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鸡汤珍藏本-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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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先生
教育并非仅用于装饰记忆力和理解力，它的主要职责是引导意志力。
——诺贝尔
有一天，在十一年级，我走进一间教室去等待我的一位朋友。当我走进教室时，那里的老师华盛顿先生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并要求我到黑板上去写些什么，去解答什么问题。我对他说我不能去做。他问：“为什么不能？”
我说：“因为我不是您的学生。”
他说：“这没关系，不管怎样，请到黑板前。”
我说：“我不能。”
他问：“为什么不能？”
我因为有些窘迫而一时说不出话来，就说：“因为我是弱智的学生。”
他从讲桌后面走了出来，注视着我说：“不要再那样说了，别人对你的看法不见得一定符合你的实际情况。”
对我来说，那是非常自由的一瞬。一方面，我被着辱了，因为别的学生正在嘲笑着我，他们知道了我是在特殊教育班就读，但另一方面，我获得了自由，因为华盛顿先生使我意识到了我并非一定要生活在别人对我的看法的圈子中。
就这样，华盛顿先生开始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在这次经历之前，我在学校里已经失败过两次。上五年级时，我被鉴定为是弱智的学生，被从五年级降回到了四年级。后来上八年级时我又再一次遭受挫折。但是，华盛顿先生的出现使我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我总是说华盛顿先生是在戈森的思维中运转。戈森说过这样一句话：“低标准、低要求，则人自甘平庸；高标准，严要求，方可造就成才。”同卡尔文·劳埃德一样，华盛顿先生相信：“没有人会在低标准中升起。”他总是让学生们感到他对于他们寄予很高的期望。这样，我们奋斗着，所有的学生部在奋斗着，以便能够达到那些他所期望的标准。
有一天，当我还是低年级的学生的时候，我听到他正在给一些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做演讲。他对他们说：“你们拥有伟大的天赋，你们拥有特殊的素质。你们中间如果有人能够对你自己、对于真实的你、对于你将会给这个星球带来什么以及对于你的特质，所有这一切的远大前景给予一瞥的话，那么在历史的前后关系中，世界将再也不会是相同的了。你们会使你们的双亲骄傲，会使你们的学校骄傲，会使你们的社会骄傲。你们会触动成千上万的人的生活。”它是对高年级的学生做讲演的，但听起来好像是针对我的一样。
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站立起来对他报以欢呼。之后，我在停车场赶上了他。我对他说：“华盛顿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您给高年级学生做演讲的时候，我正在礼堂里。”
他说：“你在那里干什么？你可是低年级学生。”
我说：“我知道，但您演讲的时候，我从门外听到大厅内传出了您的声音。先生，您那个演讲是针对我的。您说他们拥有伟大的天赋，我也在那个礼堂，我也拥有伟大的天赋吗？先生。”
他说：“是的，布朗。”
“但为什么事实上我的外语、数学和历史都不及格，而且我还不得不到暑期补习班中去补习，那是为什么呢？先生。我比大多数的学生都迟钝。我不像我的弟弟、妹妹那样聪明，他们就要到迈阿密州立大学去就读了。”
“那没关系，这仅仅意味着你还得加倍去努力。在你的生活中，你的年级不能决定你是谁或者你将来会创造什么？”
“我想给我母亲买一套房子。”
“这是可能的，布朗，你会做到的。”他转身再次打算离开。
“华盛顿先生。”
“你现在还有什么事？”
“嗯，先生，我是这样的人，您记住我，记住我的名字，总有一天你会听到它的。我一定会让您骄傲。先生，我是这样的人。”
对于我来说，学习是真正的斗争。过去，我的年级之所以不断上升只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坏孩子。我是一个有趣的小孩，总让人发笑，很懂礼貌，还满怀敬意，所以老师们都愿意让我通过，但这对我是没有好处的。而现在，华盛顿先生供我所需，他使我有责任感，使我相信我能够处理它，能够实现它了。
在我上中学的最后一年，华盛顿先生成了我的指导教师，虽然我依旧是特殊教育班的学生。在正常情况下，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是不能参加演讲和演出的，但学校为了能够让我和他在一起而做了特别的安排。由于我的学业成绩开始上升，校长也看到了这种结合的既成事实以及他对我所产生的影响。我的声誉也在逐步上升，这在我的生活中还是第一次。我打算同戏曲系的学生一起做一次旅行，并且为了让这次旅行能够走出小镇，我不得不使自己博得他人尊敬，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华盛顿先生调整了我对自身的认识。他给了我一个关于自身的更加广阔的远景，超越了我的智力条件和生活环境。
