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鸡汤珍藏本-第4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家威廉姆斯·肯尼迪曾著述多篇，但均遭出版商冷遇。直至他的《铁人》一书一举成名。然而就是该书也曾被13家出版社拒之门外。　
　　　●我在这本《心灵鸡汤》在海尔斯传播公司受理出版之前也曾遭33家出版社的拒绝。全纽约主要的出版商都说：“书确实好得很。”“但没有人爱读这么短的小故事。”然而现在《心灵鸡汤》系列在世界范围内售出了1700万册，并被移译成20种文字。　
　　　●1935年，《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的一篇书评把乔治·格斯文的经典之作：《鲍盖与贝思》评论为“地道的激情的垃圾。”　
　　　●1902年，《亚特兰蒂克月刊》诗歌版编辑退还了一位28岁诗人的作品，退槁上写：“我们的杂志容不下你如此热情洋溢的诗篇。”那个28岁的诗人叫罗伯特·普罗斯特。　
　　　●1889年，罗迪亚德·开普林收到了圣佛朗西斯科考试中心的如下拒绝信：“很遗憾，开普林先生，但你确实不懂得如何使用英语这种语言。”　
　　　●当艾利斯·赫利还是一个尚未成名的文学青年时，在4年中他每周都能收到一封退稿信。后来艾利斯几欲停止写作《根》这部著作，并自暴自弃。如此9年，他感到自己壮志难酬，于是准备跳海，了其一生。当他站在船尾，看着波浪滔滔，正欲跳海，忽然他听到所有的先人都在呼唤：“你要做你该做的，因为现在他们都在天国凝视着你，切毋放弃！你能胜任，我们期盼着你！”在以后的几周里，《根》的最后部分终于完成了。　
　　　●约翰·班扬因其宗教观点而被关入贝德福监狱。在那里他写出《无路历程》；雷利爵士在身陷囹圄的13年中写出了《世界历史》；马丁·路德被羁押在瓦尔特堡时译出了《圣经》。　
　　　
　　　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不让暂时的挫折击垮我们。　
　　　　　　　　　　　　　　　　　　　　　　——玛丽·凯　

　　　●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一书的手稿被朋友的仆人不慎当成了引火之物，然而卡莱尔只是平静地从头又写出一部《法兰西革命》。　
　　　●1962年，4名少女梦想开始专业歌手的生涯。她们先是在教堂中演唱并举办小型音乐会，后来灌制了一张唱片，但未获成功。接着又灌制一张唱片，但销路极差。第3张，第4张、第5张直至第9张唱片都未能走红。1964年，她们因《侦探克拉克的表演》，而小有声名，但这张唱片也是订货寥寥，收支仅仅持平。那年年底，她们录制了《我们的爱要去何方》，结果荣登金曲排行榜榜首。黛安娜·罗丝及其“超级者”组合开始赢得国人的认可，引起乐坛轰动，声名鹊起。　
　　　●温斯顿·邱吉尔被牛津和剑桥大学以其文科太差而拒之门外。　
　　　●美国著名画家詹姆斯·惠斯勒曾因化学不及格而被西部军校开除。　
　　　●1905年，艾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博士论文在波恩大学未获通过。原因是论文离题而且充满奇思怪想。爱因斯坦感到沮丧，但这未能使他一蹶不振。　
　　　　　　　　　　（杰克·坎菲尔和马克·维克多·汉森）　
　　　　
从袖手旁观到热心公益　

