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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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1〕
5月15日，道光帝又令台湾总兵达洪阿向英俘讯问：“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咭唎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2〕
仗已经打了近一年十个月，再有不到四个月就行将结束了，而天朝的尊君尚对其敌手不明底细。这些地理常识，对于今天的普通中学生来说也是耳熟能详的，然而在一百六十多年前，贵为天朝之君的道光帝却全然不知。不惟如此，就连在广东第一线负责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对于英国的认识也存在着明显之偏误。1839年9月1日，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上奏的附片中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3〕讲求经世致用的林则徐竟然没有认真考究真情，而听信无稽之传言。
这是战争！是天朝的君臣完全忘记了孙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规训，还是有着足够的自信可以如此蔑视自己的对手，视之若无物？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道答案，但是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是清朝君臣对于世界地理知识的无知以及对于世界形势的漠然与迟钝。
此时距离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已经过去了三百二十年，距离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1581年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已经过去了二百六十一年，距离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74年绘制《坤舆全图》并上呈康熙帝已经过去了一百六十八年。但是，道光帝比其高祖康熙帝的地理知识反而倒退了。早在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帝就曾谕大学士九卿等：“海外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4〕可是其子孙只是承继了康熙帝留下的王朝，并没有继承康熙帝对于外部世界所拥有的相对开放的态度，对其警告与担忧亦不曾引起共鸣与注意。
清王朝依旧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是天朝君臣已经习惯而没有想过要去改变的世界，他们仍然留恋与怀念着过去的荣光，对于外部世界一再的敲门叩关反应迟钝。但是世界变了，已经变得远远超出了天朝君臣的想像，以致在不得不面对的时候显得那么慌乱而无所措手足，在西方侵略者的眼里甚至有点不可思议。天朝的君臣并不清楚自己这一遭遇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命运，而在远隔重洋之外的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却是洞若观火。在鸦片战争结束不到六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并于1848年2月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中写道：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敌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资产阶级对于世界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是整体性的、世界性的，使得原来相互独立的各个民族、地区开始互相联系，成为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使得整个世界的历史真正开始成为世界史。
在这种情势之下，除了走向世界、了解世界、探求新知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但是，清王朝并没有从鸦片战争的打击中尽快地明白这一点，仍在试图像往常一样将世界纳入自己的天朝体系之中，而不是主动进入世界体系。整个清王朝只有林则徐、魏源、徐继畬、梁廷枬等少数几个人震惊了、清醒了，开始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他们广泛搜集有关海外的资料，加以整理、排比，编辑，撰写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清王朝也由此而错失了一次开始探求世界知识的契机。而这些著作，尤其是《海国图志》却在一海之隔的日本被一再翻刻，成为了明治维新思想家借镜的“他山之石”。
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虽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到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已经取得了对于东方知识的广泛了解。姚莹曾说：“咭唎、法兰西、美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6〕然而，清王朝并没有将这些国家视为对等的敌国，即使是在西方国家中最早同清王朝签订条约的俄罗斯亦是如此。虽然中俄双方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但是清王朝仍待之以朝贡之外藩，对俄罗斯的外交活动是通过理藩院来进行的。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阅看了俄罗斯的文书之后，曾谕大学士说：“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7〕康熙帝虽然对此种关系的后果有所担忧，但是并没有加以改变。
