涵,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早期的万言书就曾列“耶稣”为一大害,这是历史也是他本人的局限,当时的基督教不仅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冲击,而且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黎庶昌能以这种相对平和的态度记录耶稣受难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黎庶昌考察各国民情风气并非出于猎奇,观风俗,知政教是他的主要目的。他在《卜来敦记》中说,英国盛强杰大,外人只知其船坚炮巨,逐利若驰,所以能在世界各地驰骋纵横,而不知其国内百姓之优游,会出现这样休闲的场景。“夫维坚凝斯能整暇”,从而可以窥知其国人的精神面貌。
  黎庶昌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其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他的思想认识、心性道德、兴趣爱好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通过比较,他对君主专制的弱点以及官场的腐败黑暗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这促使他在后来提出“整饬内政”、“酌用西法”的建议。而西洋的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火车、轮船、电气和各种机器生产,确是富国强民的首要之术,值得国人学而习之。
  作为中国首批长驻欧洲的外交官,考察各国地理极为便利。极富民族危机感的黎庶昌在欧洲除了撰写《西洋杂志》一书,还写了地理学专著数种,即《西洋游记》、《欧洲地理考略》、《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和《由亚西亚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处路程考略》。
  黎庶昌的一生是多变丰富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文化方面他曾编著《续古文辞类纂》,在日本辑录的《古逸丛书》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方面的贡献,他的散文流畅简洁、典雅清新。他的外交生涯对于他的社会变革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欧洲的生活,使他眼界开阔,洞察时事。他心胸广大,勇于接受西学,并希望清政府变革,最终实现富国强兵,改变中国的命运。
  黎庶昌晚年把所积薪俸大都用于赈济穷人、修建寺观以及印制古籍,留给子孙的田产有限,这或是受西方富绅的影响“不为子孙计画”。他的生活思想已经和西方社会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
  (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枘凿硬接总是伤 ——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记

  枘凿硬接总是伤
  ——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记
  ? 秦 方
  1905年,希望与绝望并存,探寻与踯躅同在。
  就在这一年,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将实行长达十多个世纪之久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统治者们以牺牲莘莘士子十年寒窗苦读为代价,将士人们抛入一股滚滚向前的洪流之中。士子们的惶恐与无奈、哀怨和愤懑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
  然而也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早已将关注的目光从科举移向他处。他们关怀社会而非死读圣贤之书,心怀挽救国家危亡的宏大志向,翘首以盼清朝政府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改革,尤其是在政体方面,这其中首推立宪思想。即使在戊戌变法时期,立宪思想曾一度随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出场而被推向历史前台,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归于寂静。可是,就在1905年,事情却发生了变化。
  这一年,日俄战争告一段落。两国交战,战于中国的领土之上,而清朝政府却宣布严守“中立”,这一幕自然颇具讽刺意味,可战争的结局更是令人诧异,小小的岛国居然战胜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面对这一幕,中国知识分子不禁回想起十年之前甲午之战,而这场战争也无情地击碎了洋务派的“自强”梦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日本的强大,以致于连续打败了诸如中国和俄国这样的老大帝国?
  立宪!立宪!
  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立刻刊载文章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1〕尽管将两国交战之结果简单归于政体之不同,难免有流于浮浅之嫌,但此文却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社会上众多支持立宪的人士的心声。立宪人士的积极奔走,再加之报纸舆论的广泛宣传,一时间,立宪似乎发展成为一股全国性的思潮。“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2〕。此言虽多少有其夸张之处,但确也反映了立宪在社会中拥有众多支持者和宣传者的事实。
  “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
  于是,在1905年7月16日,清朝政府又是一纸令下,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在政治政体方面状况,多少做出顺应民心民意、锐意改革的姿态。
  清政府的诏书称:“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著外务部、户部议奏”〔3〕。
  其实,从清朝政府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颁发圣旨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出洋大臣的人选问题一直变化不定,但最终还是确定下来了这五位官员,他们分别是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这五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有的是来自清朝宗室,代表了满族皇室的大臣,有的是来自地方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有的是来自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
  实际上,这次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等国考察宪政,对于清政府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而言,确实是一次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便被无情打破,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心态之中。清朝政府对于“西方”或者“洋”背后所隐含的力量也因此而表现出一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不管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层面——惧怕着,却又不断地试探着;观望着,却也在不断地学习着。而如今,一甲子的时间弹指而过,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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