　　　
　　　上帝拯救那些能够自我拯救的人。　
　　　——木杰明·富兰克林　

　　　一位平凡的妇女向市政当局提出的一项异常简单的请求，竟使一个乌七八糟的街区和生活在其中备受折磨的市民们受益匪浅，甚至于改变了弗吉尼亚州罗奈克市民与市府乃至整个美国和它的人民之间联结和相互影响的方式。　
　　　73岁的芙劳仓·邵希尔并没有掀起以上波澜的意思。她不过是想尽己微薄之力使所在社区变得更好一些。　
　　　于是她跑到市政厅，向一个满腹狐疑的官员请求借一台割草机去清扫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　
　　　许多年了，她走过街坊里巷，对那些颓垣危房、毒品黑市和褴褛的乞丐熟视无睹。1979年的一个礼拜天，在去数堂唱诗班的路上，邵希尔看到一个昏迷的女人躺在杂草丛生的空地上。她想那人是个瘾君子，于是就走开了，但她脑中却无法抹去那名妇女的影子。　
　　　她陷入深思。耶稣基督会教导她如何做呢？她回到家叫上儿子帮助那名妇女摆脱了危险。邵希尔并不知道那妇女的名字和她为什么会昏迷不醒，但这件事使她开始关注社会下层的惨境、贫困和悲哀。　
　　　这位9个孩子（有一个脑子还有毛病）的母亲决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她借来割草机，清出了一块荒地。　
　　　左邻右舍先是感到好奇，继而加入进来。每到周末，15个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在搬运垃圾或是割掉空地丛生的荒草。　
　　　市政当局的官员们注意到一向冷漠的邻里关系开始好转。1980年罗奈克市让邵希尔和她的邻居们参加一项该市与邻近三市合搞的试点工程，目的是帮助市府设立目标，拯救那些贫苦困顿的人们。　
　　　由于邵希尔和其他和她一样平凡的人们的努力，试点很成功。现在罗奈克市有25个街区建立了这样的体系。弗吉尼亚州的其他城市也纷纷仿效。罗奈克模式成了全美学习的典范，政府官员们努力使公民加入到这个体系来。邵希尔和她的组织“西北社区环境组织”荣获1994年的“总统志愿者行动奖”。该奖由克林顿总统发起，意在表彰改变社区状况的志愿者的努力。　
　　　但邵希尔说白宫的认可并不代表着成功。成功在于使那些曾是毒品交易的露天市场变成设施完善的儿童游乐园，在于她的组织能购买住房来作为养育院并能获得市政当局的资助。　
　　　成功还在于能够吸引支持街区服务的人们提供低息贷款；在于能组织更多的业余人员参与社区志愿者活动；在于获得更多的资助。邵希尔说：“看到孩子们回家真让人高兴。我知道他们关心什么，我死之后他们会使这个街区保持下去的。”　
　　　　　　　　　　　　　　　　　　　　　　（托尼·维特）　
　　　　
4000美元的故事　