几年以后，我制作了5部在公众电视上播放的专题片。当我的节目“你应受报答”在迈阿密的电视教育台上播出时，我让一些朋友通知了他。他从底特律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坐在电话机旁期待着。他问：“请问，我能和布朗先生讲话吗？”
“您是谁？”
“你知道我是谁。”
“噢，华盛顿先生，是您吗？”
“你是令我骄傲的那个人，对吗？”
“是的，先生，我正是。”
（莱斯·布朗）
卷四 学与教（之三）
信义、希望和爱
聪明人宁愿看到人们需要他而不是感谢他。
——格拉西安
在我14岁的时候，我被送往柴郡学院去读书。那是一所设在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学校，是专门为家庭有问题的男孩子设立的。我的问题是我的酗酒的母亲，她的狂纵拆散了我们的家庭。父母离异后，母亲一直是由我来照管，直到我在八年级时几乎所有的功课都不及格为止。最后，我的父亲和一位中学校长决定把我送进一所擅长体育而训练严格的寄宿学校（对于我酗酒的母亲也是一个理想的距离），他们认为也许这所学校能给我提供一个从高中毕业的机会。
在柴郡我的新生一年级的入学典礼上，最后一位讲话的是纪检总长——弗雷德·奥利尔，他过去在耶鲁大学时曾是一名泛美橄榄球运动员。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长着双重下颚和粗壮的脖子，看起来就如同耶鲁吉祥物：“叭儿狗”。当他移动他那庞大的身躯向前对着话筒讲话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绝对地静了下来。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高年级学生悄声地对我说：“孩子，千万别让这个人看见你，不论是过马路还是在干别的，总之别让这个人知道你的存在。”
奥利尔先生那天夜里在学校大会上的讲话很简短，主要内容是：“不许！我再重复一遍，不许走出校园，不许吸烟，不许酗酒，不许同镇上的女孩子接触。如果有人触犯了这些规定，将会艿窖侠鞒头！Ａ硗猓腋鋈嘶挂吣阏馔反缆浚 闭蔽乙晕丫崾私不暗氖焙颍忠砸恢只郝统恋挠锏鹘玻骸叭绻忝怯腥擞惺裁蠢训幕埃野旃业拿潘媸倍枷蚰愠ǹ诺摹！闭饩浠霸谖业哪谛纳畲Σ司薮蟮恼鸲？
随着学校里生活岁月的流逝，我母亲的酗酒也开始变得更加严重。她几乎不分昼夜地打电话到我的宿舍，用含糊不清的语句请求我退学回家，同她住在一起。她发誓她一定停止酗酒，而且我们可以到佛罗里达去旅游，诸如此类。我爱她，对我来说，拒绝她是很痛苦，她的每一个电话都搅得我心上下翻腾，我感到自己犯了罪，非常羞愧。我是非常非常的迷乱不安。
一天下午，在一年级的英语课堂上，我正在思考着前一天夜里母亲来过的电话，我的感情战胜了理智，我感觉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因此，我问课堂上的老师是否可以原谅，让我离开一会儿。
“出去干什么去？”老师问。
“去见奥利尔先生。”我回答。我的同班同学都愣住了，吃惊地看着我。
“彼得，你做错了什么？或许我可以帮你。”老师暗示我。
“不！我想现在就到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里去。”我说。当我离开课堂时，脑海里只有那句话：“我的门是敞开着的。”
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是在主体大厅的巨大门廊外，他办公室的门上装有一扇大玻璃，站在外面的人能够看到里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犯了严重错误，他就把他们推进办公室，砰地一声关上门，放下窗帘。你经常可以听到他在里面怒吼：“昨天夜里有人看到你躲在消防站后面同另一个家伙以及镇上咖啡屋的女孩子吸烟了！”那个不幸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无论何时，他办公室的门外总会有一排人，学校里的男孩犯了各种各样的事儿，正夹着尾巴坐在那里。当我在队列中排好时，另一个男孩问我犯了什么错。
“什么错也没犯。”我说。
“你疯了吗？快离开这儿，现在！”他们向我喊道。但我想不出我还能去哪儿。
最后，轮到该我进去了。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这样，我就可以直视到了那严厉的双重下颚。我有些颤抖，感到自己很蠢。但我又疯狂地感到什么事或什么人已经把我推给了这个人——校园里最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的面前。我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你来这儿干什么？”他吼叫着。
“在开学典礼上您说过如果有人有困难，您的门是敞开着的。”我结结巴巴地说。
“进来吧。”他说，同时向我指了指一把绿色的大扶手椅示意让我坐下，然后放下了门上的帘子，走到桌子后面，注视着我。
我抬起头来，开始讲述，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淌。“我的母亲是一个嗜酒者，她喝醉了就给我打电话，她想让我停学回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到很惊恐，很害怕。请不要以为我疯了或者是个白痴。”
