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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2006-0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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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7〕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3),1991年版,第154页。
  〔8〕陈华新主编:《百年树人——上海交通大学历任校长传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9〕史贵全:《抗日战争前的交通大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第5期。
  〔10〕《凌鸿勋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1),访问者:沈云龙,1982年初版,第162页。
  〔11〕凌鸿勋:《中国铁路志》,台北1961年版,第352页。
  〔12〕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编:《翁文灏论经济建设》,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13〕凌鸿勋:《铁路丛论》,中国交通建设学会印行,1954年版,第44页。

  雾里观花 知日百年

  
  ? 李兆忠
  一
  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正式问世之前,中国人对日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鸦片战争的炮声震破了中国人的迷梦,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制夷”之道,然而眼光所及,主要是欧美列强,对东瀛邻国并不在意,这种状况差不多持续到甲午战争。
  事情巧得令人不安,黄遵宪积多年之功、呕心沥血写成的《日本国志》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面世,直到1895年,也就是日本海军大败清朝北洋水师、中国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那一年才刻成正式出版,这时距离此书完成已有八年之久。据说那一年清廷外交官员袁昶到南京见张之洞,随身就带着《日本国志》,并且这样说:这部书如果早发表的话,可以省去我们对日赔款二万万两银子呢!梁启超在《日本国志》后记中也感叹道:“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悚、以至今日也。”从这些话里,可以体味到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傲慢迂阔的中国统治者一向以“中华”自居,把别国视作“蛮夷”而不放在眼里,最后成了不谙世事的井底之蛙。甲午一役,充分暴露了这个致命弱点,其情形,正如黄遵宪在其书自序中言道:“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毫无疑问,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目的并不在日本,而在中国。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与大清朝廷的开明外交官,黄遵宪最早看到了亡国亡种的危机与可能的解救之道。他认定:“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他衷心希望的,是中国能像日本那样通过学习西方达到自强,所以写这部宣传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书。既然目的不在日本,而是在中国,衡量日本的尺子,主要也是西方——当然是“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前提下的形而下的西方,这两个“预设”,决定了黄遵宪对日本的解读带强烈的急功近利性,而不是把日本当作一个独立的纯粹的研究对象。《日本国志》以介绍政治制度为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在全书的“凡例”中,作者这样说明:“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杰俊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而观人之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若夫大八洲之事,三千年之统,欲博其事,详其人,则有日本诸史在。”这种厚今薄古、为我所用的论述方式,对于中国读者尤其是想效法日本在中国实施变法的人来说,无疑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然而对于整体地、恰如其分地理解日本民族,阐明日本文化的来龙去脉,则力有不逮。
  黄遵宪的日本观包含这样一个自我循环的逻辑:西学源出中国,日本模仿西方,中国学习日本。在“学术志”中作者认为:西法立教源于墨子,用法类乎申韩,设官类乎《周礼》,行政类乎《管子》,一切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书,原因是“盖中土开国最先,数千年前环四海而居者,类皆蛮夷戎狄,鹑居蛾伏,混沌茫昧。而吾中土既圣智辈出,凡所以厚生利用者,固已无不备。其时,儒者能通天、地、人,农夫戍卒能知天文、工执艺事,得与坐而论道者,居六者之一。西人之学,未有能出吾书之范围者也”。进而主张:“譬之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惮千金以购还之。”通过考求古制,参取新法,赶超西方列强,再创“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的辉煌。这种论述策略,对于一个饱受屈辱、风雨飘摇的“天朝帝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黄遵宪是“同文同种”东亚观的始作俑者,在《人境庐诗草》中,他这样形容中日两国的关系:“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如辅车依,譬如倚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这同样体现在《日本国志》的写作上,抛弃了过去一贯的“天朝上国”妄自尊大、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采取平等的立场。这种“同文同种”东亚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积极的内涵,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然而仅仅“同文同种”是不解决问题的。关于这一点,十多年后革命志士陈天华在《绝命书》里有透彻的分析:“同盟为利害之关系相同之故,而不由于同文同种。英不与欧洲同文同种之国同盟,而与不同文同种之日本同盟;日本不与亚洲同文同种之国同盟,而与不同文同种之英国同盟。无他,利害相冲突,则虽同文同种,而亦相仇雠;利害关系相同,则虽不同文同种,而亦相同盟。中国之与日本,利害关系,可谓同矣,然而实力苟不相等,是同盟其名,保护其实也,故今日而欲与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鲜也;居今日而欲与日本相离,是欲亡东亚也。惟能分担保全东亚之义务,则彼不能专握东亚之权利,可断言也。”
  《日本国志》全书洋溢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对日本的态度,由历来大而化之的怠慢,一变为急功近利的关注。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有它的好处,至少可以在某一方面凸现问题的深刻性。然而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它还是留下很多悬念。
  二
  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指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派的影响。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地流到中国来了。”其实岂止是文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何尝不是同样的结果,清末民初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转型,离开了数万留日学生的努力根本无从谈起。据语言学家考证,现代汉语中的社会科学词汇,大约百分之七十来自日本,这意味着中国知识者的思维方式已经相当“日本化”。假如没有这些“外来语”,我们连正常的思想交流都无法进行。
