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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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严复奉命创办天津俄文馆；1897年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在天津仿《泰晤士报》而创办《国闻报》，并搜集中外有价值的文章按旬出版《国闻汇编》；同年译亚当·斯密《原富》及斯宾塞《群学肄言》；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1899年译穆勒《群己权界论》，1900年再译其《穆勒名学》。1900年，严复因义和团之乱而脱离海军，避居上海租界闸北长康里。
此后的严复，真正是一名学者了。1900年，严复在上海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这一年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一次“保国保种”的会议，被选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次年，应张翼之约，赴天津主持开平矿务局；再次年，奉管学大臣张百熙之聘，任编译局总纂。1904年，严复与张翼为开平矿务局事赴伦敦，其间与孙中山相晤，归国途中顺访法国、瑞士、意大利、德国。1906年受安徽巡抚恩铭聘，为安庆高等学堂监督，1909年应学部尚书荣庆之聘，任审定名词馆总纂，三年内积稿甚多，并因此而被赐予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出任资政院议员，特授海军协领都统，旋授海军一等参谋官。在武昌起义后，奉袁世凯之命赴汉口见黎元洪，任谈判代表。1912年受袁世凯之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兼任文科学长，出任海军编译处总纂。1915年受聘为宪法起草委员。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严复将欧战发生以来的战时新闻摘要翻译送袁世凯备览，积年余，至数万言。
四
由此，我们不得不讲一讲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严复与袁世凯早已相识，至少有三十年的交往。严复创办《国闻报》时，每周在王修植家里叙谈，袁世凯几乎每次必来。严复后来记述说：
时袁项城甫练兵于小站，值来，复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诣菀生（王修植）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时君谓项城，他日必做皇帝，项城言：“我做皇帝必首杀你。”相与鼓掌笑乐。不料易世师而后预言之尽成实录也。〔8〕
但是，严复对袁世凯也一向存有戒心，他说，“自庚子以后十余年间，袁氏炙手可热之时，数四相邀，而仆则萧然自远”，这应该算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对所有的权力阶层都保持着一种距离感。这种态度终被袁氏知晓，袁一怒之下说出“严某纵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之”的话。
在光绪死后，时任摄政王的光绪之弟载沣因私仇而欲杀袁世凯，张之洞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戮大臣”；庆亲王奕劻亦担忧：“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载沣于是采纳张之洞“开缺回籍”之建议，代发上谕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任职任，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体恤之至意。”袁世凯惊恐不已，一度想赴日本避祸，后经直隶总督杨士骧规劝，才回京接受谕旨，回彰德“养病”去了。他仓皇离京赴河南时，只有严修等三四人到车站相送。
严复此时秉公执议，认为“世凯之才，一时无两”，“奈何置之闲散”。无疑，在袁世凯政治上最为叵测之时，严复的声援令袁氏深为感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离开了袁世凯的清王朝捉襟见肘，陆军大臣荫昌统军开往武昌，但荫昌难以指挥这些北洋旧部。内阁总理奕劻向载沣建议重新启用袁世凯。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具有了向清廷叫板的足够资格。他复奏道：“旧患足疾，迄今尚未痊愈。……一俟稍可支持，即当立疾就道，借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清廷借故开缺袁世凯的借口，如今又成了袁世凯应付清廷的借口，令载沣大为恼怒，却也无可奈何。此后载沣再下旨意，也难以说服袁世凯前往武昌扑灭革命，不得已只好答应袁氏的条款，于1911年11月1日宣布解散皇族内阁，由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袁世凯从根本上控制了清廷的军政大权，开始向南方的革命党人施压。
此时，严复所任职的资政院议员们已经作鸟兽散。严复匆忙之中于10月26日将行李十一箱打包发往天津，11月9日离京赴天津，同时“知津郡此夕最危”，友人建议他转赴秦皇岛避难。但是，严复最终没有听从友人建议，而是与自己的三子严琥于11月12日先袁世凯一天重返北京。二十天后，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方代表团的代表，参加南北谈判。据冯耿光回忆，“当时规定北方的全国代表二十人，系按全国二十行省、每省一额推定的”。严复作为福建省的代表，被指定为代表团的成员：