我把头埋得低低的，禁不住开始痛哭了起来。我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没听见这位高大的从前的运动员已静静地从他那张桌子后面走了出来。他转过桌子，站在了这个坐在绿色大椅子里哭泣的小男孩的旁边。
一个被上帝遗弃了的孩子处在黑暗、寒冷的角落。
接着，它发生了——由上帝通过人而创造出的众多奇迹中的一个发生了。奥利尔先生的宽大的乎掌轻轻地扰摩着我的肩膀，他的拇指停在了我的脖颈上。
我听到这个令人害怕的严厉的巨人温和地讲：“孩子，我理解你现在的感触。你瞧，我也是个嗜酒者。我愿意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去帮助你和你的母亲，我将让我的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朋友今天就同她取得联系。”
刹那间，我感到片刻的清澈与宁静。我知道事情正在好转，而且我再也不用害怕了。当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遇上了上帝、基督和摩西，真诚、希望和爱对于我第一次变得真实了起来。校园里最令人恐惧的人变成了我秘密的朋友。我总是忠实地到他那里去报到，一周一次。午餐时，每次当我从他的桌旁经过，他总是朝我快速地瞟一眼并友好地眨几个眼睛。这个在校园里因严厉而让人恐惧的人竟然如此温和地、爱抚般地关照我，我的心在骄傲地翱翔。
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他总会在那里。
（彼得·斯拜克）
（道恩·斯拜克和萨姆·道森协助）
牛仔鞋
如果不是为了分担彼此的愁苦，那我们活着还有何意义？
——乔治·艾略特
在本世纪30年代，世界各地的采矿业和制造业都很不景气。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我的家乡，成千上万的男人都走上街头去寻找工作。我的哥哥们就在他们中间。那时候，一家人虽不至于挨饿，却也无法饱食三餐。
因为我是一个大家庭里的许多小孩子中年龄较小的一个，所以我的所有衣服都是从上面传下来的。长裤子被齐膝裁断，裁下来的裤腿被用作补丁或直接加在原裁剩下的裤子上。上衣可以被重复改制。但是鞋——关于鞋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鞋是彻底地贴着地面穿的，它们可以不折不扣地被磨损，只有在脚丫从皮革中拔出来的时候才被扔到了一边。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得到那双牛仔鞋之前，我穿的鞋两边都有裂口，松弛的鞋底前面张着口，走路时发出啪啪的声响，我从一个旧车胎上剪下两根带子，用它把脚趾与鞋底绑在一起，以防止鞋底掉下。
那时，我有一个姐姐，她和她丈夫迁往西部并在科罗拉多州安顿了下来。她总是尽她所能地给我们寄来一些她的旧衣服，以帮助我们渡过困难。
感恩节的前一天，我们又收到了一箱姐姐寄来的这类东西，家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箱子的周围。箱子的角上塞着一双鞋。那个时候，我还没见过那种样式的鞋，不知道那是什么类型的鞋。母亲也不知道，开始努力地猜测。父亲也不懂，所有的孩子也都不懂。她们都同我一样认为这双鞋是我姐姐穿旧了不再穿的。
母亲低头看到了我那从破鞋中伸出来的脚趾头，就俯身把鞋从箱子里取了出来，递给了我。我把手抄在背后不要，环顾家里的人，我开始轻声地哭泣了起来。我的哥哥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嘲笑我或叫我爱哭的小孩，这简直是个奇迹。
这件事在30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想起来依旧是的人心痛。我母亲把我带到一边，告诉我她很抱歉，但的确没有别的鞋能让我穿，而且冬天已经来临了，我不得不穿它了。我父亲拍了拍我的脑袋，但没说什么，我最喜爱的哥哥迈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对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最后，大家都走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穿上了姐姐的鞋。这双鞋呈深褐色，鞋头很尖，跟部加高了。但穿起来感觉挺舒服。我泪眼蒙蒙地注视着鞋子，一个人轻轻地抽泣着。
第二天，我起床穿衣服去上学，我穿的非常慢，并把那双鞋放在最后。我感到我的眼泪又一次充盈了眼眶，但我努力没让它流出来。最后，我终于不得不去学校了，我有意走在了最后。在到达学校之前，我没碰上任何人，但走到校园时，蒂米·奥图尔正站在那里。他是我惟一的敌人，比我年长并高大，同我一起都在米勒小姐教的班级。
他一眼就看见了我姐姐的那双鞋，然后抓住了我的胳膊大声叫嚷：“埃文穿着女孩鞋！埃文穿着女孩鞋！”我本应把他打倒在地的，但他比我要高大得多，也壮实得多。他不让我走，一直闹到有一大群小孩把我们围住了还不肯罢休。我不知道我都干了些什么，但突然校长奥尔曼·韦伯走了过来。
“进来，”他喊，“最后一遍铃的时间到了。”我赶快摆脱了蒂米·奥图尔对我的折磨，跑进了教室。
我静静地坐在凳子上，眼睛望着下面，把脚缩到了凳子底下，但尽管这样也阻止不了蒂米，他继续烦扰着我，毫不停息。他每次来到我的桌子旁，总是手舞足蹈，叫我埃德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