  按理讲,既然日本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如此之大,中国人应该对日本格外关注、格外了解才是。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一般中国人并不知道现代汉语的众多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他们只知道古代日本从中国学去了汉字。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人不断向日本学习,同时迅速地将日本遗忘。
  周作人曾感叹:“中国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有很好的‘因’很远地种下了,可是‘缘’却不好,这多少年来政治上的冲突成了文化接触的极大障碍,乐观绝无根据。”(《日本管窥之三》)政治上的冲突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全部,还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正如周作人在《日本与中国》里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地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害时候,也就不能冷静了。”根深蒂固的“大中华”优越感,决定中国人决不会把“小日本”真正放在眼里。除此之外,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全盘西化”历史潮流,养成一种“历史的世故”,其情形,就像钱钟书在小说《猫》里调侃的那样:“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将日本当作中国富国强兵的跳板,从一开始就是清朝统治者的如意算盘。张之洞在《劝学篇》里清楚写着:“我取经于东洋,力省效速。”因为“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以上诸多因素的互动,造成中国人认识日本的极大障碍。
  郭沫若1920年3月30日给宗白华的信,颇能说明中国学子的复杂心态:“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所谓“东洋罪”,就是日本式的种族歧视,其所以难忍,在于它有一种中国人看来等而下之的性质。所谓“东洋”,当然是相对于“西洋”而言的,“东洋”不如“西洋”先进,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无论是立志“脱亚入欧”的日本人,还是追求“全盘西化”的中国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留日学子由于家境不济无缘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洋文明,只好退而求其次,通过东洋二道贩子学习西洋,心里已是不甘,所以郭沫若接着写道:“我真背时,真倒霉!我近来很想奋飞,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没钱,我不自由,唉!……白华兄,我还想谈一句我心坎中的话,我很想弃了医学,专究文学,你可赞成我么?你最近的信我已经接到了。你一二年之内,便能到欧洲去,我真羡慕你呀!寿昌兄也说他不久便要到美国去。你们一个个都好,只有我……唉!不多说了!”(参见《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以这样的心态在日本留学,遭遇种族歧视时,结果可想而知,难怪郭沫若小说里的主人公爱牟受到日本房东称其为“支那人”的侮辱时,激愤之火,犹如火山爆发般地宣泄出来:
  啊,这儿就是遣唐使西渡我国时的旧津。不知道那时候的日本使臣和入唐的留学生,在我们中国曾经有没有受到像我们现在所受的虐待。我记得那阿部仲麻吕到了我们中国,不是改名为晁文卿了吗?他回日本的时候,有破了船的谣传,好像是诗人李白做过诗来吊过他呢。钱起也好像有一首送和尚回日本的诗。我想,那时候的日本留学生,总断不会像我们现在一样连一椽蔽风雨的地方都找不到罢?我们住在这儿随时有几个刑事侦伺。我们单听着“支那人”三字的声音,便觉得头皮有点吃紧。啊啊!我们到底受的是什么待遇呢?
  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便已经表现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字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者还在南洋吃椰子呢?
  啊,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你要知道我假冒你们的名字并不是羡慕你们的文明;我假冒你们的名字是防你们的暗算呢!你们的帝国主义是成功了,可是你们的良心是死了。你们动辄爱说我们“误解”了你们,你们动辄爱说他人对于你们的正当防御是“不逞”。啊!你们夜郎自大的日本人哟!你们的精神究竟有多少深刻,值得别人“误解”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你们别要把别人当成愚人呢!你们改悔了罢!你们改悔了罢!不怕我娶的是你们日本女儿,你们如不改悔时我始终是排斥你们的,便是我的女人也始终是排斥你们的!
  中国人“泱泱大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优越感,日本人量小气窄的“岛国根性”和杀师负恩的不伦行为,再加上双方共同的崇拜西方、互相蔑视的“历史的世故”,决定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和中国人认识日本的走偏。
  郭沫若在日本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并娶日本女子为妻,生儿育女,论涉入东瀛生活之深,留日学子中几乎没人能与他比,而且,郭沫若学贯中西,才富八斗,志向远大,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在郭沫若宏富的著述中,有关日本的只占极小一部分,尽管他写过《同文同种辨》那样的文章,以雄辩的事实反驳了中日两国“同文同种”这种大而化之的说法,揭示了中日两国异文异种的真相,指出日本人的祖先是马来人种,并且自豪地宣布:“夫以仁道正义为国是,虽异文异种,无在而不可亲善,以霸道私利为国是,虽以黄帝子孙之袁洪宪,吾国人犹鸣鼓而攻之矣。同文云乎哉!同种云乎哉!”郭沫若并没有将这个题目追究下去,显然在他宏阔的视野里,日本没有什么地位,当然也不屑花功夫钻研,难怪当年周作人请郭沫若到北大讲授日本文学,被他一口谢绝,对于日本文坛的大家、文化界的名人,郭沫若从来就不放在眼里,几乎不交往,他唯一翻译介绍过的,是经济学家河上肇。
  三
  近代以降,中国遭遇不可抗拒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民族性”与“世界性”成了一个大问题,从此陷于无休止的矛盾纷争,从大趋势看,是后者不断挤压前者、取代前者,表现在文化思想上,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世界主义”占据上风,最后终于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如果说这种思维方式用来认识西方有相当的合理性的话——因为它本来就是西方的产物,以此认识日本就会发生很大的错位。考察中国近代以降的日本观,继传统的“大中华”之后,取而代之的正是这种世界主义或曰西方中心主义,无论进化论、人道主义还是后来的阶级论,都不出这个范围。公平地看,各种观念都有它的合理性与解释的范围,对于认识日本都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假如是对日本的国情、日本的历史文化风土没有相当的知识与切身的体察,食洋不化,将此种观念无度地扩张,势必导致认识的错位。巴金对日本的误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值得作一番梳理。
  1934年11月,巴金出于“到日本看看的兴趣”,化名黎德瑞,东渡日本,由朋友事先的介绍,巴金住进一个姓武田的横滨商业学校的汉语教师的家里;三个月后,因无法忍受主人成天念经拜佛的骚扰,搬出了武田家,这期间写下了名作《神》。
  小说以书简体的形式,描写一个叫长谷川的日本小公务员,由一名“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以后对神的狂信,以及“我”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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