那天，锡拉胡同袁邸的客厅里济济一堂，在座的除了二十位代表之外，还有些秘书、随员等。其中熟人很多，年纪最长的是陈宝琛（伯潜），他是福建闽侯人，曾任山西巡抚，是新近奉召回京的。不多时，袁就穿着便服出来，见到陈，很客气地说：“这番议和是朝廷的大事，所以请老世叔出来”，并希望他“为国宣劳”。陈则谦逊了几句：“近来岁数大了些，身体也不很好，还是请严又陵（复）去，要好得多了。”〔9〕
这样，严复参加了以唐绍仪为全权大臣的北方议和代表团，于12月9日沿京汉铁路南下，11日抵达汉口，12日与黎元洪见面谈判。严复在给陈宝琛的信中对此时的谈判有所描述，但总的来讲，他对共和政体深表忧虑。议和的代表虽众，起作用的人并不多，严复也并不是关键人物。严复在武汉停留六天之后，随团移居上海，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忙于会客及处理自己在商务印书馆的私事，在谈判未有成效的时候，就先期返回北京了。
严复回到北京之后，对唐绍仪多有不满。在《辛亥日记》中记有为袁世凯出的六条谋略：“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辩白”；“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设法募用德、法洋将。”
此时的严复，从内心深处认定袁氏为国家元首的不二人选。他做诗曰，“美人期不来，鸟啼蜃窗白。”将袁世凯比喻为“美人”，盼望国家早日安定。
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十七省参议员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氏获“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的美誉。早在2月14日，严复就拜见了袁世凯，随即被任命暂管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校长），月薪三百两。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自戊戌变法以来就一直由社会名流担任校长一职。
春节后，严复正式上任。但此时的大学堂由于政府将经费大幅用于军事，严复连自己的薪水也不能支付，学校也不能按期开学。他除了整顿校务之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决学校经费方面，在借得道胜银行七万洋款之后，学校于5月15日正式开学。不过，新的麻烦又不期而至：“《国风日报》不知有何嫌隙，时时反对，做尽谣言。”严复一月三百两的薪水，难以支付社交应酬，有时一月无进，而支出将近千元。学校开学后的第二天，严复在家书中写道：“大学堂已于昨日开学，事甚麻烦，我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半学期，再行札辞职。”5月下旬，学校开始闹学潮，严复拒绝与学生面谈。6月1日，学生在教育部过夜不归，严复甚为被动。至7月下旬，学校的员工每人能领的薪水只有六十元，“还不足车马费”。严复失望之极，以致想携眷回福建，“卖笔墨过日”。支撑到11月，严复终于辞去京师大学堂监督职务，从此结束了在教育界的生涯。这一时期，严复依靠同乡兼校友海军总长刘冠雄得以兼任海军编译处总纂一职，聊以谋生。
五
民国初建，严复认为“项城于国变日受职，各国同日承认，亦几天与人归矣。新组内阁，亦若有励精图治之倾向”，他接受袁世凯聘任，担任总统府顾问。但是随后的宋教仁被刺、大借款等事件，使他开始认识到“中央短处在平时矜有使令贪诈之能，于古今成说所谓忠信笃敬诸语，不甚相信，至于今而其弊见矣”。不过，严复对此时的国民党也始终未见好感，他在致熊纯如的信中说：“顾三年以来，国民党势如园中牵牛，缠树弥墙，滋蔓遍地，一旦芟夷，全体遂呈荒象，共和政体名存而已。以愚见言，即此是政界奇险。但愿大总统福寿康宁，则吾侪小人之幸福耳。”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严复于1914年5月开始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参政院参议，成为总统的高级咨询机构成员。7月9日，严复到总统府去领取薪水时得知顾问薪水自6月开始停发，所谓“参政”名存实亡。严复无事可做，于是常跟李质斋等人打麻将，有时甚至通宵达旦。9月底，参政院和清史馆开会，严复均告缺席。
10月2日，参政院再次开会讨论日本侵占山东半岛一事，严复忙于赴宴、打牌、“看家私”，再付阙如。10月13日的约法委员会议，也没有参加。严复自动放弃自己的政治参与权。此后，他虽然对欧洲战事特别是日本的二十一条特别关注，但是当时的局势使得严复根本没有的发言权。他在1915年4月被聘为宪法起草委员后说，“宪法起草，亦应故事耳。仰观天时，俯察人事，未必有偌大制作也”。可以说，此时他对所谓的国家政治已经热情散尽，极为冷淡了。
此时的严复，一方面对政治开始疏远冷淡，另一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令人看来颇为惋惜的事情。除了一度热衷于打麻将之外，他于1913年8月在陈焕章的鼓动下，与梁启超等人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宪法定孔教为国教；同年，他多次发表演说，配合袁世凯提倡“读经”；更为严重的是，1915年8月，他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了向袁世凯劝进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其时的社会大名流主要有三人：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章被袁软禁于北京，拒不合作；几次试探之后，袁也明了梁启超不会支持自己，严复便成为袁氏集团争取的主要目标。杨度在此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次登门造访，旁敲侧击，鼓动严复参与“筹安会”。杨度问：“公视今日政治何如前清，共和果足以使中国臻于富强兴盛乎？”