　　　
　　　张口求人，万事不难。　
　　　　　　　　　——英国谚语　

　　　女儿简娜读高三时获得作为交换学生到德国学习的资格。我为女儿能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感到高兴。但不久负责交换学生的组织通知我们须缴纳4000美元的费用，6月5日之前交上，离现在只有2个月的时间。　
　　　那时我已离婚，带着3个孩子生活。筹集4000美元简直无从下手。我收入微薄，手头拮据，没有积蓄，没有贷款的信用，也没有亲戚能借我钱。那当儿我感到非常无助，好像要我去筹集400万美元似的。　
　　　幸运的是那时我刚参加了杰克·坎菲尔在洛杉矶举办的一个“自尊研习班”。我从中学到了3样东西：第一，要想得到什么，那就得张口；第二，要想得到什么，那就得下点决心；第三，要想得到什么，还要采取行动。　
　　　我决定把这3条原则付诸实施。首先，我写了这么一个表示决心的字条：“6月1日之前愉快地筹集到4000美金供简娜赴德之用”。我把它贴到浴室的镜子上，又复印了一份放到钱包里，以便每天都能看到。我还填了一张（空头的）4000美金的支票放到汽车仪表板上（我每天开车的时间很长，这样的提醒很是醒目）。我又拍摄了一张百元面值的钞票，放大之后贴在简娜床头的天花板上，这样她每天从睁开眼到睡觉之前都有看到它。　
　　　简娜15岁了，是个典型的南加州的少年。她对如此种种近乎荒诞的想法无动于衷。我向她和盘托出这一切的缘由并建议她也写上一份表示决心的誓书。　
　　　现在我的决心已经明确，需要采取行动，向人张口了。我一向自给自足，不依附别人，不向别人伸手。所以对我来说，张口向所认识的亲朋好友要钱已属不易，更何况向陌生人相求呢！但我决定做一下，于我又有何损？　
　　　我做了一张传单，上附简娜的照片和她为何想赴德学习的陈述。底部留一附单，人们何以撕下来连同汇款一起在元月一号前寄还我们，我请求5、20、50或100美元的赞助。我甚至留下一空行，以便赞助者自行填写赞助金额。然后我把这些传单寄给每一位亲朋好友甚至是点头之交的人。我还寄给我工作的办公室、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几份。我查询了本地30家服务机构的地址，也给他们邮了些。我甚至给航空公司去信请求他们让简娜免费乘机赴德国。　
　　　报纸没有刊文帮我呼吁，电台无动于衷，航空公司也回绝了我的请求。但我继续求助，继续发我们的传单。简娜开始梦想意外之财了。随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开始收到资助了。第一笔5美元，最大的一份馈赠是亲朋好友的800美元。大多数是20或50美元，有的是认识人寄来的，有的则来自索昧平生的人。　
　　　简娜对这种构思着迷起来，她开始相信这能使她如愿以偿。有一天她问我：“你认为用类似的做法能让我考到驾驶执照吗？”我保证说可以。她试了试，果然拿到了驾驶执照。到6月1日时，我们竟收到了3750美元。真让人激动不已。然而尽管不错，对还差的250美元如何等措，我还是一筹莫展。6月5旧之前还得想法弄到这250美元。6月3日那天，电话铃响了，是镇上一家服务机构的女士打来的。她说：“我知道我已过了最后期限，现在是不是晚了点？”　
　　　我回答道：“不晚。”　
　　　“那好。我们真想帮帮简娜。但只能给她250美元。”　
　　　总共加起来有两家机构和23名资助者使简娜梦想成真。在德国的1年中，她给他们去过好几次信谈她的经历。回国后简娜还在那两家机构作了演讲。对简娜来讲，从9月到5月在德国沃尔森的交换学生的生活是一段美好的经历。这拓宽了她的视野，使她对世界和人类有了新的理解。从那以后她在欧洲漫游，在西班牙工作了一了夏季，又在德国工作了一个夏季。她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作为美国服务志愿队在佛蒙特的一家艾滋病防治机构工作了两年，现在正在攻读公共健康管理的硕士。　
　　　简娜赴德后一年，我重新寻觅到一生所爱，还是用的那3种方法。我们是在一次“自尊研究会”上相遇的，结婚后又参加了“夫妻研习班”，之后的7年里我们到各州旅行和长驻，其中有阿拉斯加州。我们还在沙特阿拉伯住过3年，现在我们住在亚洲。　
　　　像简娜一样，我开阔了眼界，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这一切归功于我学会了对所想得到或成就的物和事，要一张口、二下决心、三采取行动。　
　　　　　　　　　　　　　　　　　　　　　（克劳德特·亨特）　
　　　　
改变我一生的一次经历　