清王朝第一次主动派遣外交人员赴欧洲始于康熙年间的图理琛出使土尔扈特途经俄罗斯。图理琛（1667～1740），满洲正黄旗人，姓阿颜觉罗氏，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以内阁侍读身份奉使出使土尔扈特，随同出使者还有侍读学士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颜。使团于五月二十日从京师出发，经蒙古，于七月到达俄罗斯境内的楚库柏兴（色愣格斯克）。由于假道俄罗斯，须在此等待沙皇的允许，使团于次年正月始继续前行，经喀山，顺伏尔加河而下，经萨拉托夫，于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在马奴托海与阿玉奇相见。使团于六月十四日启程回国，在此停留十四日，其间于六月初二日、初十日两次被蒙接见，于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此行往返近三年，行程二万余里。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图理琛撰写此行经历的《异域录》刊刻，首冠舆图，次为行记。图理琛此行并非直接出使俄罗斯，但大部分时间和行程都在俄罗斯境内，而且同俄罗斯官员进行了接触，得到了接待，并有彼得大帝回话问候。更重要的是，图理琛遵照康熙帝的嘱托对俄罗斯进行了考察，对沿途之道里、山川、民风、物产以及所过之处应对礼仪一一记载。这是清朝官员第一次对俄罗斯进行的实地考察，对于了解俄罗斯的地理、社会、政治、风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行前康熙帝曾谕令使团在同俄罗斯官员相见时，在礼仪上，可依据俄罗斯之礼节，这种变通的态度同后来嘉庆帝接见英国阿美士德使团时在礼节上的坚持与固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主动了解外部世界的活动并没有延续下去。
随着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两国的边界基本上确定下来，双方的关系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贸易往来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内容。然而，各自对对方的关注却迥乎不同，清王朝通过理藩院来办理同俄罗斯的外交，将对俄贸易作为羁縻的手段与怀柔的恩惠，对于这个被纳入了自己王化体系的西方大国似乎没有太多的兴趣，也缺少足够的警惕。同清政府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对清王朝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与兴趣，并且想方设法进入邻邦，一再要求在北京设立教堂，派遣学生到北京学习汉文、满文，以便了解和获取关于清王朝的各种知识与情报。最终，其愿望终于在《恰克图条约》中获得了满足，其中第五条对教堂的设立、教士的派遣、俄罗斯学生来华学习都作了明确规定：
京城之俄罗斯馆，嗣后惟俄罗斯人居住。其使臣萨瓦所欲建造之庙宇，令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大臣在俄罗斯馆建造。现在京居住喇嘛一人，其又请增遣喇嘛三人之处，著照所请。俟遣来喇嘛三人到时，亦照前来喇嘛之例，给予盘费，令住此庙内。至俄罗斯等依本国风俗拜佛念经之处，毋庸禁止。再萨瓦所留在京学艺之学生四名，通晓俄罗斯、拉替努字话之二人，令在此处居住，给予盘费养赡。〔8〕
此后，俄罗斯正式获得了派遣教士和学生来华的权利，从1727年至1865年俄罗斯先后十五次派遣教士来华，随教士来华的学生先后达四十人左右。通过这种方法，俄罗斯为自己培养了外交和中国文化方面的人才，而且通过这些学生获取了关于清政府的许多情报。俄罗斯学生回国后，许多人在俄罗斯外务委员会任职或从事海关、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基本上做到了学以致用，在中俄外交、贸易、文化领域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清政府视俄罗斯为朝贡之外藩，专门设立了俄罗斯学（隶属于国子监），派满、汉助教对其来华之学生进行管理和教育，并且由理藩院每月给发衣服、饭食、银两，以妥善安排其生活。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58年6月《中俄天津条约》的签订，其第十条规定：
俄国人习学中国汉、满文义居住京城者，酌改先时定限，不拘年分。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国核准后，随办事官员径回本国，再派人来京接替。所有驻京俄国之人一切费用，统由俄国付给。中国毋庸出此项费用。驻京之人及恰克图或各海口往来京城送递公文各项人等路费，亦由俄国付给。中国地方官于伊等往来之时，程途一切事务要妥速办理。〔9〕
在此之后，清政府才停止给俄罗斯学生发放银两。可见，清政府是采用怀柔远人的办法来对待俄罗斯的。而俄罗斯却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实际上获得令其他西方国家艳羡的各种利益，以致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中写道：