严复说：“此一时殊未易答。……或得如英国国君端拱无为而臻于上理，未可知也。”
杨度说：“唯然。我将与同志诸人拟设一会，名曰筹安，专就吾国是不宜于共和，抑宜于君主，为学理之研究。古德诺引其端，吾等将竟其绪。国中士庶，向惟公之马首是瞻，请公为发起人可乎？”
严复吃惊地说：“适吾所云，不过追维既往，聊备一说。……国家大事，宁如弈棋，一误岂容再误。”
杨度以研究为旗帜，套出了本质上是学者的严复对国体“未可知也”的判断。此后，杨度以晚宴为名，邀请严复出席筹安会的活动，严复推说有病拒绝；再次来访，亦被婉拒。不得已，杨度派人送来一信，说筹安会的事情，是袁大总统的意思，指定严复为发起人，坚持拒绝恐怕不好，并说已经替严复签名，明天必须见报，来不及听取意见了。
对杨度的信如何处理，严复颇为犹豫。在与弟子商议的过程中，严复认为自己年纪已大，不愿再过逃亡的生活，“盗名不妨听之任之，只是始终不参与其中的活动罢了”，“吾心可告天地，纵被莽大夫之名，庸何伤？”
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筹安会的名单，严复名列第三。严复仆人早晨出门，发现门前有荷枪士兵站岗，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此后严复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筹安会的会议，称病缺席。当时报纸称严复为“狗也不狗，走也不走”，实为真实写照。
筹安会成立的第七天，梁启超在天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时洛阳纸贵，很多人买不到报纸就辗转抄读，甚至要求报馆再版。袁世凯认为，由严复出面撰写驳斥文章最为适宜，于是签署四万元金票，由总统府顾问夏寿田转交严复并阐明意图。严复说：“吾苟能为，固分所应尔。若以货取，其何以昭信天下？非主座见命之意也，容吾徐图之以报命。”婉言拒绝了。此后严复收到二十多封恐吓信，他深为苦恼，但仍然不愿意书写，并说“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脱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袁世凯不得已，让孙毓筠写了驳斥梁启超的文章。严复认为，“自是之后，闭门谢客，不愿与闻外事”。袁世凯死后，严复写诗有云：“近代求才杰，如公亦大难。六州悲铸错，末路困筹安。四海犹群盗，弥天戢一棺。人间存信史，好为辨贤奸。……”
六
洪宪帝制结束之后，严复彻底退出政界，倾心于研究道家学说尤其是《庄子》。他评点《庄子》的书稿曾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尚未出版就毁于1932年的淞沪战火。留传下来的版本是曾克耑根据严复长子严璩所藏的评点本排印或影印的。此时他的一些政见基本上都存留在与友人的通信之中，今天可以看到的有他对“府院之争”、中国政府参加欧战、护法运动、五四运动等问题的见识，虽说不一定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但确有不少真知灼见。他曾借用元好问的一句诗来表达自己对纷争的厌烦和苦恼：“何处青山隔尘土，一庵吾欲送华颠。”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病逝，临终遗言：“须知中国不可来，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12月20日，与夫人王氏合葬于闽侯阳崎鳌头山。
在此，我们借用美国汉学家史华兹对严复的一段评论来结束本篇：
严复不是整个中国的代表，他属于一个庞大的、愚昧的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杰出的文人学士，而在这些文人学士中，他又属于对时势作出开创性反应的佼佼者。……他的著述确实对他同时代的青年人，和对现今已七八十岁的中国知识界、政治界的杰出人物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梁启超深受过他的影响，而其他各类人，如胡适、蔡元培、鲁迅以及毛泽东也都在年轻时受过他的影响。当然，我从来也不认为，假如严复从未落笔著文，类似严复这样的思想就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产生。〔10〕
注释：
〔1〕《郭嵩焘致曾国藩》，载柳诒徵编《陶凤楼藏名贤手札》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
〔2〕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转引自徐立亭著《晚清巨人传：严复》，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3〕〔4〕〔8〕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145、356页。
〔5〕郭嵩焘著，钟叔河、杨坚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838页。
〔6〕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37页。
〔7〕〔10〕（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9〕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