　　　
　　　我已经学会尽可能小心地使用不可能一词。　
　　　　　　　——温何·花·布劳恩　

　　　两三年前，一次经历影响了我的信仰体系，以至于永远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那时我参与了一个名为“生命之泉”的意在开发人自身潜能的组织。我和其他50人还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领导才能工程”的培训。某周的例会上，大家提出了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举措，从那天起，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这项举措意在为洛杉矶市1000名无家可归者提供早餐。此外还要求搞些衣物来分发给他们。最要紧的是，我们还不能自掏腰包，不能动用本人的一个子儿。　
　　　可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在餐饮业或类似行业里工作，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不是勉为其难吗？”然而我们还被要求在周六上午做好所有这一切。现在已经是周四了，我更加预感做成这件事简直是太不可能了。我想不光是我一个人如此认为。　
　　　环顾四周，我看到50张板得紧紧的、好像刚刚擦过的黑板的脸孔。没有一个人对怎么着手这项工作有一点头绪。然而更意想不到的是——既然没有人站出来表态服输，那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说：“是，可以，我们一定能做到，没问题。”　
　　　于是一个人提议道：“那好，我们要分一下组。一组去搞食物，一组去搞厨具。又有一个人说：“我家有台卡车，可用来拉家什。”　
　　　“太棒了！”我们叽叽喳喳地叫起来。　
　　　又有人补充道：“还要一组负责招待和募集衣物。”我还未及多想，就被任命为联络组组长了。　
　　　到凌晨2点钟，我们列出一个单子，写下所能想到的应做的每件事，然后把任务分配给每个小组。之后回家小睡一会。我记得我把头搁到枕头上时还在念叨：“上帝，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一点头绪都没有……但是我们要全力拼一下。”　
　　　6点钟，我被闹钟吵醒，几分钟后，2名组员来了。我们仨个和组里其他人要试着在24个小时之内为1000名无家可归者提供早餐。　
　　　我们翻出电话号码簿，给我们列出的每一个也许能帮上忙的人打电话。我第一个电话打给范恩合作总社。听完我的说明，那边告诉我说他们必须递交一份要求供给食物的书面材料，而且需要2周才能获准通过。我耐心地解释说我们等不了2个礼拜，我们需要当天弄来，最好在天黑之前弄到。那个部门经理说她一个小时后给我回话。　
　　　我又给西贝格尔公司打电话，重申了我们的要求。老板爽然同意，真让人喜出望外。我们一下有了1200个过水面包圈。等给扎基农场打电话想从那里搞到些鸡肉和鸡蛋时，我的呼机响了，同伴告诉我说他在汉森果汁公司搞到了一卡车新鲜的胡萝卜汁、西瓜汁及其他种类的鲜果菜汁，汉森公司愿意把它们捐赠出来——这就像一个明确的本垒打让左右卫忙乱起来。　
　　　范恩合作总计的部门经理回电话说她为我们搞到了各类食品，包括600个面包。10分钟后又有人打来电话说他们打算捐献500个玉米煎饼。实际上，每10分钟都有一个组员打来电话告知他搞到了多少多少的东西。“哦，难道我们真能把这桩事办好吗？”我不禁想。　
　　　经过18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我最后在半夜时驱车到翁绍尔面饼圈公司去拉800个面饼圈。我把它们小心地码在客货两用车车厢的一边，这样我就有地方去装那1200个过水面包圈（我已定好5点钟内去拉它们）。　
　　　经过几个小时必要的休息，我跳进车里，在西贝尔格公司的催促下，装上那些过水面包圈（这时候我的车子闻起来像个面包炉）。然后直奔洛杉矶。已经是周六早上了，我真有些疲惫不堪。5点45分，我把车开进停车场，看到组员们在搭设工作炉、给氦气球充气，设置简易厕所——我们什么都想到了。　
　　　我赶紧下车开始往下卸成袋的面包圈和一箱箱的面饼圈。上午7时，停车场门前排起了长队。我们赈施早餐的消息在附近的贫民窟中不胫而走。排队的越来越多，一直延伸到街上，绕了整个街区一圈多。　
　　　7点45分时，妇女甚至连小孩也加入就餐的队伍中。他们的盘子中装满了热炸鸡、煮鸡蛋、玉米煎饼、面包圈、面饼圈和其他食品。旁边是一堆堆叠放整齐的衣物。到天黑时，这些衣物都会被领走的。喇叭里响着激动人心的演说：“我们就是世界。”我面前人头攒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肤色，都在尽情享用着早餐。到上午11点，食物发放完毕，总共让1140名无家可归者吃上了早餐。　
　　　后来自然而然地，我们工作人员和无家可归者在一片欢欣鼓舞中随着音乐跳起舞来。两个无家可归者来到我身边，说这顿早饭是给