在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拿破仑采用武力来扩展的对华贸易和往来方面，俄国所处的地位显然令人极为羡慕。的确，非常可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文钱、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当英国人和我们（指美国人）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特权都得不到的时候，——至于法国人，他们之参加目前的军事行动，完全是客串性质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同中国进行贸易，——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优先权。固然，据说这种优先权是由俄国人付出屈尊容忍的代价换来的：它只有算做中华帝国的一个朝贡藩属才得侧身天朝的朝廷。〔10〕
从清王朝同俄罗斯的关系来看，俄罗斯居于主动地位，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情况，以作为决策的依据。而清政府为了避免冲突，显示天朝的宽大仁厚，仍然对来华之教士、学生给予了善意的对待，妥善安排其生活和学习。十七世纪以来，随着中俄两国外交交往的增多和边界、贸易纠纷的增加，加强了解显得十分必要。但清政府并没有派遣子弟去俄罗斯学习语言，以了解自己的对手。后来，清政府为了处理双方来往公函和边界、贸易等纠纷，设立了内阁俄罗斯馆，选八旗官学生（这些学生是当初在雅克萨被俘俄国人的后代，当时已被编入旗籍）二十四人入馆学习俄语，五年后考试一次，考一等者授八品官，考二等者授九品官，考三等者不授官，虽然授官，但都需留学继续学习。再次加以考试时，八品官考列一等授七品官，九品官考列一等授八品官。如果考试等第不及原来，则照现考等第予以降级留学。如七品官又考列一等，则以主事即补〔11〕。清政府设立内阁俄罗斯馆的目的是培养所需的翻译人才，但是从1727年至1857年整整一百三十年间，并没有任何人认真学过。克拉普罗斯说，在第九次教士团在华期间，满族学生“所译的文字的第一行就不合最简单的文法规则”〔12〕。可见这些八旗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取得的成绩远逊于俄罗斯来华学生。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俄罗斯趁火打劫，大大出乎清王朝的意料，而随着俄罗斯对于中亚的征服，不仅在东北，而且在西北也同清王朝发生了冲突。相对于俄罗斯不断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清王朝的各种情报，清王朝对于俄罗斯的了解和认识仍是模糊不清的。清朝人编辑的有关俄罗斯方面的书籍，多是从古籍中辑录相关部分而成，并非实地考察之后的撰著，即如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也是如此。而俄罗斯赠送清政府的图书却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无人问津，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俄国曾由换班学习的学生携来图书三百多种（共七百多册），赠送清廷，但是该部分书籍仅由理藩院收存了事，并没有什么人来加以认真讲求。1858年，咸丰帝曾浏览其中的舆地、图画书四十一种。到了1885年（光绪十一年）因为中俄西段边界问题，需要了解帖克斯川及塔城北境的详细情况，这时方才有人想起这批书籍，御史赵尔巽奏请将该批书籍交同文馆翻译，但是随后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称这批书籍乃六十年前或者百年前所著，不如新书详备，而且当时俄罗斯在西北一带的疆界同现在差异甚大，当时许多地方还没有纳入其版图呢。结果，书还没有利用就已经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13〕。
长期以来，中国缺乏对于外部世界进行积极探求的需求与渴望，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长久以来所建立的优势地位以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可以自给有余，无需外求，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其语虽不免有着自大、虚骄之成分在内，然在相当的程度上亦是实际情况的反映〔14〕；另一方面是天朝君臣恪守“天下有道，宅中驭外，守在四彝，王者不勤远略”这一古训的结果，这是传统中国对付边界问题的经验积累，如果情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自然没有改变的必要〔15〕。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之藩篱被西方列强的炮火打破了，幽居独处之局面再也无法延续下去了。西方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成为了世界通行之法则。在此情势之下，不顾敌我力量的对比，孤注一掷地拼命，近乎自暴自弃，不顾世界局势之变迁一味加以拒斥和躲避不仅不能自保，带来的反而是屈辱和嘲弄。因此，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政府不能不、不得不主动加以迎应，有所变通，如此则首要任务就是走向世界、了解世界，从自我构想的天下观念中走出来，作为世界中的一个国家进入新的世界体系。1866年（同治五年），斌椿等五人奉派游历泰西，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代表团赴泰西游历。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留学美国。1876年（光绪二年），郭嵩焘奉使英国并就任驻英使臣，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出驻外使臣。从此，清政府开始了走向世界、域外求知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只有走出国门，才能真正认识变迁的世界、了解自我之处境，只有求知异域，才能收获新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在回顾那段历史时曾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